各位群友，晚上好！前几次讲座，我们学习了“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今天我们接着讲《诚意章》的最后一段之中的“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顺便说说“法治”与“人治”的问题。
【33】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论语·颜渊》篇里面也有这段话，这段话的意思是：审判诉讼案件，我也会跟别人一样，可是，仅仅能把案件审判明白是不够的，一定要致力于使人们没有什么案件可审判。
【甲】听讼前提是有讼，须问诉讼为何生。物生而蒙继以需，需为饮食生争讼。
《周易·序卦传》说：“屯（zhun1)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
这里所说的是《易经》卦序之中的道理，这也是天地万物之理。意思是说，“屯卦”体现的是万物初生时的样子，万物初生一定是处于蒙昧状态，人也是如此，所以，乾坤两卦之后就是“屯卦”，“屯卦”之后则是“蒙卦”。
既然处于蒙昧状态，当然需要启蒙。人出生之后，虽然有“恻隐之心”为“仁之端”，有“辞让之心”为“礼之端”，有“羞恶之心”为“义之端”，有“是非之心”为“智之端”，
但是，“百姓日用而不知”，惟有通过教化，使之认识到这“四端”，然后知道修养扩充，至少知到“孝悌忠信”，这个过程就是“启蒙”。
《彖（团去声）传》说：“蒙以养正，圣功也。”通过教化而使人脱离蒙昧，走上圣贤君子之正道，这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天地之道，在于使万物生生不息。万物既生，当然要养育，而使之不受伤害；人之既生，不仅要启蒙教化，而且还要使之衣食无忧，尤其是饮食，所以，“蒙卦”之后就是“需卦”。
“需卦”是饮食之意，饮食本身不算“人欲”，但是，当为了饮食而不顾良心、良知的时候，也就是“人欲”；当“人欲”强到泯灭良心良知的时候，便是“邪恶”了。
一旦“人欲”膨胀，也就必然有争讼之事发生，大多是为利欲而争讼，或者为观念而争讼。《象传》说：“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
所谓“天与水违行”，是因为“讼卦”的上卦是“乾天”，下卦是“坎水”，可是，天气上行，水势下行，方向相背离。
如果说上卦的“乾天”体现的是“天道”，下卦所体现的是“人欲”，那也就意味着人们陷入对“人欲”的追求之中，而违背“天理”，在此情况下，争讼就是必然的了。
卦辞中说“利见大人”，《象传》中说“君子以作事谋始”，意味着平时注重修养而成为君子的人，在此时也就是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彖传》说：“利见大人，尚中正也。”意味着因为“大人”能够“中正”，所以才能公正断案。而“君子以作事谋始”则意味着，君子固然能断案，但是，使人没有争讼，才是君子“作事谋始”之“先务”。
【乙】大人制法能合仁，君子听讼可行义。仁人在位不设网，小人执法难以立。
何谓“大人”？《周易·文言传》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和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也就是说，大人通达天地之道，有天地好生之德，心智明达如日月，言行无不合时宜，事功无不合道义，发于心者无不合天，天所示者无不遵行。
这样的“大人”来制订法律法令，才能贯穿仁心；能贯穿仁心，所制订的法律法令才能既符合天理，又符合人情。
如果现实之中没有这样的“大人”，那么，修养成德，而又遵循圣人之道，然后来制订法律法令，虽然未必全仁，但能尽可能避免不仁。
如果身居高贵之位，却无“大人”之德，又不遵循圣人之道，而只从私心私利以及保护每人的私心私利出发，所制订出来的法律法令虽非全不可取，但终究难以合仁义。
“听讼”之人，有仁心而遵法，然后能做到“公正”。“听讼”之人有仁心，而法不善，也可以将不善降低到最低。
如果听讼者没有仁心，即使有符合仁义之法，这仁义之法也难以贯彻落实；如果听讼着没有仁心，法又不善，那么，要想“听讼”公正，恐怕是不可能的。
因此，人能立志学习圣贤君子之道，然后可以为“士”；“士”能“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然后能成为“君子”。
“小人喻于利”，所以，如果是小人“听讼”，也必然从利害上看待一切，不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不承认人人有“恻隐之心”，那么，公正难求，冤案必多。
惟有君子，从仁心出发去听讼，依据善法而断案，然后能公正明达，无不合义。孟子说：“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小人听讼断案，昏于利欲，不明义理，所以，自身“昏昏”，不可能“使人昭昭”。至于那些贪官污吏，满心私欲名利，更会把人本来“昭昭”的事情弄成“昏昏”。
儒学有“道德礼乐政刑”六个方面，这六个方面是贯通一体的。其中的“刑”，首先是“型”，也就是告诉人们标准，确立典范，使人知到遵守标准，学习典范。
如此之后，才不得已而用“奖罚赏惩”。“奖罚”是从功过而言的，所以叫做“奖勤罚懒”；“赏惩”是从善恶而言的，所以叫做“赏善惩恶”。
“奖勤罚懒”，其目的是为了劝勉其勤，使懒惰者不再懒惰，所以，“奖勤”在前而“罚懒”在后。“罚懒”未必能使之变“勤”，只是为了不伤“勤”。
“赏善惩恶”，其目的是为了勉励善行，使恶者不敢再作恶，所以，“赏善”在前而“惩恶”在后。“惩恶”未必能“赏善”，只是为了不伤“善”。
“奖勤罚懒”，可以用功利，而“赏善惩恶”，则需要用名义。假如用“功利”去“赏善惩恶”，未必能有效。
偏重“奖勤罚懒”，却不“赏善惩恶”，则难以正人心，难以使风俗淳厚；偏重“罚懒”而不“奖勤”，则伤害“勤者”；偏重“惩恶”而不“赏善”，则伤害“善者”。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犯法者，必然是因为违背了正道而造成了伤害，所以，“惩”之是为了使之“改过自新”而“归正”，犹如治疗病人而使之康复。
孟子说：“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网）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网）民而可为（围）也？”
如果没有事先的教化，没有事先的典范，而只是制订法律法令的科条，等待着有人犯法就加以制裁那就是设置陷阱罗网，终究缺乏仁爱之心。
【丙】争讼已生害已成，亡羊补牢未为晚。国人当今尚法治，崇洋之风尚难免。
即使有大人制法，有君子听讼，毕竟也是在争讼已生、祸害已成的情况下解决问题，相当于“亡羊补牢”而已，已“亡”的“羊”回不来了。
所以，善于“听讼”，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则在于“无讼”。大家都能看到“耶稣教”国家重视“法治”，所以，往往也尊崇“法治”。
须知，耶稣教国家除了“法治”之外，还有“耶稣教”那种“使人向善”的教育。如果我们学习了他们的“法治”，也引进他们的“耶稣教”，那就是“全盘西化”了。
中国传统文化，不是不重视“法治”，但不是“耶稣教”国家的那种“法不容情”之“法”，而是“合情合理”之法。
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有从人道出发、遵循天地之道的“四书”、“六经”来行教化，这种教化，不仅能“使人向善”，而且能“使人至诚至善”。
百余年来，中国人在“欧风美雨”的吹打下，或者被迫或者自愿地接受了“法治”，而把中国的治国方式称之为“人治”并加以批判。
最近几十年，随着《秋菊打官司》之类的各种作品的舆论宣传，这种观点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强，许多国人都倾向于此了。
这也难怪，毕竟中国从清代中后期就受到列强的侵略和欺辱，几乎到了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爱国志士一时之间在国内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就把目光转向了列强。
一开始是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是，后来逐渐变成了“师夷之长技”而不是为了“制夷”了，而是要比学习“夷狄”而赶上“夷狄”，甚至要比“夷狄”更强大。
当“夷狄”通过“弱肉强食”的霸道手段得到财富之后，擦干了血迹，藏起了屠刀，用那些抢夺和欺骗来的财富，建造其了他们的“美丽家园”，
并从全世界收买了人才，为他们创造财富、设计“制度”、创造“技术”和“理论”。这样一来，他们有了凭借人类的聪明才智所设计创造出来的“最不坏的制度”。
在此情况下，“夷狄”的诱惑力进一步加强，甚至被当成了理想。再加上“十年浩劫”期间，我国政策上的一些错误和失误，当时，我国又“贫穷”又“落后”了。
然后就是“改革开放”，我们把“国门”向西方列强敞开了，国人忽然发现，西方列强没有“腐朽、反动、垂死”，而是恰恰相反；
于是，我们积极地学习列强的技术，从列强那里引进“人才”和“资金”，全民学习英语，我们的心愿在于使我国能有朝一日跟那些列强一样“富强”，甚至超过他们。
但是，当时，“国门”是敞开了，但是，通向中国传统的大门却没有敞开，而且百年反传统所导致的对中国圣人、中国经典、中国历史的歪曲和批判还深入人心。
于是，国人一时之间都把目光转向了列强，羡慕和赞美之声由衷地产生。“改革开放”之初，国人充满干劲和豪情，要“玩命的干，拼命的玩”，要尽快地“赶英超美”。
可是，随着中国“富强”的脚步，不久之后，人们发现，中国“道德滑坡”了，“人情淡漠”了，“礼义廉耻”几乎都要失去了。
因为当初没有“以义为利”，而是“以利为利”，所以，把“饱暖”和“礼义”分割开了，于是，在“饱暖”之后，走上了“思淫欲”的邪道。
贪官污吏、寡廉鲜耻的人多了，不忠不孝的多了，生存环境恶化了，有的国人开始搬家到列强那里去了，有的国人大力主张用列强的方式方法解决中国的问题。
当然，也有的国人认识到了问题之根源，在于中国舍弃了圣贤君子之道，而走上了列强的夷狄之道，开始学习和倡导中国传统文化。
最近几年，学习和倡导中国传统文化的风气，从民间开始而扩大到了官方。然而，列强的长期和大力的影响，不是一时之间可以消除的。
所以，把中国传统的治国方式称为“人治”并加以否定的人还有很多很多，为了快速而有效地解决国内的问题而倡导“法治”的更是大有人在，但都是为了解决问题。
我们想一想，如果是由没有仁心的人来制订政令、法律法令，设计制度，那么，最好的状态也就是像当今的列强那样，甚至还不一定能达到。
再说，无论多么好的政令、法律法令和制度，执行者没有德行，没有责任感，却充满私心私欲，好的政令、法律法令和制度能得到贯彻落实吗？
当今，用“法制”来治国，是不可少的，相当于“治标”、“治病”；用“君子之道”来治国，更不可轻视，因为这相当于“治本”、“固本培元”。
治国之道，在于标本兼治，而且以本为重、以本为先。正所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治标”而不“治本”，后患无穷。
【丁】自身能正可正人，不教而杀是不仁。争讼始于有私欲，隐忍不如能静心。
违法犯罪者都能被抓获，都能得到公正的审判和惩罚，往往“大快人心”，而且能显得“成绩卓著”，但终究不如减少违法犯罪者，减少受审判和受惩罚的。
违反犯罪者，本来跟众人一样，也有“恻隐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为什么会违法犯罪呢？无非是因为利欲熏心。
“熏心”的“利欲”不除，惩罚一批违法犯罪者之后，又会有另一批违法犯罪者产生出来，层出不穷，能惩罚得过来吗？
本来是可以不违法犯罪的人，却违法了，犯罪了，是谁的责任？本来可以不受违法犯罪者伤害的人，却受到了伤害，是谁的责任？
没有礼义教化，必然会有这样的后果。我们且不去追究责任，我们再想一想，那些违反犯罪的人以及那些受到伤害的人，都是跟我们一样有血有肉有亲人的人。
那些被违法犯罪者伤害的人，当然是受害者，为他们主持公道而惩罚那些违法犯罪者也是理所应当。但是，因为没有受到教化而受法律惩罚的违法犯罪者，又何尝不是受害者呢？
教化固然不能完全消灭违反犯罪，但可以尽最大可能减少违法犯罪。通过惩罚以及惩罚的威胁去制止犯罪，虽然见效速且大，但是，终究无法根治。
孔子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又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道德经》说：“民不畏死，何以死惧之。”
“无讼”，不是不让人诉讼，不是不让人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更不是让人们放弃原则而“隐忍退让”、“忍气吞声”。
从掌权者而言，在于教化和政令；从个人而言，则在于清心寡欲，在于以身作则。无私欲则不争，不争则无讼。即使是能节制私欲，也可以不争。
唐朝的时候，有个信封佛教的诗人，名叫王梵（饭）志，他有一首诗说：“我有一方便，价值百尺练：相打长伏弱，至死不入县。”
所谓“至死不入县”，是说就是一辈子不去衙门打官司，即使是被打死也不去打官司。虽然这种说法不能完全否定，但是，也不能大力提倡。
因为这不是“无讼”的意思，也不是“谦虚礼让”，而是“退让隐忍”的意思。这样，恶者和懒者得不到惩罚，善者和勤者得不到“奖赏”，毕竟不是正道。
《增广贤文》中说：“饶人不是痴汉，痴汉不会饶人。”这是“宽容”的体现，不是“忍耐”，更不是“纵容”。
古人说：“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这里所说的，只能对“非原则性问题”可以适用，而对“原则性问题”却不适合。
而且“忍”字的含义根本不是当今世俗的意思。《说文解字》说：“忍，能也。”那么，“能”又是什么意思呢？
《说文解字注》说：“能者，熊属。能兽坚中，故贤者称能，而强壮称能杰。凡敢于行曰‘能’，今俗所谓‘能干’也；敢于止亦曰‘能’，今俗所谓‘能耐’也。”
“‘能’‘耐’本一字，俗殊其音。‘忍’之义亦兼‘行’‘止’。敢于杀人谓之‘忍’，俗所谓‘忍害’也；敢于不杀人亦谓之‘忍’，俗谓之‘忍耐’也。”
“‘先王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政’中，皆兼斯二者。”关键在于，义之所在，则敢杀该杀之人，敢不杀不该杀之人，这才是忍。
如果是无原则的“隐忍”，那么，也就是“忍气吞声”把气强压在心，则有两种结果，一是在忍气吞声中伤己，一是在忍无可忍的时候爆发而伤人。
君子的修养在于“人不知而不愠（运）”。人能在遇到任何情况时都心平气和，不患得患失，当然也就不会有争讼之事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