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

上次，我们学了“所藏乎身不恕”，今天我们继续学习“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小标题继续按序排列。

【11】自己有善成君子，期人向善不责人。有过则改则向善，君子不存责罚心。

所谓“所藏乎身不恕”，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如果内心有“不恕”，就会从言行上体现出来，“身”是“心”与“言行”之间的中介。

我已经遇到过几位朋友问我这样一个问题：“我总是好发脾气，控制不住自己，一看到什么不顺眼的人和事，就忍不住发火，发火以后又后悔，怎么办？”

“好发脾气”、容易“发火”，其性质就属于“不恕”。其关键问题，在于心中只有自己、自己的标准，而没有别人，或者没有把别人放在心上。

因为别人之善不如我，我不想使之向善则是“不仁”，我有歧视排斥之心则是“不恕”；因为别人有不善，我不想使之向善则是“不仁”，我只想去责备、惩罚则是“不恕”。

《大学》的前面说：“有诸己，而后可以求诸人；无诸己，而后可以责诸人。”我们就从这两句话来说一说。

“有诸己”了，这很好；如果我们因此而“求诸人”，也不错；如果“有诸己”了，就认为自己有了教训、评判、强迫他人的资本，那就是“不恕”。

“无诸己”了，这很好；如果我们因此而“责诸人”，也不错；如果“无诸己”了，就责难那些没有做到这一点的人，那就是“不恕”。

“可以求诸人”，“可以则诸人”，其中的“可以”是两个词。“可”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可以”，“以”是“因此”、“凭借这一点”之义。

不要把“可”与“能”、“必须”等同起来。“有诸己”只是“求诸人”的必要前提，“无诸己”也只是“责诸人”的必要前提；

但是，不能说“有诸己”了，就能“求诸人”，就必须“求诸人”。我们不能说：“我有仁让之心了，大家就必须也要有，谁不仁让就要受责罚。”

不能说“无诸己”了，就能“责诸人”，就必须“责诸人”。我们不能说：“我没有贪戾之心了，大家就必须也要没有贪戾之心，否则就要受责罚。”

因此，君子可以期望别人是君子，不能要求别人必须成为君子。如果说“有诸己”是“明明德”，那么，“求诸人”则是“亲民”或“新民”。

君子必须要求自己无贪戾之心，在其位的时候，也可以根据礼法去责罚那些贪戾之人，不能把责罚当作使人无贪戾之心的主要手段。

如果说“无诸己”是“自正”，那么，“责诸人”则是“正人”。怎么“正人”？孔子说过：“子为政，焉用杀？”意思是说，想要使人正，不可有杀伐、责罚之心。

一国之君相，自身能正，然后自然有威信，然后能有政令之正，能有教化之正；如果一国之君相心中所存的全是责罚、杀伐之念，自身已经不正，那么，政令和教化岂能正呢？

或许有人会说：“难道治国就不需要行政、法律、军事吗？”我所理解的孔子、孟子之意是，有自身之正、政教之正，可以有行政、法律、军事而用不到，这是“王道”；

如果没有自身之正、政教之正，要凭借行政、法律、军事而维护国家的安定，或者要凭借行政、法律、军事而维护国家的安定，而以“政教之正”作为辅助，便是“霸道”。

尧舜仁政，无杀伐、责罚之心，但是，却有杀伐、责罚之事，不是尧舜不仁不恕，因为人犯天条便是自作孽，有天杀天罚而由人间君主执行。

“汤武革命”，是杀伐、责罚之事，但汤武不是出于杀伐、责罚之心，承天之命而救民于水火，虽有杀伐、责罚之事，而不失其仁恕之心。

所谓“不恕”，看起来好像只不过是不够宽容，不能原谅他人的过错、不足，还不至于责罚、杀伐；但是，责罚、杀伐之事却是以此为根由。

如果为君不恕，则伤及臣民；如果为人不恕，则伤及身边之人。如果不恕，则不鞥齐家、治国，更谈不到平天下，因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

【12】说文无喻而有谕，今人用喻不用谕。俞是水中独木舟，喻有日照拂晓义。

所谓“未之有”，就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为什么自古以来没有过这样的事呢？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喻”字之义。

古人的传注都是用“晓”来解释“喻”。《说文解字》中却没有“喻”字，只有“谕”字，现在，我们都使用“喻”字而不用“谕”字了。

《说文》：“谕，告也。从言，俞声。”段玉裁先生说：“凡晓谕人者，皆举其所易明也。《周礼·掌交》注曰：‘谕，告晓也。’晓之曰谕，其人因言而晓亦曰谕。谕或作喻。”

这也就是说，“谕”和“喻”的意思完全相同，那么，我们也就可以用这里对“谕”字的解释来理解“喻”字之义。

“谕”字“从言”，是从“口中所出之言”来说的；“喻”字“从口”，是从“言出之于口”来说的，所以，两者都是从“以口而言”来说的。

为什么注释中有“告”、“晓”的区别呢？所谓“告”，就是段先生所说“晓之”，意思是说，告诉别人而使之知晓，犹如日出能照得天下明亮；

所谓“晓”，就是段先生所说“其人因言而晓”，意思是说，某个人听到看到别人所说的话之后，自己把问题弄明白了，犹如因为有太阳而能够看清楚要看的东西了。

这也就是说，“喻”字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一个是说话的人想要使别人明白，另一个是一个人看到别人说的话而明白了。

可是，为什么“喻”字用“俞”字作为表声之象呢？弄明白了“俞”字之义，我们也就很容易明白“喻”字为什么会有“告晓”之义了。

《说文》：“俞，空中木为舟也。从亼【集】，从舟，从巜（快）。巜，水也。”意思是说，“俞”是一种“舟”，亦即“独木舟”，是把一根中间有空的木头制作出来的船。

段玉裁先生说，这是最早出现的舟，后来，人们开始把一根木头的中间挖空而制作成船。前者来自自然，后者来自人工。

无论是自然而成，还是人工作成，“俞”都是“舟”，所以，“从舟”是关系到“俞”字之本义的解释。

“俞”字之中的“月”字，是从“舟”字变形而来。如今，汉字之中的“月”，有的确实是来自“月”，有的是来自“肉”，有的是来自“舟”。

“从亼【集】”是什么意思呢？《说文》说：“亼，三合也。从人一，象三合之形。读若集。”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象形字，而不是一个会意字。

何谓“三合”？就像一个三角形△那样，三条边好无缝隙地合在一起，这应该是独木舟的形状，所以，虽然说“读若集”，却与“集”之义没有任何关联。

“俞”字“从舟”，是从类属而言；“从亼”，是从形状而言；“从巜”，则是从其用处而言。“巜”是水流深广而且通畅有序之义。

这么说来，“俞”字之义，也就是说，是指独木舟，是用来渡水的独木舟，可以使人从此地到彼地、从此岸到彼岸的独木舟。

由此而言，“喻”或者“谕”，就是通过口中之言而使人从不明白到明白，或者是凭借别人口中之言而使自己从不明白到明白。

【13】意诚心正为修身，身如舟船以渡人。言行教化及政令，存心不恕便违仁。

明白了“喻”字之义，我们接下来再看“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这句话的意思。

“齐家”、“治国”都需要以“身修”，分开来说，“齐家”还要有“家教”，“国治”还要有“政令”。

贯穿在“修身”、“齐家”、“治国”以及“平天下”之中的是什么？是“人”。“修身”是一人之事，“齐家”关乎家人，“治国”关乎国人，“平天下”关乎人人。

人不学习，不知道义。知道义在自身之心，然后能指何谓“德”；修养其心而言行有德，然后谓之“明德”；能自身“明德”，而且能是人人“明德”，然后谓之“明明德”。

身、家、国、天下，人之数目不同，但是，人与人之间赖以相通的是“心”。“私心”是造成人心隔阂之物，唯有“正心”才是人心无不相通。

身之修，家之齐，国之治，天下之平，赖以达到的是“德”。生而为人，却不知人心与禽兽之心有何不同，却不知人性之善，那么，纵然长寿，也只是愚昧的一生；

家人没有善正之教，则家人难以向善成正，“家齐”便是空谈；国人没有善正之教，没有仁爱之政，“国治”也绝不可能。

《大学》前文说过：“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我们的“身”就好比是独木舟，我们的言行就好比是用独木舟渡水的行为。

每个人的“修身”，就是要使自己“意诚”、“心正”。“意诚”、“心正”，犹如独木舟自身没有任何问题；“身修”犹如自身已经渡过了。

“修身”是凭借自身言行而自渡渡人，“齐家”、“治国”、“平天下”，自身之言行固然最重要，却不能仅仅凭借自身的言行。

所谓“教化”、“政令”，都是自身之言行的延伸与扩大，当教化、政令既诚且正的时候，相当于有越来越多的“独木舟”可以自渡渡人了。

所谓“所藏乎身不恕”，也就意味着自身之意不诚、自身之心不正，犹如独木舟本身就有严重问题，即使自身想要渡水都是冒险行为，恐怕没人再敢乘坐这样的船渡水。

自身之言行不诚不正，家国之教化、政令不诚不正，不仅不可能由此而使人既诚且正，还会造成越来越多的人不诚不正。

在人人都需要渡水，而用来渡水的众多船只却不安全的时候，不要说家齐、国治、天下平，即使能避免灾难发生都不可能。

一个人期望他人能对自己“恕”，而自己的的言行、教化、政令却“不恕”，那也就是“其所令反其所好”，其结果当然也就是“而民不从”。

“不恕”，阻碍着人心相通，阻碍着品德的修养，因此，“所藏乎身不恕”，就阻碍明明德于家、国、天下，就不可能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

虽然说“不恕”不如“仁让”之善，也不如“贪戾”之恶，但是，既然“不恕”已经违背了“仁让”之道，是趋向“贪戾”的开端，那就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