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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次，我们学习的是“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实际只是讲了“民从之”三个字。今晚我们要学习“其所令反其所好（浩），而民不从”.
【9】所好决定其所令，尧舜桀纣由此分。所好既正道亦正，所好不正动机心。
在此，我们先把“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这句话的意思，简单说明一下，然后再深入辨明其中的道理。
这句话的意思是：其人所发布的命令，如果跟其人自己所喜欢的相反，庶民就不会遵从他的命令去做。
《大学》前边说：“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中直接点明了“尧舜”和“桀纣”的名号，为何这里使用的是“其”字？
因为“其”字，可以是尧舜一类的人，可以是桀纣一类的人。与尧舜“所令”、“所好”相同，则是尧舜一类的人；与桀纣“所令”、“所好”相同，则是桀纣一类的人。
“所令”与“所好”是不是一致的呢？不一定。有一致的时候，也有不一致的时候。就像我们平时说出来的话，未必都与自己所喜欢的一致。
为什么会有一致的时候，也会有不一致的时候呢？这各问题取决于“所好”的是什么。如果“所好”合于“义”，就会与“所令”一致。
尧舜“所好”的是什么？是“仁让”。这是从每个人都具备的“恻隐之心”、“辞让之心”而来的，是有益于任何人、无害于任何人的；
尧舜“所好”的是“仁让”，根本没有想得到任何私心私欲、私名私利，也从来没有担心会失去什么，犹如天地日月之“无私覆”、“无私载”、“无私照”。
所以，尧舜“所好”的是“仁让”，其政令不需要隐瞒什么，不需要用诱惑、欺骗、强迫的方式，以仁让之心制订和颁行政令，通过政令而使天下仁让就是了。
正心、正道，不拂逆人之本心本性，不违背道义，因此“遵道而得路”、“坦荡荡”、“心底无私天地宽”、“吉人自有天相”、“得道多助”。
桀纣“所好”的是什么？是“贪戾”。任何人都生来就具备“羞恶之心”、“是非之心”，所以，当他“所好”的违背本心本性时，不是不知羞耻，不是不知是非。
比如，“好色”之人，你让他平时在别人面前裸体出现，都会觉得害羞，如果被迫如此则会觉得是耻辱。“好色”之人，不会让自己的亲人去满足别人的“好色”之心。
比如“争强好胜”之人，不会甘心失败、被杀，他喜欢凭借武力、暴力去解决问题，但当他的亲人被人所杀时也会怒不可遏，因为他“骨子里”知到“杀人”是“非”。
桀纣之类的人，“所好”的是“贪”，但他们会给自己的“贪”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或借口，他们会百般狡辩、掩饰，不会公开承认自己是“贪婪之人”。
当“贪利”之人想要得到什么却得不到的时候，当“贪利”之人想要保住什么却失去了的时候，“戾气”也就会产生并表现出来了；
但是，他们不愿意公开承认自己喜欢骂人、喜欢打人，他会找出各种理由或借口，表明某人该骂、该打，表现在治国上，就是政令上的诱惑、欺诈、强迫。
“贪心”不是“正心”，而是偏离了“正心”。怎么偏离的？是被外在事物诱惑而偏离的。任何人都不愿意自己的任何东西被别人夺去、骗去，
因此，当一个人去抢夺、欺骗别人东西的时候，都是“昧着良心”去做，都是违背本心本性的做法，都是“见不得人”的“勾当”。
尧舜之“所好”是人人之“所好”，尧舜以此帅民，则庶民也会因此而顺从尧舜之“所好”，从而使民风淳朴、向善、敬贤；
桀纣之“所好”是私人之“所好”，桀纣以此帅民，则庶民也因此而顺从桀纣之“所好”，从而自私自利、坑蒙拐骗、烧杀抢掠。
【10】民心民风由所好，朝廷兴亡由所令。民心一坏天下亡，四海困穷失天命。
“尧舜帅天下以仁”，“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这是从“所好”而言的。因此，“民”之“所从”的也是尧舜或桀纣之“所好”。
“其所令反其所好，则民不从”，这是从“所令”而言的。因此，“民”所“不从”的也是“其所令”。这是与“从其所好”是不同的。
“从其所好”，是民心和民风的问题，是关系到“天下”的问题；“从其所令”，是朝廷兴衰的问题，是关系到“国家”的问题。
“天下”问题，是人间是否有“人道”的问题，是人活得是否像人的问题，是人类社会是否区别于禽兽世界的问题，是顺应还是悖逆天地之道的问题。
因此，“天下兴亡，匹夫匹妇与有责焉”，亦即“人人有责”。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战国时期的处士横议，所败坏的是民心民风。
民心民风仁让，则和谐相处，有礼有让，贫困互助，危亡相救，必然能够老弱病残、鳏寡孤独者能安宁。
衡量一个人是否仁义，最容易看到的是遇到危亡、患难时的言行；衡量一个国家政令如何，最容易看到的是需要救助者是否能得到救助、无依无靠者是否能得到依靠。
民心民风仁让，则人们绝不无故损伤一草一木贪戾，更不会为了追逐名利和奢侈享受而背井离乡、尔虞我诈、暴殄天物、侵天扰地。
桀纣之恶，不仅仅在于他们杀害了多少人，而且在于使人们互相争斗、互相杀害，败坏了人间的民心民风。
少正卯之罪，不仅仅在于是否有人因他而丧命，而且在于以极其强烈的诱惑力，扰乱甚至颠倒天下之人的是非。
最近数百年西方列强之害，不仅仅在于“原始资本积累”时期对内“圈地盘剥”、对外殖民侵略的血腥残忍，
而且在于以极其强烈的诱惑力和威胁力，使人类打开魔瓶放出了魔鬼，使人们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以至于几乎只见有天地万物而不见有人了。
古人说：“礼失求诸野。”当田野之民也失礼之后，人间再到何处去求礼呢？当残存于乡村田野的那点“土气”也变成了“洋气”后，不知我们的灵魂将以何处为归宿。
我们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时候，所指的是“救天下之亡”的情况。我们知到“其亡也忽，其兴也渐”的道理，“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就是如此。
这“贪戾”的“一人”身居桀纣之位的时候，身居田常、王莽之位的时候，“所好”的是“贪戾”，其政令与狡猾也必然贯穿着“贪戾”，亦即以其“所令”来达其“所好”，
可是，当桀纣由此而得到的欲望满足越来越多的时候，也就是背道而驰越来越远的时候，这个过程也就是自取灭亡的过程。可叹其不知或不醒。
身在君臣之位的人，如果“所好”不正，那么，“所令”必然不正，“所教”也必然不正。“所令”不正，则朝廷乱亡；“所教”不正，则天下无道。
尧告诫舜说：“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无道无礼则困，无衣无食则穷；庶民困穷，是身在君位者之罪；有此罪，则天必改换其人；其位、其爵、其禄，也因此永远失去。
圣贤君子，救天下以道；君臣士子，治国以政教。士子弘毅而立志于仁，所学在于圣贤君子之道，君任贤为臣，天命仁者为君，如此则君臣民“一统于道”。
【11】尧舜所令同所好，桀纣所令反所好。不信尧舜恨桀纣，所行必是小人道。
从方向上来说，人人可以成为尧舜；从现实来说，善而至于能像尧舜的极少；从名誉上来说，人人都不想成为桀纣；从现实来说，恶而至于能像桀纣的极少。
因此，人世间绝不是仅仅有尧舜和桀纣。尧舜，从“喻于义”而“成仁达道”者而已；桀纣，从“喻于利”而“背弃道义”者而已。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又说：“道二，仁与不仁而已。”所以，无论天下之人有多少不同，路的方向只有两个。
人之心念未动之时，义利未分，只是一个“一”；遇事而起心动念，则有三种情况。一是仁，二是取，三是舍。此是“太极生两仪”之象。
仁者，无意于取舍，当然不计较得失。孟子说：“由仁义行，非行仁义。”就是这种情况。此是从“喻于义”趋于尧舜之道。
取舍都是偏颇，但又各有正邪。见利思义是取的正道，谋私争骗则是取的邪道；施舍救济是舍的正道，危难不救则是舍的邪道。此是“两仪生四象”之象。
由此而继续分下去，决不止于“六十四”，亦不止于“万象”。义利未分时，如同“丨（竖）”中的一个点，“仁”是这个点的无限大；
取的正道，犹如“丨”中一点能下而不能上；舍的正道，犹如“丨”中一点能上而不能下；取舍的邪道，则如从“丨”中的一点偏离“丨”而斜岔出去，只是或偏上或偏下。
“其所令”与“其所好”之间，是不是必然完全一致呢？在现实之中，必然也有无限多种情况，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认准尧舜之“所好”是正道，那么，依照这条正道来“格致诚正”，即使不能达到尧舜“境界”，也不至于偏颇；即使偶然有所偏颇，也容易及时纠正。
能遵从尧舜之“所好”来修身，那么，绝不会有桀纣之“所令”；即使“所令”偶然有偏离“正道”之处，及时发现及时纠正，也不至于走上桀纣之道。
为什么会出现“其所令反其所好”的情况呢？那是因为“其人”自己也清楚“其所好”是伤害他人的，为了满足自己“所好”，“其政令”就只能是虚伪欺诈、威逼利诱。
比如，自私自利之人，会发出“嘉奖无私奉献”之“令”；贪生怕死之人，会发出“死亡光荣”之“令”；“满肚子男盗女娼”之人，会发出“满口仁义道德”之“令”。
有没有善不及尧舜、恶不及桀纣的“道”呢？当然有，而且还有无数条这样的“道”。如果说尧舜之道事君子之道，桀纣之道事邪恶之道，那么，另外的那些可谓小人之道。
当“其人”既不认可尧舜之道，又厌恶桀纣之道的时候，就会自己创造、选择一条自己认为最好的道路，出于美好的愿望，率领臣民摸索前进。
在这种情况下，“其所令”往往与“其所好”是一致的。比如，我“所好”的是“私利”，臣民“所好”的也是“私利”，于是，我“所令”就是人人都应该谋求私利——富国；
但是，无论是谁，可以向我所管辖的范围之外去谋求、索取私利，比如向天地万物、向国外之人，但是，一定要找到借口；
假如有人在我管辖的范围内用抢夺、欺骗等“非法”方式谋求、索取私利，那么，就有行政、法律制裁，严重的就有军事制裁；
为了有效地向国外谋求、索取私利，更要防止别的国家“侵略”本国的利益，就必须永远拥有最先进、最强大的武器——强兵。
最近百余年来，虽然原因不同，但是，世界各国基本上都走上了这条“小人之道”，而且太多太多的人认为这是最好的、最可行的“道”。
可是，中华经典、中华圣人为何不倡导这条“道”呢？因为无需倡导。为什么无需倡导？因为当人们不认可尧舜之道，而又厌恶桀纣之道的时候，所走的道只能是、必然是这样的道。它不仅不能通达天地之道，而且也不能通达人道。
走上这条道之后，常常会有一时的、局部的“大福大利”，却又必然有长久的、全局的“大祸大害”。不出事，我们庆幸甚至狂欢；一旦出事，我们只能悲叹。
这条“小人之道”，达到最好状态的时候，是人类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去涉及、建造，既想方设法达到“利益最大化”，又千方百计想要避免危害自己。
不知大道，就难以认可尧舜之道；不认可尧舜之道，也不会认可文武之道；不知大道，当然也不会认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孟之道，甚至会闻之而大笑。
【12】所令为何反所好？其令既正民必从？莫从民从下功夫，仁民爱物民安宁。
孔颖达先生说：“君所号令之事，若各随其行之所好，则人从之；其所好者是恶，所令者是善，则所令之事及其所好，虽欲以令禁人，人不从也。”
大概其中的“人从之”，是因为避唐太宗李世民之名讳，所以才改“民”为“人”吧？所以，我们这里还是按照“民”字来理解。
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从；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里没有说是“民”还是“人”，更为重要的是，孔子此言，不是使人把工夫下在他人“从不从”上；
那么，应该把工夫下在哪里呢？下在“其身正不正”上。“其身正”是什么意思？对个人来说是言行之正，对国家来说是政教之正。
“所好”如尧舜，则“所令”也如尧舜，这是“所好”与“所令”相同，而且都是正道。在此情况下，“其所令”是不是“民必从之”呢？
有“其身正”为根本，有人人之“所好”的诚意善性为原则，庶民不会不从。如果有一时、局部“不从”，也只是还不理解或者有误解。
“其人”以圣贤君子之道修身，以圣贤之道行政，以君子之道行教化，便是“王道”、“仁政”，其“功效”如何呢？必然“近者悦，远者来”。
孟子说：“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古）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诉于王。”
要出仕从政的人，要耕田种地的人，要行商贸易的人，要旅行游玩的人，都愿意来我国；对本国君主不满的人，也愿意让我国来主持正义。这岂止是本国之民的“从”呢？
“所好”如桀纣，或许又是“其所令”貌似尧舜，然而骗得过一时，骗不了长久。当欺骗不下去的时候，则会使用威逼或利诱的方式，这恰恰是加速灭亡之道。
最常见、最复杂的还是“小人之道”。因为“其人”身为“小人”之时，“其所令”与“其所好”基本一致，而且也与庶民之“所好”一致；
庶民好利，则“其所令”从俗，使民获其所好之利。庶民常常顾其局部之利而不顾全局之利害，常常顾其本国之利而不顾对外国之利害；
庶民常常顾其父母、子女之利而不顾祖先、千秋万代之利害；常常顾人类之利而不顾天地万物之利害。
在利害的权衡和制衡方面，就像上面所说得一样。在道义的决策方面，更是如此。假如一人一票选君主，结果被选的不会是圣贤君子，而会是精英能人。
为什么？想想以下几个问题就明白了：第一，圣贤君子会不会毛遂自荐参加竞选？第二，有多少人会事先同意西伯侯道渭水之滨去请贫寒衰老的姜太公？
第三，把三国时代蜀国的所有人的“德”与“能”加在一起，能否抵得上一个诸葛孔明？第四，能不能从古今中外所有小人的著作中“提炼”、“拼合”出“圣经”？
说到这里，我们应该清楚了，虽然说“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但不要把工夫花费到“民从”之上，否则很容易成为“从俗”、“媚俗”。
当“所好”不正，“所令”不正，却“民从”的时候，其隐患之大恐怕就难以预料了。“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茍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厌）。”
虽然说圣贤君子之道会被庶民“大笑之”，但是，圣贤君子之道却是致力于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周而复始、生生不息的正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