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群友，晚上好！上次讲座，我们学习了“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今天我们接着讲“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
【34】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
【甲】政令措施失其道，民心必然散且失。纵然破案审案好，怜悯哀痛当自知。
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说明诉讼已经发生之后，要公正的审理，要量罪以罚，这是执法者的职责。破案多，审案多，这是事绩，不是政绩。
在这个职责的落实过程中，执法者也不能失去良心良知。曾子名叫“阳肤”的弟子要去做审案的“典狱官”，当时叫做“士师”。
临上任前，阳肤去向曾子请教应该坚守的原则。曾子告诉他的是：“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案件多，罪犯多，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上失其道”。也就是说，身在上位的“领导们”发布的政令不符合正道，所推行的教育也不符合正道。
难道那些身在上位的“领导们”故意违背正道，却偏偏要去走“旁门左道”、“歪门邪道”吗？除非这些“领导”别有用心或者是痴呆愚蠢，都不会故意走“旁门左道”、“歪门邪道”。
身在上位之人，走上“旁门左道”或“歪门邪道”，不是因为良知被自己所蒙蔽，就是因为被别人所蒙蔽，再不然就是自暴自弃。
在此情况下，“上失其道”了，所以，“民散久矣”。因为身在上位之人，政令不正，教育不正，必然不得民心，即使是原来所得到的民心也会失去。
虽然“民心涣散”了，但是，在“天数未尽”的时候，毕竟还需要有官员。身居官员之位，就应该恪尽职守，就不能失去良心良知。
有良心，虽然未必能“行善”，但是，决不至于“行恶”；有“良知”，虽然未必能“知善”，但是，能清楚“何谓恶”。
“典狱官”在“上失其道，民散久矣”的情况下，怨恨其上无益，怨恨其下也无益，所能做的就只能是恪尽职守，守住良心良知。
曾子告诉阳肤的做法，就是守住良心良知的做法：“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也就是说，纵然把案件审判得多么明白，都要保持住怜悯哀痛之情，而不要感到喜悦。
为什么要怜悯哀痛？因为被审判的这些“犯人”为什么会犯法？在“上失其道，民散久矣”的情况下，不是因为迫不得已，就是因为无知无识而犯法。
所谓迫不得已，是为生活所迫，亦即民不聊生，才导致铤而走险；所谓无知无识，是缺乏教育，这同样是朝廷官员的失职。
因为如此而导致案件增多，犯人增多，即使破案率非常之高，即使审判得非常公正，有什么可高兴的呢？这些违法犯法的人，也是受害者呀！
所以，孔子说“必也无讼乎”，这是说没有争讼之事发生才好，这才是执政者应当力求达到的理想，而不是破案率多么高，不是抓获的罪犯多么多。
建造那么多法院、监狱，不如多建造一些学校、住宅；培养那么多法官、律师，不如多培养教师以及知书达礼之人。
【乙】道之以政齐以刑，民求免罪而无耻。纵然使人守法纪，终究难以成善事。
“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权利”，这当然不是错误，不过，一个整天防备着别人、出了一点问题就去诉诸法律的社会，绝不是理想的社会。
一个尔虞我诈、人人自私自利的社会，也不是理想社会。比如说，发现了假币之后怎么办？如果绝大多数人都想到赶紧上缴销毁，那么，假币就不会造成很大危害。
假如绝大多数人都想到的是，赶紧想办法花出去，千万别“砸”到自己手里，那么，假币就很容易泛滥成灾。
当一个社会的家庭关系、人际关系、国际关系、人与万物的关系，都要凭借法律才能得以维持的时候，这个社会也就失去了自知、自觉，失去了彼此信任，失去了人情。
“无讼”虽然未必就是理想社会，但是，理想社会必然是“无讼”的社会。如何做到“无讼”呢？只能从政令和教化入手。
孔子说：“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里说了两种治国的方式。
前一种是最常见的，也是一般人最容易接受的方式：“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也就是说，用法制禁令引导国人，有不服从引导的人，就用法律法令加以惩罚。
其实，“道之以政”，是把法制禁令作为国家的最高标准，具体落实为强调国家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最高威权”；
“齐之以刑”，是把“遵纪守法”作为国家的底线，具体落实为“行政处罚”和“法律制裁”，究其实质，就是用名利的得失、生命的予夺作为治国的手段。
邵康节先生曾经说过“以道治国”、“以德治国”、“以功治国”、“以力治国”四种情况，“道之以政”是“以功治国”，“齐之以刑”则是“以力治国”。
这是把国人全部地、永远地停留在“小人”的层面上，否定圣贤君子的存在，好比说把所有人都看做是名利之徒，即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用这种方式治国，就不能使国民知到“义”，而只知到从利害得失去考量一切，因此，“民免而无耻”。
何谓“民免而无耻”？亦即庶民只想为了避免受刑罚而不敢作恶，作恶之心还在；一旦作恶之后，就只想苟且逃脱刑罚，而不知何谓礼义廉耻。
也就是说，这样做的最好状态，只能是使人不敢违法犯罪，却无法使人向善；然而，一旦违法犯罪之后，为了逃脱惩罚，为了活命，就更加无所不为、无恶不作了。
【丙】道以之德齐以礼，庶民有耻且迁善。耻于无礼则远恶，见贤思齐则向善。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根本不可能达到“无讼”。要想“无讼”，只能“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有耻且格”。
怎么去“道之以德”？朱子说“言躬行以率之，则民固有所观感而兴起矣”。这里所说的“躬行”二字非常关键。
对于一个人来说，“德”犹如一棵树的“树根”，是人们平时看不到的；“言行”则犹如从“树根”生长出来的“树干”、“枝叶”。
“德”不是人自己讲说出来的，就像树木不能自己把树根显示给众人看。有“德”之人，其“德”必然显现于言行之中，其感召力也由此而来。
当有德之人得到众人的拥戴和敬重之后，众人不仅能受其行为的感召，而且能心甘情愿地相信他所说的话，这就是对庶民最有效的引导。
有人给自己找借口说：“有德的人，才能‘道之以德’；我没有那么高的‘德’，只能‘道之以政，齐之以刑’。”
“人之初，性本善”，能修养此“善”，也就可以成“德”。如果说：“我当初没有修养，现在已经来不及了。”这也是借口，甚至可以说是“自弃”。
只要认识到“人之初，性本善”，从此开始修养自己，也就没有什么来不及。即使你不承认“性本善”，而承认荀子所说的“性本恶”，也可以通过学习而达成其善德。
“仁义礼智信”为“德”，要拥有此“德”就需要“修养”。如果放弃“修养”，那么，当初的那一点“善”也会被私欲所蒙蔽而不见。
“道之以德”就能感化、教化所有人吗？当然不可能。所以，众人必然会有朱子所说的那种“浅深厚薄之不一者”，这就需要“齐之以礼”。
“礼”是什么？首先，是要知到在什么时间、什么地位的时候，该说什么、做什么，该怎么说、怎么做。一个人连这些也不知到，且不说能不能挺立起来，甚至连立足都不可能。
其次，《礼记·曲礼上》说过，圣人制礼，是为了使人自己知到如何区别于禽兽，是为了使人知到“自卑而尊人”，也就是“谦逊”、“辞让”。
所谓“齐之以礼”是一种什么状态？当自己的言行无礼的时候，则羞愧难当；当看到别人言行无礼的时候，则嗤之以鼻。
“无礼”并没有达到“违法犯罪”的程度，在有“无礼”言行，或者通过个人自责悔愧而解决问题，或者通过社会舆论谴责而解决问题，那么，争讼之事必然极少。
有“道之以德”，则能使人修身向善；有“齐之以礼”，则能使人知耻远辱。人们能以“无礼”为耻，也就不至于“违法犯罪”；人们有“见贤思齐”之心，也就能向善近善。
以上所说的“政”、“刑”、“德”、“礼”四者是什么关系呢？朱子说：“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
要治国，不能没有法制禁令而使人知到什么话不可说，知到什么事不可做，而后对违背法制禁令的言行加以惩戒。所以，“政”与“刑”不可忽视。
但是，有“德”，然后所制订的法制禁令才能是“自正正人”之“政”；有“礼”，使人知到什么话该说、什么事该做，然后能避免说不该说的话，避免做不该做的事。
【丁】无情不得尽其辞，耻于不诚与不敬。庶民志大而敬畏，无讼之道方可成。
不诚不敬，不足以成礼。不诚不善，不足以成德。因此“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就需要从避免不诚、不敬、不善入手。
既然是做人做事，就不能不顾“情”，但也不能照顾“情”而不照顾“理”。“合情合理”方好。要说明什么叫做“无情者”，我们需要先说说这里这个“情”字的意思。
人心遇到外事外物而后动，人心一动，则情生。人见美好之色而喜悦，人闻恶劣之味而厌恶，都是自然而然之情，不可谓之“不诚”。
如果说见到美好之色而喜悦了，就不忍心看到有人去损害这美好之色，进而爱惜和保护这美好之色，这是“真情”和“正情”。
如果因为见到美好之色而喜悦了，就不顾一切地想要据为己有，就从“情”而转为“欲”了；如果为了自己得到而伤害其他，乃至自己得不到也不让别人得到，那就是“恶”了。
如果有人堕入恶臭的粪坑之中，即使厌恶恶臭，仍然要去救人，这是“恻隐之心”不受“情”的左右和蒙蔽；
如果因为厌恶恶臭而不去救人了，那么，“恻隐之心”因“情”而失去了，那么，依据孟子所说的“无恻隐之心，非人也”，这个人不能算是“人”了，哪里还有“人情”呢？
心动而后情产生，可是，真情、正情都是保持着“恻隐之心”的。就从“情”字的写法来说，其中的“青”字是东方之色，与“仁”相对应，因此，背离仁义之情便非“人情”。
所谓“无情者”，也就是没有真情正情的人，也就是虚伪、狡辩之人。这样的人也就是引发“争讼”的“肇事者”。
“无情者不得尽其辞”，不是不让这些“无情者”说话，而是通过“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而使之“有耻且格”，也就是知道礼义廉耻。
当国民能够知到礼义廉耻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基本的良心和良知还在。要说的话语一旦违背良心和良知，国民就知到说出来就是耻辱，争讼之事当然也就可以避免。
那么，“大畏民志，此谓知本”是什么意思呢？庶民之“志”，往往不“大”，往往不知“敬畏”。这在《论语》中有很多论述，此不赘述。
通过“德”与“礼”的教化，使庶民之志由小而大，由仅仅知到“畏惧”而能有所“敬畏”，这样，也就意味着民风越来越醇厚，“无讼”之道也就由此而成。
能知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不可谓之“知本”；能知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而且能知到从“大畏民志”做起，然后可以谓之“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