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群友好！我们的讲座增加“国学经典诸子百家”“禅宗见性与少林禅武”两个群，欢迎朋友们来一起学习经典。今晚的讲座稿已经发到我QQ空间。
五、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
前两次，我们学了“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今天我们继续学习“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小标题继续按序排列。
【14】经典不说不会有，而是称为未之有。前者是从理论说，后以史实为入口。
为什么说“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会“未之有”呢？如果说“不会有”，意味着“不会有”是“推论”，是从“理论”上说的。
这里说的是“未之有”，意思是“未有之”，意味着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这是从“史实”来说，而不是从“理论”上说。
从“史实”来说，和从“理论”来说，两者有什么区别呢？首先，从“史实”来说，其中有对前人、祖先的尊重，有自我的谦逊；从“理论”上说，体现不出来这些。
其次，从“史实”来说，是侧重于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稳妥前行，而不刻意追求创新，更不会用自己的一生或国家百姓充当试验品。从“理论”上说、，就必须进行试验。
再次，从“史实”来说，并不是模仿历史，而是像司马迁先生所说的那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即遵循道义和规矩。从“理论”上说，则只重“人造”。
诚然，历史事实未必能证明现在和未来，不过，这个想法是从短暂的、具体的“成败”来说，而不是从“道义”的角度来说。
也就是说，历史上成功的事件，未必就是正确的，更未必是符合道义的。王莽、曹操篡权“成功”了，仍然是奸佞；元代、清代是历史事实，却不能算是中华历史“正统”。
“以成败论英雄”，“成者王侯败者贼”，这是“小人之道”的说法。君子之道，不从成败而言，但从道义而论，即“惟义所适”、“义之与比”；
是“当仁不让”、“见义勇为”，而不是“当利不让”、“见成而为”；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是“言不必信，行不必果”，而不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从“史实”来说，最关键的是遵“道义”，其次才是“以史为鉴”。比如，直接遵循尧舜之规矩而修身、治国，是遵“道义”；免蹈桀纣覆辙，是“以史为鉴”。
满清衰落之后，国人、中华民族面临的不是“能不能安定”的问题，而是“生死存亡”的问题，犹如只有祖孙二人在家，却要抵御院子里的群狼。
当时，中华民族遇到了有史以来最危险、复杂的困境，“自救”成为当务之急。如何“自救”？一开始还是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可是，后来逐渐改变。
改变成什么了？改变为“师夷以自救”，改变为“联夷以自救”，改变为“学夷以自成”。夷狄之所以是夷狄，就是因为重利不重义，
因此，“师夷”、“联夷”、“学夷”，所遗弃的都是“道义”，而所重视的都是“私利”。即使是倡导“大公无私”，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成就“大私”。
在此情况下，即使是“以史为鉴”的地位也极大的降低了，甚至变质变味了，“通鉴”不再是为了“资治”，有段时间中华的历史都成了“万恶的旧社会”、“吃人的历史”。
于是，“从‘史实’来说”，很快被“从‘理论’来说”所取代。道学、理学、心学被“哲学”所取代，“道理”被“主义”、“思想”、“理论”所取代。
我们经受了多年这样的教育，所以，在刚刚接触中华文化的时候，在刚刚学习中华经典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从‘理论’上说”，而怀疑“从‘史实’上说”。
在此情况下，学习中华经典最容易出现的几个问题是：用“理论”去衡量经典、把经典变成“理论”，让经典为“理论”作注、结合“理论”解释经典。
固然，在“道义”的前提下，“史实”和“理论”都不可或缺，但是，也需要注意，“史实”与“理论”都有是否符合“道义”之别。
【15】内心不恕恕无本，言行必然无真恕。内外一致尚可原，阴险奸诈则可恶。
“所藏乎身不恕”，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内心“不恕”，言行也“不恕”，可谓“内外皆不恕”；另一种是内心“不恕”，言行却好像是“恕”，可谓“内不恕而外如恕”。
可是，这里所强调的是“内心无不恕”。这个标准不算高，因为即使是一个内心计较名利、患得患失的人，只要能“推己及人”，也不至于“内心不恕”。
如果内心只有自己，而没有别人，根本不在乎是否影响、损害、危及他人，那就恐怕真的难以避免“不恕”了。
所以，避免“不恕”的关键，在于“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孟子说：“《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
孟子引用的《诗经》诗句，意思是说，一个男人能成为妻子愿意效法的表率，进而能成为兄弟愿意效法的表率，凭借这一点就可以齐家、治国。
孟子引申说，这句诗所说的道理，就是把自己的心推及到别人之身心而已。齐家需要教育，治国还需要政令，政教合于人心，才能使人明晓而效法。
我这里为什么使用“明晓而效法”？因为华夏之政教（指经典所载，非指历史所有），本来就是天理、人情兼顾相通的政教，是“人同此心”的那个“心”。
《诗经》所说的是“所藏乎身恕而能喻诸人”的情况，孟子所说的，“推恩足以保四海”也是如此，“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则是“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
“内心无不恕”，然后言行、政教即使不能完全做到“无不恕”，也能“保四海”。这里所使用的是“保”，不是“安定”，因为能“恕”则可“保”，能“忠”方能“安定”。
所谓“乱世用重典”，也就是说用“严刑峻法”来“保四海”。“重典”、“严刑峻法”是“不恕”的体现，有一时之疗效，却毫无“固本培元”之功，终究是“饮鸩止渴”。
如果父母是为了子女好，一般情况下不忍心责罚，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责罚了，子女或许当时不明白，却会有明白的时候。
如果父母是为了自己的名利得失，凭借责罚的方式让子女服从，恐怕子女能一时服从，却不可能心服口服。这是自己内心不恕，言行也不恕，无法使人明晓道理。
一家之人，互相之间，谁也不原谅谁的错误或不足，乃至心里只有自己而没有别人，这个家庭可想而知不会和睦。不过，“互相之间”要从自己做起，不能要求别人“恕”而自己“不恕”；不能责备别人“不恕”，否则自己的这种责备本身就是“不恕”。
如果在君位之人内心不恕，为“保四海”而责罚惩治贪官污吏，而教化与政令不善不正，那么，只能“保”得一时，而不能“安定”。
惟有庶民能“安定”，才能家国安定；庶民不“安定”，持续不改，家国终究难以“保”住。唯有教化以善道，唯有政令合正道，才能庶民“安定”。
难道家国之中有违法犯罪的人就不责罚了吗？当然不能。治国者、执法者不能废法乱政，但内心不能“不恕”，这个道理我们上次就说过了，不再赘述。
为什么会有“内不恕而外如恕”的情况呢？因为有时候内心本来“不恕”，却不想从言行上表现出来，或者是忍耐，或者是假装。
忍耐，是自己明知不应该发泄，所以强迫自己不发泄出来；假装，是自己仍然耿耿于怀，却为了达到某个目，不仅不发泄，反而表现得非常宽容大度。
能忍耐比不顾一切地发泄好一些，如果自己不能化解开，那么，不是因为忍耐而自我伤害，就是在忍无可忍的时候爆发而伤害更大。
忍耐虽然有所不足，但毕竟还不坏良心；伪装虽然一时之间不伤和气，却是败坏良心的做法，严重的时候可谓虚伪狡诈、阴险狠毒。
【16】情欲利害蔽良知，执一求急生不恕。自身不恕是昏昏，使人昭昭岂有路？
为何会有“所藏乎身不恕”呢？大概有三种情况，第一，因为好恶、利害、得失之心蒙蔽了良心、良知，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比如，家人把我所喜欢的东西拿走了、弄丢了、损坏了，在此情况下，如果我因此而埋怨家人，不惜伤害家人的感情，则是因物而伤人，这就是“不恕”的体现。
比如，当权者因为痛恨危害其权利的人，就使用严刑峻法，必欲“斩草除根”、“除恶务尽”，甚至“宁可错杀三千，不许放过一个”，这就是“不恕”的体现。
第二，执中无权，举一废百，必生不恕。孟子说：“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
意思是说，“子莫”这个人能够“执中”，就好比能紧紧守住太极图中那条中线，而不承认两侧的阴阳，换句话说，就是根据一个标准“一刀切”。
能做到“执中”，看起来很接近正道，但是，如果仅仅守住“中”，而不知权变，相当于把太极图看作是一个静止不动的图，那条中线当然也就固定在一个位置不动；
如此一来，也就成了所谓“知其一而不知其余”，也就成了所谓“执中无权”、“举一废百”、“挂一漏万”。这种情况，貌似近于正道、说一不二，其实是有害于道。
为何有害于道？因为道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自然而然、无为无不为；因为虽然道统摄万物，然而“万物各有一太极”；因为“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人之不同，也是必然。
我们都明白，要求人人都是圣贤，那是绝不可能的；要求人人都是君子，也是不可能的；即使要求人人都必须学习圣贤之道、君子之道，都是不可能的。
同样是学习圣贤君子之道，同样是跟随一个老师学习，“考试”的时候要求人人都得到满分，要求人人的答案都完全与标准答案相同，不可能。
所以，无论是齐家还是治国，都不是让家人、国人达到同一个标准，而是通过教化、政令使家人、国人尽最大可能顺着正道，向正确的方向迈进。
与其责备中华民族自从孔子、孟子之后两千多年没有出圣人、圣王，不如致力于自身所处的时代遵循圣王之道前行；责备祖先，责备历史，便是不恕。
与其责备最近数百年西方列强把人类社会带上了夷狄之路，不如致力于自身所在的国家能够“修齐治平”而回归华夏之道，从霸道走上王道，从王道达成仁政。
与其责备贪官污吏众多、奢侈享受成风、道德滑坡严重、人际关系淡漠，不如致力于自己“修齐治平”，从事使自己、家人、朋友、学生、周围的人走上君子之道。
攀比他人，没有出息；怨天尤人，无济于事；随波逐流，不负责任。愚公不愚，移山不止；智叟不智，背井离乡。
第三，急于求成，期望过高，常生不恕。季节不到，果蔬五谷不能收获，若是急于收获，此为操之过急；工夫不到，不能提前成功，若是急于成功，此为急于求成、求功心切。
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如果明白“成龙、成凤”乃是从“德行”上说，而不是从“权位名利”上说，那么，父母一般不会因子女未成“龙凤”而生“不恕”之心。
如果父母把成“龙凤”理解为一定要得到他们自己预定的“权位名利”高度，那么，恐怕没有几个父母能避免因子女而生“不恕”之心。
子女想要凭借父母而获得超过同类之人的东西，而不是想通过自己的尽心尽力、尽职尽责自然得到，那么，没有几个子女会避免因父母不如人而生“不恕”之心。
在君位之人，不反思自身德行以及政教得失，则常常会抱怨臣子不忠不敬、贪官污吏丛生。在臣位之人，不反思自身之贤与不肖，探求利欲，则常常上怨其君、下责其民。
为何会自古至今“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着，未之有”呢？孟子说：“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自身能忠能恕，然后可以使人也明晓忠恕之道而行之，这就是“以其昭昭，使人昭昭”的“贤者”做法。自身昭昭是自明，使人昭昭是使人自明。自明则能照人照物。
自身不忠不恕，却要求别人能忠能恕，便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如此“南辕北辙”、“背道而驰”，能达到目的者，当然自古至今“未之有也”。
【17】治国在于齐其家，齐家章里说三次。首说宗旨再阐发，后用诗经以证之。
在“齐家章”的短短三百余字里面，前后出现了三次“治国在齐其家”的相似说法，为什么如此不避重复呢？因为这三次出现，所体现的含义是不尽相同的。
第一次是开头就提出来。“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国。”这是点明“治国在齐其家”的宗旨。
什么宗旨？总地来说，是以教家人之道，去教国人；从反面来说，是不能教家人，则无法教国人；从正面来说，君子在家能“齐家”，也就是教化国人的典范与表率。
教家人也好，教国人也罢，所教的是什么呢？“孝者，所以事君也；弟【悌】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
教家人之道，是“孝悌慈”三者。“孝”是子女待父母之义，“悌”是兄弟姐妹相待之义，“慈”是父母待子女之义。
教国人教的是什么？首先是以“孝悌慈”之义去教每家之人，进而把在家的“孝悌慈”之义推及在国的“事君”、“事长”、“使众”之道。
在家之义，在国之道，两者之理是一个，这是从其相同之处来说。相同之处何在？“《康诰》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由其心之诚而求保赤子而已。
两者之理虽然相同，但是，毕竟在家和在国有所不同，这是“理一分殊”。既然“分殊”，怎么解决？“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也就是说从在家之义推及在国之道。
第二次是先分几个层次来说，最后再总结出“故治国在齐其家”。第一层：“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
其中从“一家”说到“一国”，也就是从“一家”之“教”说到“一国”之风气；从“一人”说到“一国”，是说一人之作用、国君之政教。最后总结一句“其机如此”。
第二层：“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前者是从政令而言，后者是从教化而言，两句都是说政教对于家国的效验。
第三层：“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这是从家国之教化来说，从“史实”上的尧舜、桀纣来说明教化之道。
第四层：“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这是从一国之政令上来说，政令不发之于诚善之心，必然违背庶民之心，导致庶民不服从。庶民不服从，则国乱。
第五层：“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这是君子待人、国君待臣的原则。
第六层：“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这是从政教来说，既包括齐家之道，也包括治国之道，政教要行于家国，就需要在家在国必诚必恕。
最后小结：“故治国在齐其家。”治国必须通过“家”有“齐家”之道来落实；能“齐家”之人，必须通过“修身”来落实。治国必以任贤而行政教，而后能国治。
第三次也是先分几层来说，而最后总结，与第二次不同的是，这里是通过三次引用《诗经》语句，再加以简单说明，可谓“以经传道”。对此，我们下次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