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孟献子曰：“畜（音序）马乘（音剩），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音序）牛羊；百乘（音剩）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1】国家官员有职责，分心渎职则不义。君子谋道不谋食，兼事农商夺民利。
孟献子是鲁国的一位大夫，姓氏仲孙，名为蔑（音灭）。《大学》引用他所说的这段话，是为了说明“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我们先来弄明白孟献子这段话的涵义，然后再说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的涵义。
所谓“畜马乘”，字面之义，是“饲养着马用来驾车的人”，这里所指的是“士、大夫级别的官员”，其实也就是臣子之中级别最低的两类。所谓“不察于鸡豚”，是说不去考虑自己养鸡养猪之类的事情。
所谓“伐冰之家”，字面之义，是“采集贮藏着冰的人家”，这里所指的是“卿大夫以上的官员”。为什么是“卿大夫以上的官员”呢？因为唯有卿大夫以上的官员在丧葬、祭祀时用冰，因此才需要凿冰、藏冰。所谓“不畜牛羊”，是说不饲养牛羊。
所谓“百乘之家”，字面之义，是“有封地而且能出得起一百辆战车的人家”，这里是指“公卿级别的官员”，因为这里所说的是“诸侯国”内部的事情，所以，不包括诸侯在内。所谓“不畜聚敛之臣”，是说不设立收缴赋税、聚敛财富的臣子。
孟献子列举了三个级别的官员，包括了诸侯国内君主之外的所有官员。级别低的官员之家不养鸡养猪，中级官员之家不饲养牛羊，高级官员之家不设收缴赋税之官，三者都是为了不与民争利，这么做，更是为了使各级官员不要考虑谋求私利之事。
为什么不许中下级官员蓄养鸡猪牛羊呢？第一，因为官员都在国家有职责，不能分心去做其他事，否则会影响其职责。第二，因为官员都有俸禄以养家，不能再另外谋求财富。第三，因为蓄养鸡猪牛羊是庶民之事，也是庶民谋生方式之一，官员不能与民夺利。
另外，官员蓄养鸡猪牛羊之类，当然是为了谋利求富，为富则不仁，为利则是小人；官员分心去蓄养鸡猪牛羊，是渎职，渎职而谋利则不义。“君子喻于义”，身在臣子之位者，无论任何事都应该从义出发，而不能从利出发。否则，虽在臣子之位，却是小人之心。
士农工商，各有其职责；尽职尽责，方能合义。官员却去兼做农工商之事，便是有小人之心、行小人之事，不仅会扰乱农工商，而且会败坏国家的风气，而使国人走上谋利致富而不顾礼义之歧路，乃至会形成“笑贫不笑娼”的邪风。
既然官员不能蓄养鸡猪牛羊，主要是因为官员不能有谋利之心，不能行不义之事，那么，当然不能与工商勾结以谋利，当然不能聚敛财富以谋利，更不能贪污掠夺以谋利。因此，官员不能蓄养鸡猪牛羊，是从根本上做出的规定。
中下级官员不能蓄养鸡猪牛羊，公卿之类的高级官员就更不能如此了。那么，高级官员为什么不能在家里设立收缴赋税、聚敛财富的臣子呢？因为收缴赋税是国家之事，不是公卿之事；因为聚敛财富是不仁不义之举。
为什么说“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呢？因为即使是有“盗臣”，所“盗”的也只是公卿之家的财富，不至于伤害百姓、国家，可是，“聚敛之臣”所聚敛的财富是来自百姓，受伤害的是百姓、国家。朱子说：“君子宁亡己之财，而不忍伤民之力。”
【2】治国莫以利为利，倡导致富失礼义。身心安宁民所愿，国无礼义民则弃。
孟献子之言所说的很具体，曾子从这具体的说法，引申出来的是一个道理：“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因为选拔、任命、约束官员，是国家之事，是治国之所必需，所以，这里从国家而言。
怎么叫做“不以利为利”？就是说，治国者不能把致力于“富国强兵”作为第一要务，而是要把“安民”作为第一要务。《礼记》的第一篇是《曲礼上》，《曲礼上》的第一句是“《曲礼》曰：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这是以“安民”作为目的。
固然，“安民”包括“身安”和“心安”两方面。“身安”离不开“衣食住行”的满足、“养生丧死”的“无憾”，但是，国家之所以是国家，人之所以是人，其关键却在于“仁义礼智信”，而不只是能吃饱穿暖、奢侈享乐的私人集合。
国人有“仁义礼智信”，那么，可以“国人一心”；国人没有“仁义礼智信”，那么，必然“国人各怀心腹事”。国人有“仁义礼智信”，可以“国富兵强”；国人没有“仁义礼智信”，即使“国富兵强”，也难保百姓安宁、国家稳定，更不用说遇到意外、灾荒而复兴。
《论语·颜渊》中有一段话，我们可以在这里说一说。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在这里，孔子说到了“足食，足兵”，因为这是“保国安民”的基础，是正常情况下，政府能得到庶民信任的前提。
接着，子贡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子曰：“去兵。”所谓“必不得已”，意味着国家遇到了特殊情况。孔子为什么说是“去兵”呢？因为国的存在，是为了国人的生存，假如国人都不能生存了，国的存在也就没有意义了。
子贡又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子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是说更为特殊的情况下的做法。孔子先说“去食”。“去食”岂不是国人都会饿死吗？那还谈什么“国政”呢？这大概也是许多人不理解孔子之言的地方。
理解孔子说“去食”，要从后面接着说的“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入手。自古至今，以至于未来，只要是人就不会不死，但是，人之所以为人，则在于人有“仁义礼智信”；国家之所以为国家，在于政府能够得到国人的信任。
假如人与人之间相互欺诈，以强凌弱，即使是能“饱食终日”，那也人人自危，内心不安，而且像禽兽一样活着，则意味着“人身”虽然还活着，“人心”却已经死了。臧克家先生的诗“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大概也可以如此理解。
一个国家的政府，如果身在君臣之位者，只知搜刮民财、鱼肉百姓，或用各种巧妙的言辞或手段欺骗百姓，或为了保住其“江山”而胁迫百姓，那么，必然失去国人的信任。失去了国人的信任，那么，这样的政府存在也失去了意义。（要分清“国家”和“祖国”。）
所以，“以利为利”，或许能“富国强兵”，甚至可以快速地“富国强兵”，但是，如果不能使国人“身心安宁”，则不可能“国泰民安”；“以利为利”，或许能使国人一时之间富裕起来，得到奢侈享受，但其结果却会因为失去“仁义礼智信”而使国人不能“心安”。
治国者不仅要为“正常情况”着想，还必须要为“不正常情况”着想。因为政府的垮台、朝代的频繁更替，都伴随着“百姓”的苦难，正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百姓永远不会希望某个政府垮台，但是，唯有使国人“身心安宁”的政府才能“长治久安”。
【3】国人仁则政教仁，义为利本安其民。国人知义国可泰，欲成君子凭个人。
怎么叫做“以义为利”呢？义者，宜也。生而为人，以人心以行人事，尽人之责任，是人之义。身在君位，政教“止于仁”，遵道安民，是君之义；身在臣之位，言行“止于敬”，以道事君，是臣之义。
为人子女，心思“止于孝”，光宗耀祖，是子女之义；为人父母，心思“止于慈”，孝亲爱子，是父母之义。作为夫妻，男女有别，各尽其责，不怨不弃，是夫妻之义；作为朋友，诚信相待，切磋箴规，相辅成仁，是朋友之义。
总而言之，无论身居何位，其“义”在于其心之“仁”，其“仁”发于言行则为“义”，所以，可以用“仁义”来总括。所以，《孟子》的第一篇是《梁惠王上》，《梁惠王上》的第一章是《孟子见梁惠王》，孟子说的第一句话是“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很多人怀疑“亦有仁义而已矣”，认为仅仅有“仁义”不足以治国，所以，很多人把“义利”并列起来看待，主张“义利并重”，或者“左手抓义”、“右手抓利”，其结果是，除了“左撇子”之外，都会“重利轻义”。
有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从“仁义”来说，“仁”为“义”之“本”；从“义利”来说，“义”为“利”之“本”。《大学》开篇就说过：“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後则近道矣。”“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
因此，有“仁”则自然有“义”，有“义”并非一定合“仁”；有“仁义”则自然有“利益”，有“利益”并非一定合“仁义”。因为无“仁”之“义”、无“仁义”之“利益”犹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为什么治国不能“以利为利”而应该“以义为利”呢？我们看孟子之说。孟子说，如果国君说“我怎么给我的国家带来利”，那么，大夫也会说“我怎么给我的家庭带来利”，士人、庶民也会说“我怎么给我自己带来利”。因此，全国都陷入“利”中了。
全国都陷入“利”中，则必然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谋利。而且欲壑难填、贪心不足蛇吞象，因此而导致国人为了谋利而走上旁门左道、歪门邪道，社会风气则会变得唯利是图、争斗杀戮、奢侈腐化、淫靡放荡、不知廉耻。因此，国家就危险了。
那么，为什么“有仁义而已”呢？孟子说：“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仁者不忍心看到任何人受到伤害，则必然能行“孝悌慈”之事；义士不仅能“见义勇为”，甚至可以“舍生取义”，则必然能尽职尽责。
国人能行“孝悌慈”之事，则老有所养、人能辞让、幼有所安，国人由此可以“心安”；国人能尽职尽责，则财货用度必然不会缺少，国人由此可以“身安”。国人能“身心安宁”，则政府能得到庶民信任，则由此可以“国泰民安”、“长治久安”。
一个国家，究竟是“以利为利”还是“以义为利”，取决于国君的政教。孟子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君非君子，难行仁义；臣非君子，难以以道事君；庶民不学君子之道，君子不会凭空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