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共学《论语》之群有155。应邀方来，不喜则去；非欲为师，但愿共学。以文言作解，为使朋友将来能自己读懂经典。

3.7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音壹）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1】既称“君子无所争”，又何言“其争也君子”耶？其症结在于“争”字。段玉裁先生《说文解字注》曰：“凡言争者，皆谓引之使归于己。”君子“临财毋苟得”，遇到事物时则“惟义所在”，绝不会“引之使归于己”，是故“无所争”。

“君子之道”，倡导“礼让”；“小人之道”，崇尚“竞争”。君子之“礼让”，非弃财物而不取，以义取财、取合义之财而已，然而，“小人”则以为“不争则无得”、“竞争为发展之动力”，或以“君子不争”为无能，或以“君子不争”为经济发展之阻力。

倡导“竞争”，固非用心邪恶，只是“小人喻于利”而已。“小人之道”以利考量一切，早知“有利必有弊”之理，当此之时，或以“双刃剑”辩解，或煞费心机而“制衡利益”，且试图力求“趋利防弊”。然而，小人之风由此而盛行，君子之风由此而削弱。

人能有“礼”，然后能各尽其责，一切有序而行，利就在其中；人能有“让”，然后能相互关心，相互救助，和谐就在其中。小人之风盛行，初则以富贵为荣，继则利令智昏，或致利欲熏心，至此地步而后，则人人虽能奢侈享乐乃至富贵，而人间则成“丛林”矣。

“君子”亦生活于现实之中，亦有衣食住行诸多需求，且生长于“有争”之世，是故，“君子”虽无“竞争”之心，当去尽心尽力、尽职尽责之时，在“小人”或以之为“竞争者”。然而，既无“竞争之心”，虽他人谓之“争”，亦是“君子”。“君子”在己不在人。

【2】“君子无所争”，然则君子如何行事？犹如参与射礼。射礼，或由天子、诸侯设之以选贤能，谓之“大射”；或诸侯、大夫设之以宴宾、娱乐，谓之“宾射”、“宴射”；或乡民设之以习练，谓之“乡射”。乃是礼仪之举，不可以西方及世俗之“赛事”视之。

西方及世俗赛事崇尚“竞争”，讲求技巧与实力；中华传统之赛事，虽讲求技巧与实力，纵然为求胜而相较，亦当“切磋技艺”、“点到为止”，若恃勇斗狠、以强凌弱、以多欺少、乘人之危、暗箭伤人，则必为众人所不齿。

礼仪则是诚敬庄重之事，而射礼则既重其德，又重其能，似赛事而非赛事。君子之技巧，乃是熟而生巧；君子之实力，在于平日之习练；君子于射礼之上，心平气和，两两而登台，相互揖让再三，尽心尽力而射，胜者则曰“承让”；射礼完毕，胜者登台，向不胜者作揖而饮酒。

夫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是以射礼而言“君子”之行，而非惟论其射礼之事。是故，君子之行，非与人相争竞，“揖让而升，下而饮”者，是其德之呈显；尽心尽力于所行之事，是其能之呈显。天下有道之时，纵然是争战，亦如“宋襄公仁义之师”。

【3】“礼崩乐坏”之后，“华夏”之道败坏，而“夷狄”之道盛行，“宋襄公仁义之师”几乎遭到普遍讥讽、贬斥，君子之道渐失，小人之道昌盛，进而天下由此近于丛林矣。事见于《春秋》二十二年，《公羊传》赞之，而《谷梁传》与《左传》非之，不合“经”之义矣。

《春秋公羊传》，非记史实者，亦非评论史实者，乃借史实而斥“霸道”、宣“王道”、成“仁政”之“经”。《谷梁传》、《左传》，陷于“霸道”矣，故曰不合“经”之义。《春秋经》曰：“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师败绩。”

单方兴战事为“偏战”，“偏战”则书其日期，而《春秋经》书曰“朔”，是赞其合于“正道”。《经》中之“宋襄公”，非等同于史实之“宋襄公”其人，借以明道而已。“宋襄公”之“正”，但以其“及楚人战于泓”之事，且此战以“宋师败绩”而告终，何以赞之？

当楚人尚在渡泓水之时，宋襄公之臣请求趁乱而击之，宋公曰：“不可。吾闻之也：君子不厄人。吾虽丧国之余，寡人不忍行也。”楚人战阵未成之际，其臣请求趁乱而击之，宋公曰：“不可。吾闻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待楚人列阵之后而交战，“宋师败绩”。

《公羊传》曰：“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所谓“大”，即盛赞之辞。此谓“君子无所争，其争也君子”，如此则虽败犹荣也。以“小人之道”而言，必以“宋襄公”之举为迂腐。

《春秋经》有“十二公”，以“隐桓庄闵僖”五公为“据乱世”，以“文宣成襄”四公为“升平世”，以“昭定哀”三公为“太平世”。“宋襄公仁义之师”在“据乱世”之末，恰是由“霸道”升为“王道”之际，惟有天下能有此“正道”，然后能升为“王道”。

须知《春秋经》之道乃是“愈后愈治”，而事实则是“愈后愈乱”。人类由“霸道”而升为“王道”，必由“仁义”之途；当“兵不厌诈”、“胜王败寇”盛行之时，恰恰是“人类”由“王道”降为“霸道”，再由“霸道”而沦为“丛林之道”。悲哉！

3.8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音炫）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音于）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1】子夏，夫子弟子之一。子夏所问之诗句，不见于《诗经》。《诗经》之诗，是“诗”之“经”；然而，并非《诗经》之外已无“诗”。《诗经》乃是传道之“经”，然而，未入《诗经》之诗，未尝无合道之诗；进而言之，读诗而明道理者更是不可胜数，贵在善于读之。

“巧笑倩兮”，意谓笑容美妙而两腮佳美。“美目盼兮”，意谓双目大而有神、目光流转而含情。“素以为绚兮”，意谓女子化妆必先施粉而后化妆。如若两腮不佳美，则笑容何以美妙？若无面颊之美，则美目亦难显其美。若无粉底，则化妆未必能美。

对子夏而言，此诗句不可谓难懂，然则，子夏何以问之？诗以象言，若无言外之意，则必非诗之佳者；若不能由诗以明其理，则必非善于读诗之人。是故，若此诗句只写美女之美，则非佳诗；若读此诗句而只见美女之美，则非善于读诗者。

子夏之问，问此诗之理也，夫子答曰：“绘事后素。”此言有两解。一谓如绘画先有素地而后加粉饰，即“素而后可饰”之意。朱子曰：“人有此倩盼之美质，而又加以华采之饰，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即是此意。然又曰“子夏疑其反谓以素为饰，故问之”，此则不可取。

一如钱穆先生所言：“古人绘画，先布五采【同彩】，再以粉白线条加以勾勒。”如此则“绘事后素”则为“先以五彩绘画而后以粉白勾勒”之意。此解于“素”字之后加“勾勒”二字，是“增字为训”之意，宗来不取。

【2】子夏问曰：“礼后乎？”是为子夏闻夫子之教而有所悟，未敢自是，故特言之以待夫子之确认，是学思之谨慎也。朱子谓“子夏疑其反谓以素为饰，故问之”，盖解此句为“有礼而后求素”。然而，“礼后乎”亦可解作“是否有素质而后以礼饰之乎”，此取后解。

有两腮之美，而后“巧笑”可显；有面颊之美，而后“美目”可显；有素白粉底，而后可化妆。由此而言，人必有素质之美，而后学礼以成其德。所谓“素质”，犹言“天生美质”也，即“恻隐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诚敬之心”。

如此“素质”，乃是与生俱来；礼者，充分呈现此“素质”而已。若无此“素质”，则不足以成“礼”。夫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此所谓“起”，犹“启发”之义；“商”，子夏之名。而“始可与言诗”，其中有“不尽然”之意，且对子夏之言未予肯否。

夫子何以不予肯否？盖子夏之言，虽不为错，然亦有所未达也。其言何以不错？人必先有“素质”，而后方可学礼以成之，此言不错也。其言何以有所未达？礼者，非由后天添加，乃是因其与生俱来之“辞让之心”，然后修而养之、扩而充之，以此而内外如一、言行如一而已。

其解“绘事后素”为“先以五彩绘画而后以粉白勾勒”者，盖由《易·贲（音必）》之“上九”爻辞而来。其爻辞曰：“白贲，无咎。”王弼先生注曰：“处饰之终，饰终反素，故任其质素，不劳文饰而无咎也。”

所谓“饰终反素”，犹如“返璞归真”、“浑然天成”。何也？贲者，饰也。子夏之言，由修养扩充而言，犹如人之修养必有“择善固执”，修养而至于成，然后可以“不固”、“不执”。若无“择善固执”，则何以成“善”、“达仁”、“合道”？

所谓“大智若愚”，去所谓“若愚”必非其初之“愚”，乃是其初之“质朴无华”；然而，其初之“质朴无华”尚不可谓之“大智”，惟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而后“浑然天成”、若“天然去雕饰”，由“贲”而至于“白贲”，其此之谓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