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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群讲座稿:《大学》085:治国章解(十九)(2015.01.06)
发布日期:2020-05-22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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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长(音掌)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

【1】君臣父母皆谓长,级别各自有不同。治国若为谋财用,国家便如一商城。

“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此句的意思是,作为一国治君国家的君主、官长,却把心思主要用于财富用度,一定是因为有小人的诱导或迫使。接下来,我们来详细地探究一下这句话的含义,也许能消除或减轻一些疑惑。

“长国家”的人是什么人?可以分为“长国者”和“长家者”。“长国者”是谁?最高的是君,其次,国中各部门、各层次则各有其“长官”。“长家者”是谁?亦即“家长”,包括过去的家长、现在的家长、未来的家长。不过,这里所讲的只不过不是侧重家长而已。

为什么“国”在前而“家”在后呢?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这是从“君子务本”来说,但是,“君子务本”绝非意味着君子就不要枝叶之类的“末”,然而,君子知晓“务本”而后方能枝繁叶茂的道理。

再者,这里所说的“长国家”是在“治国章”里说,而不是在“齐家章”、“修身章”里说。《大学》之所以按照“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的顺序阐述,就是“由本及末”之义,但是,每个上一章都是下一章之本,下一章都是上一章之末。

因此,上一章“齐家章”就是此章“治国章”之“本”,此“治国章”就是“齐家章”之“末”,所以,这里要把“国”放在“家”的前面。顺便说一下,《大学》之所以没有“平天下章”,有“治国”之“本”,“平天下”的过程也就在其中了。

“务财用”是什么意思呢?治国不能不“务财用”,但是,“德者,本也;财者,末也”这个顺序不能颠倒,也不能并列,当然,更不能仅仅要财而不顾德。出现最多的问题,是表面上的两者并重,实际上的本末颠倒;有时表面上也不顾德的还是少数。

其实,问题的根本则是内心有私欲。这种私欲只是因为一个人所处的地位不同,才表现出“私欲”范围的大小。地位高的时候,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可以保护其所在群体的私欲和私利;然而,当自己的私欲和私利受到极大威胁时,则可以损害其所在群体而只顾自己。

李斯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他仅仅是一个小吏的时候,他只是为了私欲而求自身和家人的私欲和私利;当他做了秦国的官员时,为了秦国的私欲和私利而不顾其他国家;当他做了秦朝宰相时,为了秦朝的私欲和私利而不顾其他。总归还是为了自己的私欲和私利。

然而,当李斯要谋求私欲和私利的时候,可以不顾老师荀子的劝告而入秦,先后拜在吕不韦、嬴政门下;当私欲和私利受到威胁的时候,他可以杀害韩非;当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可以与赵高同流合污,而隐瞒秦始皇死讯、杀害公子扶苏及其兄弟姐妹。

李斯算不上是一个奸恶之人,却是一个十足的小人,因为他只是平时遇到事情所想到的都是“利”。嬴政所用的官员都是诸如此类的小人,或许会有一段辉煌的时间,或许会见效既速又大,所以,在恶果未成之前,人们容易接受;但是,恶果已成,叹息已晚。

一个国家的君臣,如果把谋求财富放在第一位,或者是虽然表面上德财并重而实际上却把财富看得更重,那么,就相当于把国家当成了一个“商场”、一个“公司”,整个国家也就可谓“国不国”了。各国都如此,那么,天下也就成了争权夺利的角斗场。

【2】君为君子能用贤,君为小人重才干。臣能以道事其君,以利为利方可免。

为什么说“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呢?难道把一切罪责都归到“小人”身上,而“长国家”的君臣就没有罪责吗?当然不能如此。《大学》开头就说过:“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不修身,任何人都无以成为君子。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其中有多个级别的人,但是,无论在哪个级别上,无不是“位”。虽然说《易经》的六爻之中没有“庶人”之位,但是,六爻的每一个位又无不需要“庶人”修身,而后能有其在位应有之德。

再者,治国,需要从用人和理财两方面着手,而且所用之人不同,理财原则也就不同。君子理财必以“仁义”为原则,小人理财必以“利欲”为原则。我们在上一次说过:“君非君子,难行仁义;臣非君子,难以以道事君;庶民不学君子之道,君子不会凭空出现。”

可是,世俗之中,必有身在君臣之位而非君子的。在此情况下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可以用孟子的一句话来作为答案:“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如果君非君子,那么,其臣能有“大人”之德,则必然“以道事君”,由此而能“格君心之非”。

怎么叫做“格君心之非”?就是去掉君心之中的私心杂念,而使之“止于仁”。私心杂念去掉,那么,也就可以“心正”,从而成为君子。那么,为什么商纣有王子比干等众多贤臣,却仍然不能做到“格君心之非”呢?

身在大臣之位,是否“格君心之非”是职责问题,是否能做到“格君心之非”则非自身所能决定。王子比干固然未能成功地“格君心之非”,但无愧于自心,无愧于祖先,无愧于国家百姓,而“千古流芳”。

伊尹为相,可以纠正太甲之错;周公为相,可以东征平乱、制礼作乐。孔子摄相,可以使鲁国一时之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霍光为相,可以改换无君之德而居君之位的昌邑王;魏征为相,可以使唐太宗避免众多过失。最关键的则是可以使苍生少遭受一些灾难。

当一个国君身边还有一个君子的时候,即使危险至极,也尚不至于亡国丧身;当国君身边小人充斥的时候,虽然国家正处于鼎盛时期,也必然是走向衰亡的开始。“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桀纣不是遗臭万年的“前车之鉴”吗?

并非上天要亡桀纣,而是桀纣自取灭亡然后才会天亡之。小人之所以是小人,在于遇事无不从“利欲”考虑。小人身居庶人之位,一般情况下,还不会造成很大的危害,却对不起自己的“人生”;小人身居君子之位,却会害己害人、祸国殃民。

一个人如果自称为“小人”,可以是谦称;一个人如果自己甘愿做一个“小人”,轻则是画地为牢以自限,重则是自暴自弃。国君误用小人,尚可亡羊补牢;国君任用小人,则恐怕不会再有亡羊补牢的机会。

任何人都应该“近君子,远小人”,国君用人尤其如此。当国君任用小人之时,就必然是国家“以利为利”之日。接踵而至的,必然是利令智昏、利欲熏心、本末倒置、是非不辨、伤风败俗、淫靡混乱、民心不安。

圣人固然可以“磨而不磷(音赁)”、“涅而不缁”,但是,未达圣人之德者,难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整日与小人为伍,纵然国君本来可以“以义为利”,也会渐渐地变为“以利为利”。小人身居臣位,其出谋划策、建言献策也必从“利欲”出发。

【3】天下人间国众多,华夏理应是中国。切莫任由小人导,走向大同我担责。

上面我们所说的是在一国之内,“小人”对“长国家者”的作用。可是,还有在天下已经普遍是“小人之道”的情况。这就涉及到了“治国”与“平天下”的道理。在“天下无道”的情况下,最坏的情况是禽兽之道肆虐,其次是霸道横行,最好的也就是小人之道盛行。

孔子说:“天下有道,丘(音某)不与易也。”那么,“天下无道”的时候怎么办?那就是“匹夫匹妇皆有责”的事情了。可是,在此情况下,要从小人之道而上升为君子之道,从而走上圣贤之道,很艰难,而随波逐流则很容易。

整个人间,都走上了“小人之道”,那么,或者是被诱惑,或者是被胁迫,结果各国也就都很容易走上此道。难道我们就这样“不思进取”而随波逐流,乃至同流合污吗?那无非是人类的自暴自弃,国家的自暴自弃。那么,希望何在呢?

既然“天下之本在国”,那就应该从本国开始走上“君子之道”,好比《春秋经》之中的鲁国,由此开始从“据乱世”到“升平世”,从“升平世”到“大同世”。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是“鲁国”。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所在的“中国”,就是“鲁国”。

既然“国之本在家”,那就应该从国君自身的婚姻开始做起,好比《诗经》之中《关雎》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君子文王、淑女后妃,“以德相配”、“不淫于色”,诚敬祭祀,仁民爱物,终究得天之命而救民于水火。任何夫妇无不可以如此而行。

既然“家之本在身”,那就应该从自身的修行做起,好比《书经》之中的帝尧。敬顺天道,稽考先王,以史为鉴,如此“格物致知”;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如此“诚意正心”;“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如此“修身齐家”;“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如此“治国平天下”。

在国人不解甚至反对的情况下,国君诚心诚意地要回归正道,怎么办?可以像孟子告诉滕文公的那样。滕文公遵从孟子之教,“定为三年之丧(音桑)”,然而,滕文公的“父兄百官皆不欲”,而滕文公不争不辩,不责于人,自身躬行,尽礼尽心。

孟子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意思是说,我听说过用“有道德礼义”去改变“无道德礼义”的道理,没有听说过用“无道德礼义”去改变“有道德礼义”的道理。为何这么说?因为“有道德礼义”是圣贤君子之道,“无道德礼义”是小人之道。

朱子解释“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说:“自,由也,言由小人导之也。”如果一个人任凭“由小人导之”,则没有成为君子的一天;如果一个国家任凭“由小人导之”,则没有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的一天。

中国“无道德礼义”,则中国就是“夷狄”;中国“有道德礼义”,则中国就是“华夏”。在“天下”各国几乎无不“以利为利”的“夷狄”情况下,我们作为中国人,应该从本国开始,从“以利为利”向“以义为利”转变,从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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