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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

今天，我们先来学习其中“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这一段话，反复品味涵泳，理解其义，指导我们做人做事。

【1】大学所传君子道，愿学便须修自身。莫道君臣才该学，你我均应学做人。

“是故”是什么意思？直接从字面来说，是“因为这个缘故”的意思，用“因此”来解释它，可谓最合适不过了。

其中的“是”所指的是什么？就是上面所说的一段话：“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

接下来的“君子”二字，非常值得我们注意。我曾经多次听到有人跟我说过：“应该让国家各级领导来学习《大学》。”

大家说得不是不对，但不是全对。为什么？因为庶民无不殷切期望在君臣之位的人都是“仁民爱物”的尧舜。

可是，我们固然殷切期望着已经在君臣之位的人成为尧舜那样的君臣，但是，未来的君臣从何而来？难道不就是从现在的庶民中来吗？

如果庶民不注重修身，那么，君子从何而来？如果不是君子，身在君臣之位的时候，也许可以成为一个不算坏的君臣，却不可能成为尧舜。

正因为如此，所以，《大学》开头就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在这里直接使用“君子”这个词，所指的就是所有要学习君子之道的人。

再说，《大学》这一篇的题目，就告诉了我们，这一篇经文所讲的就是“君子之道”，就是“大人之学”，那么，是不是已经是“君子”、“大人”之后再学《大学》呢？

从《大学》的下文来看，其中有“君子有絜（协）矩之道”之说，说白了，就是君子的“自我端正之道”，也就是说，只要是学习君子之道的人，就都应该如此。

所以，经典虽然不是每个人必须要学习的，却是人人可以学习的。自己愿意来学习的，就是要学习君子之道、圣贤之道。

圣贤君子之道，不是专门用来责备别人的，更不是用来欺骗别人的，否则，也就违背了“忠恕”一贯之道。

《大学》在当初是“太学”（国子监）所要学习的课程，是学习好了再择优任用，而不是已经做了官之后再到“太学”来学习。

孔子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失）于有政。’是亦为（围，下同）政，奚其为为政？”

意思是说，《书经》中说：“孝子尽到自己的孝，对兄弟尽到友爱之情，把此心落实在自正正人的言行上。’这也就是在从政，（否则），难道必须身居君臣之位才能叫做从政吗？

【2】诸字可分为之于，之字所指在仁让。求字本是皮作裘，所求必然有损伤。

接下来，我们说说“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把这句话直接解释出来，可以这么说：自身具备了，然后才可以期求别人如此。

其中的两个“诸”字，都是“之于”的合音。“有之于己”和“求之于人”，其中的“之”是什么呢？

要直接找到这个答案很不容易，所以，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找答案，那就是从“求”字入手。也许明白了‘求’的含义，也就能明白“之”所指的是什么。

段玉裁先生《说文解字注》说：“此古文‘裘’字，后加‘衣’为‘裘’，而‘求’专为‘干（甘）请’之用。”

据此说来，“求”字本来就是“裘”的本字，后来，“求”字被永久借走，去表示“干请”之义了，“求”的本义完全由“裘”字担当了起来。

可是，借用“求”字来表示“干请”之义，总不可能是无缘无故的，我们无法去问当初造字、用字的先贤，其中就是使何缘故，只能我们自己从情理上去寻找。

怎么从情理上去寻找？“求”既然是“裘”的本字，那么，就需要知到，“裘”是用禽兽的毛皮做成的，大概这就是寻找答案的方向。

从用禽兽的毛皮做衣服，我想到了“与虎谋皮”的故事。用来做裘衣的毛皮，无论是取向老虎谋，还是向其它禽兽谋，任何禽兽都不会自己把毛皮给人。

“裘”是人从禽兽哪里谋取毛皮做成衣服给人穿，由此推究，一个人想要让别人拿出自己的东西来帮助自己，也就与“裘”字有相通之处了。

因为想要得到的东西本来是属于别人的，要从别人那里拿过来为自己所用，所以，“求人”是比较困难地事，也是一般人不忍去做的事。

“期求”、“要求”、“请求”、“追求”、“谋求”等等，含有褒义；“谋求”、“所求”、“索求”等等，不褒不贬；“干求”、“强求”之类，则有贬义。

“有诸己而后求诸人”，这里的“求”只能是“期求”的意思。自己有了以后，才能期求别人也有的，会是什么东西呢？

从以上所说的“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来说，自己先要拥有的只能是“仁让”之类“善”，而不能是“贪戾”之类的“不善”。

君子自己有“仁让”的德行，然后才能期求别人也有“仁让”的德行。要得到禽兽的毛皮来做裘，禽兽当然不愿意；期望别人“仁让”，为什么还要用“求”字呢？

【3】立志仁让须毅力，欲学君子此为先。仁让从心无所求，犹如流水出泉源。

几乎人人都会认为“仁让”是“美德”，为什么还会用“求”这个字呢？因为在君子看来，“仁让”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德行。

如果有一丝一毫利害得失的计较，那就不是“仁让”。然而，如果是“喻于利”之人，就会认为“仁让”就是“自己吃亏的事”，是“傻瓜才会做的事”。

“喻于利”之人，在自己遇到“仁让”之人，并从中受益的时候，会感激、赞美、感谢，但是，让他自己对别人做出“仁让”之事的时候，就很不情愿了。

一个人，不认为“仁让”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德行，却认为是“宁愿自己吃亏”的事，即使是有意去做貌似“仁让”的“好人好事”，那就算不上“君子”。

不过，“喻于利”的小人，要学习“喻于义”的君子，首先就需要“立志”学习君子之道，不管内心是否“喻于义”了，而勉励自己“见义勇为”；

有了这个前提，才有可能成为“君子”。立志而学，立志而行，凭借的是毅力和勉励，一旦失去了毅力和勉励，就会半途而废。

为何会半途而废？因为这是凭借自己强求自己，因为这是凭借别人要求自己。无论是自己强求，还是别人要求，都有一个“求”字。

既然还有“求”之心，也就不算是“有诸己”。怎么才算是“有诸己”？“仁让”由心而发，犹如流水出于泉源，有泉源才能涌流不断。

有所“求”，也就意味着还有计较得失之心，甚至有的人还会想要“先付出而后获得”。俗话说：“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此话能勉励人成功，而不能用来勉励人成为君子。

常言道：“但求耕耘，不问收获。”此话还可以用来勉励人成为君子。“求耕耘”与“求收获”不同，前者在于使自己尽职责、尽本分，后者在于使自己的名利。

曾经遇到几位朋友跟我说过，要想更好地弘扬儒学、加速中华文化的复兴，就要尽可能多地吸引人来学习中华文化，要给人们说明白学习中华文化的好处。

有“更好”、“加速”之心，就难免有揠苗助长之事；有吸引人之心，就难免会有强迫之念；有谋求“好处”之心，就永远不能“仁让”。

使用威逼利诱的方式，本身就不是“仁让”；利用威逼利诱的方式，即使能使人做出貌似“仁让”之事，那也绝不是“仁让”，更不是“有诸己”的“仁让”。

“责任承包”、“奖勤罚懒”，这可以是“发家致富”的“政策”，却不应该是“治国安民”的“政令”，更不应该是“施行教化”的“教材”。

这就是用“收获”的“利诱”去让人们“耕耘”，这种方式，就好比种下“追逐名利”的种子，却想要收获“不求名利”的果实，结果可想而知。

【4】责己之善不可宽，责人之善不可严。能从己善达众善，躬行政教须兼全。

“有诸己而后求诸人”，其中最主要的是“求诸己”。“家长”能“仁让”，然后不会有“贪戾”之言行；国君能“仁让”，然后不会有“贪戾”之政教。

家不可无家教，国不可无政教。以“仁让”为教教、政教，当然是期望家人、国人都能“仁让”，当然期望使“仁让”成为“风气”、“风俗”。

但是，这都需要从自身做起。学儒之人，常常把“修齐治平”分成四个阶段，或者四个方面，这当然也不算错误，但是，不可不知贯通其中的是什么。

宗圣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贯通“忠恕”的又是什么呢？是自己之正心。“修齐治平”也是在不同的位置上，把正心落实于言行而已。

一个人最关键的就是自己是否有“仁让”，这是期求众人也有“仁让”的前提，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可以因此就“要求”别人必须也“仁让”。

所谓“忠”，不过是要求自己必须有“仁让”之心；所谓“恕”，则是要求自己必须对不如自己的别人有“宽容”之心。

这里有一个问题：对别人能“恕”是人应有之心，但是，能不能因此就不“求诸人”呢？不能。因为只有自身的“善”，不如“与人为善”。既然是要从“修身齐家”达到“国治”，那就必须要致力于“家教”和“政教”。

那么，“有诸己”和“求诸人”之间有和不同呢？其实很简单，就接近于平时我们常说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为什么说是“接近于”呢？因为“严”字是一种外在的要求，与发自内心的“谨慎诚敬”不同。“有诸己”是“谨慎诚敬”，仅仅凭借“严格要求自己”，还算不上“仁让”。

“有诸己”，需要的是自身必须“谨慎诚敬”，而“求诸人”，则期望应该和“有诸己”按照一个标准，但不能要求任何人都达到这个标准。

王船山先生《读四书大全说》中说：“非但身之与国，不可以一律相求，即身之于家，家之于国，亦有厚薄之差。”

王船山（名夫之）先生接着说，宗圣曾子当然教育他的儿子以孝道，但并不以自身之孝为标准去责备儿子，这是在孝道方面的“有诸己”和“求诸人”。

由己身之善，推而至于使众人皆善，便有《大学》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三纲”之中的“亲民”之义。

君主一人能善，未必得到臣民亲近；君臣能通过自身之善、家教之善、政令之善、政教之善，使庶民均能向善，便可谓“新民”。

【5】自身没有不善后，方可指责其他人。容忍自身之不善，永远不能正其心。

王船山先生还说到了帝舜。帝舜身为兄长，对以前多次要杀自己的弟弟，仍然给予封地，只不过是不让弟弟去治理，而是派官吏去治理，帝舜不能通用到其他人身上。

帝舜的这个做法，则是为了说明“无诸己，而后责诸人”的“责”也是有所不同的。帝舜给予其弟弟封地，是“亲亲”之情；不使其弟弟官吏，是“贤贤”之理。

既然“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所说的是“仁让”之类的“善”，那么，“无诸己，而后责诸人”所说得则是“贪戾”之类的“不善”。

其实，古今中外的人，自身“不善”却“责人之不善”的情况非常之多。比如说，自己对父母不孝，却责备子女不孝；比如自己吸烟、酗酒，却不许子女吸烟、酗酒。

既然如此，为什么这里却说“无诸己，而后责诸人”呢？因为这里也是强调“无诸己”。首先，一个人如果遇到事情就拿不如自己的人来说事，那就没有上进心了。

“见贤思齐焉”，尚且未必真能“齐贤”；“见不贤而内自省”，尚且未必真能避免“不贤”。如果遇事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心态，对名利地位来说或许能用来自我安慰，

但是，从修身成德来说，这种心态就是“自弃”的心态。孟子说：“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

其次，自身尚且有“不善”，要去责备别人，自己也不会理直气壮。不是色厉内荏、装腔作势，就是虚伪或自私，甚至可能会导致使用暴力手段。

比如，自己对父母不孝，却责备子女不孝，那么，用以责备子女的“孝”不会使真正地“孝”，而是一种自私。

比如自己吸烟、酗酒，却不许子女吸烟、酗酒，那么，责备子女的时候不会理直气壮。如果子女能听从还好，如果不听从却顶撞，恐怕就有可能使用打骂方式。

自身的虚伪，教导不出“诚信”；自身的自私自利，教导不出“仁爱”；自身的暴戾，教导不出“谦让”。

再次，既然自身还有“不善”，也就意味着不是“止于至善”，也就意味着其心尚未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真一道子先生曾经几次跟我说过：“恶习不除，正心不立。”因此，学习君子之道德人，不应容忍自身还有“不善”，不应容忍自身还有“恶习”。

如果我们还有“不善”、“恶习”，那就应该立刻去掉，否则，无法以身作则，即使去奉劝别人也必然气馁。

我们往往感到这种改变的难度很大，不过，当我们认为难度很大的时候，其实还是因为自己心中有贼。

在我们的身体扎了一根刺的时候，我们都想要马上把刺弄出来；为什么在我们的心里扎了一根刺的时候，我们却不像马上把它弄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