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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诗》云：“桃之夭夭（妖），其叶蓁蓁（真），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交）国人。《诗》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其仪不忒（特），正是四国。”其为（围）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
上一次，我们说在《齐家章》里面，有三次说到“治国在齐其家”，今天我们所要学习的，就是这个“第三次”之中第一次引用《诗经》的部分。
【1】信经而后能述经，好（浩）经而后能有恒。不信经典而后作，异端因此如笋生。
这一次说到的“治国在齐其家”，是“信而好古”的体现，“述而不作”的形式。只不过“古”在这里是指《诗经》中的诗句。
为何《诗经》中的诗句可以“信而好之”？因为《诗经》是“经”而不是普通的“诗集”。
《诗经》中的“诗”虽然也必然是有某个具体的人写出来的，但是，当它在《诗经》之中的时候，就不再仅仅是作诗者个人的志、情、意了。
也就是说，“经”是传道的，是告诉人们评判是非善恶之标准的，而不是用来记事的、抒情的，也不是用来表达个人思想意志的。
读经而不信经，那是根本没有把经当作经，而是当作普通的诗词文章看待了，是在“经”的标准之外另立一个标准。
因为“信而好之”，所以，这里才会直接引用《诗经》的诗句三次，用来说明“治国在齐其家”的道理。如果不信，不必引用；如果不好，不会引用。
学儒之人，如果不信“四书”、“六｛五｝经”，却对“四书”、“六经”采取“去粗取精”、“古为今用”的态度，那么，我不敢说他是在学儒。
所谓“好”，不是一般性的“喜欢”；“好”是习惯成自然的心态，不是一时的情绪，不是凭借利害做选择。
能“信而好古”，然后能“述而不作”。所谓“述”，是在尽心尽力探求经典愿意，然后用自己的言辞表述出来。
所谓“作”，是“从无到有”的“创造”、“创新”，或者是“有意”，或者是“刻意”。这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最流行、最普遍的主张。
春秋时期，因为“大道裂”了，“天下乱”了，于是，在众多谋士凭借计谋游说国君的时候，至圣孔子、道君老子传承往圣先贤之道，以期使天下复归于道，恢复安定；
战国时期，除了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这“孔门四圣”传承往圣先贤之道以外，出现了“处（楚）士横议”、“百家争鸣”的情况。
“处士”之所以是“横议”，“百家”之所以是“争鸣”，只是因为其言其说不是出于大道，而是出于自己的所思所想，换句话说，就是“不是述，而是作”。
大道不言，天地人物无不在道；天地不言，圣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圣人只是“述”而不是“作”。
【2】道器不同须知道，天人有别要知天。唯知有我却无人，家国天下尽难安。
不知有“道”，而只知有“器”，那么，人们就会把“术”误认为是“道”，纵然是要去探求所谓的“规律”，也只是为了“私利”；
不知有“天”，而只知有“人”，那么，人们就必然有“战天斗地”、“改天换地”、“翻天覆地”之类的主张，因为把“天地”都当成了谋求私利的“资料”、“资源”；
不知有“义”，只知有“利”，那么，人们就必然“想方设法”、“千方百计”、“殚精竭虑”地去谋利，乃至“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不知有“人”，只知有“我”，那么，人们在一般情况下，就会提倡“互利互惠”、“彼此双赢”、“公平竞争”、“富国强兵”，
可是，一旦“人”与“我”之间发生了“利害冲突”，就“以强凌弱”、“弱肉强食”、“以邻为壑”、“勾心斗角”、“拉帮结派”、“鹬蚌相争”。
“道”无所谓“创新”、“创造”，从人类来说，只有是否“知道”、“得道”、“遵道”、“合道”的问题。“四书”、“六经”是“传道”之经典，非“创新”之“理论”。
“理”从“道”来，谓之“道理”；“理”无不合于“道”，谓之“真理”；“理”合于“天”，谓之“天理”。此“道理”、“真理”、“天理”，莫从“俗学”来看。
“俗学”以人凭借思考、试验、推论之所得为“理”，以真实不虚、足以成功、足以获利之“理”为“真理”，以阐述、辩论、论证却未经实证之说为“理论”。
“利我”的“理论”必然要“创新”、“创造”。“我”要得到最大的名利，就要“超越众人”，就要“超越时代”，就要“超过前人”，
总之，就是“我”要富，“我”要强，“我”要高，“我”要大，“我”要精，“我”要新。要达到这个“目标”，就需要“否定之否定”，乃至“否定，否定，在否定”。
当“我”不如那些已经“富强高大精新”者的时候，“我”即使是“节衣缩食”也要“赶英超美”，因为当时的英美“危及”到“我”的安全；
即使“我”实在无法跟那些“富强高大精新”者相比，“我”可以像“纵横家”的主张那样，与她们结成“攻守同盟”，或者依附于它们以自保；
如果连“结盟”、“依附”都无法达成，那怎么办？于是，就有了另外一种情况：“富强高大精新”者有成千上万枚核弹，“我”自己造出或者买到几枚核弹，与你同归于尽。
为什么说这么多呢？因为当今世界，基本上就是大力倡导“作”的世界，从世界各国各族，到每个人的所思所想、所见所闻，基本上都不自觉地倾向于“作”。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说明：我们这里不是痛恨任何国家、民族，中华文化的复兴，所期望的是各国、各族、全人类、天地人物的“太平”，至少是“和平”。
再者，使“天下太平”，也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方式不同。有经在此，学与不学全在自己；有道在此，走与不走，毫无勉强。
我们可能听说过“人心不古”这个说法，那么，“人心古”的时候是什么样？是《中庸》所说“天命之谓性”的样子，人人有人之性而不知不违。
从“人心古”开始走向“人心不古”的时候，惟有“圣人”能“率性”，亦即“从心所欲而不逾矩”，“道”也就凭借圣人言行而示范传达于人间，后世所能见的就是“经”。
通过读经，遵循圣人言行而自我修养，或者用经典所载之道以行教化，这就是“修道之谓教”。对经不尊，对圣不敬，却想从经典之外自立一说，从圣人之外自行一途，必是异端。
【3】树根深正枝叶繁，自身不修齐家难。能使家人孝悌慈，以教国人才不难。
第一次引用《诗经》：《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
这里所引用的是《诗经·周南·桃夭》中的第三章。虽然此诗是《诗经》中的诗，但是，这里是“借诗以明道”，与孔子“删诗以传道”不尽相同。
《诗经》传道，是把《诗经》三百多首诗作为“载道”的整体，前后顺序以及每首诗的宗旨都是浑然天成、无懈可击的。
“借诗以明道”，则是为了说明某个道理，而截取《诗经》原文中的一章或一句，只是取其中所蕴含的道理而未必取其原义，亦即“断章取义”。
既然是“断章取义”，也就是说，所取的是所截取出来的“断章”所蕴含之义，这个“义”不再受原诗之义的限定，比如，这里此句不再专指女子。
“桃之夭夭”所说的本义是，桃树生长得茂盛，生机勃勃，生意盎然；“其叶蓁蓁”所说的本义是，桃树枝繁叶茂的样子。
在此借用过来，是为了表达什么义呢？是“修身”之义。桃树根深，才能叶茂；根深叶茂，才能花果众多。一个人自己意诚心正，才能益于他人。
“之子于归”的本义是，这位女子结婚成家了，得到了她的归宿。“宜其家人”所表达的本义是，能使其家中之人无不利、无不宜。
此处借用过来，所要表达之义是什么？“之子于归”不再仅仅指成家的女子，而是任何男女在自己家中的一言一行；“宜其家人”是指修身而后能齐家。
宗圣曾子由此而引申说：“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意思是说，首先能“宜其家人”，然后才有可能去教化国人。
从“桃之夭夭，其叶蓁蓁”来说，一个其身不修的人，不可能使人修身。因此，修身为本。然而，这是在说“治国在齐其家”，所以曾子没有强调。
引用“之子于归，宜其家人”，是曾子所强调的，不过，这里所强调的是，唯有能修身齐家之人，才有教化国人的可能。
家中的孝子，才能教导国人孝道；家中兄弟和睦，才能教导国人以悌；家中的慈父，才能教导国人以慈。自身能够孝悌慈，固然未必能使家人都孝悌慈，但是唯有自身孝悌慈，才能教人孝悌慈。
不孝之子，打爹骂娘，侮辱祖先，不可能教导家人孝敬父母，更不可能教导国人孝道。对于兄弟，不友不爱，不可能教导家人兄弟和睦，更不可能教导国人兄弟和睦。
不慈之人，虐待家人，不善待子女，不可能教导家人向善学好，更不可能教导国人以慈。这里所说的是“教”，意味着有“教”然后可以“齐家”、“治国”。
【4】教字必从孝道起，启发心性归于道。百余年来舶来教，今当反思归正道。
接下来要说的问题，是我对当今“教育”的一点反思，这种反思面对的现在，但是，目的是为了未来。我们学习经典，不应该被所处的时代、过度所束缚，而应该坚守道义。
近百年来，国人为了救国、救族，为了“革命”，为了“战争”，为了“现代化（西方化、美国化、城市化）”而“反传统”，所以，放弃了“孝悌慈”的教育；
甚至不仅仅是放弃，有时候还反其道而行之，把“孝子贤孙”作为骂人之语，一时之间把教人“孝悌慈”的“圣人”贬为“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
时至今日，国人真心认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子老子是圣人的也寥寥无几，虽然她们的地位比数十年前提高了，那又怎么样呢？
尧舜仍然不过是不可尽信的传说，夏禹商汤、文王武王，仍然不过是所谓“奴隶社会”的“开明的奴隶主”，周公、孔子、孟子、老子也只是“思想家”、“教育家”之类的专家。
近百年来，“教化”成了人们比较反感的一个词语，被所谓的“教育”这个词语所取代，然而，当“教化”被误解的时候，“教育”也出了问题。
不“孝”之人，不足以“教”人；无“孝”，不足以言“教”。当我们说“教化”的时候，意味着使人自知、自明、自行去良心、善性，即使有偏离也只是使之回归。
所以，“教化”是通过“教导”，而使人自知其生来就有的人之心、人之性，使人“从内到外”地把人之心、人之性呈现于言行之中。
当“教”不以“孝”为根本的时候，当人们不再认可“人之初，性本善”，却认为“性本恶”或者“性无善无恶”的时候，虽然仍使用“教育”这两个字，却已非中华之“教育”。
为什么已非中华之“教育”？因为这样的所谓“教育”过程中，“善”已经成为外在添加给人、灌输给人的东西，“人心”、“人性”成了需要改造、塑造的东西。
再说，这样的“教育”一方面在教人“平等、自由、博爱”，以舶来之“教”，取代了中华之“教”，泯灭了“五伦”、“三纲五常”、“三从四德”。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纲”被批判德体无完肤，“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也被与“三纲”捆绑在一起批判，使人不知何以为人了，只是无人敢倡导“不仁、不义、无礼、不智、无信”。
“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这“三从”被批判得更彻底，捎带着连“妇德、妇言、妇容、妇工”这“四德”也一起被批判了。
另一方面，现在的所谓“教育”，在教人“知识技能”。这是与所谓“现代化（西方化、美国化、工业化、城市化）”相适应的。
在这样的“教育”下，“人”与“禽兽”的区别，不再是有没有“仁义礼智信”的不同，而是能不能“直立行走、制造和使用工具、语言思维”了。
在“孝悌慈”的“教化”被舶来式的所谓“教育”取代的时候，如果后者确实是符合“道义”，确实能够使“国泰民安、天下太平”，我们这么做是完全可以的。
我无意于歧视、贬低这种舶来之物，也无意于把中华文化强加于任何人，但是，我不忍心等到家国、人类病入膏肓时再想起来治病，不忍心等到了悬崖了才想起来勒马。
当前，国人已经有很多开始学习中华经典，政府也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而逐渐回归中华文化，有的外国朋友也开始学习或关注中国文化，这是好的现象。
我们需要明白，事情是复杂的，不可简单化；时间是有四季的，不可操之过急；现实是难以完美的，不可求全责备。
我们学习经典，如果用来批判现实，那无异于增加现实的戾气，违背经典之道；如果用来谋求私利，那无异于把圣贤君子之道当作小人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