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共学《论语》之群有160。应邀方来，不喜则去；非欲为师，但愿共学。以文言作解，为使朋友将来能自己读懂经典。
【更正】上次文稿3.9【2】所引朱子之言曰：“文献若足，则我能取之，以证君言矣。”宗来有幸得王财贵先生指教，曰中华书局本作“以证君言”，是误以“吾”为“君”。宗来查证之后，确实如此。今正之。多谢王先生。
再者，宗来误解“征信”之“征”为“征伐”之“征”。“征伐”之“征”，可以解为“以正而行之”，而“征信”之“征”不可如此解说。然夫子之曰“吾能征之”，意谓“吾能验证而使人信之，且由此而成之”，其重点在于使“君”信而行之、行而成之。
3.11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
【1】“或问”者，某人来问也。夫子何以曰“不知”？朱子曰：“先王报本追远之意，莫深于禘。非仁孝诚敬之至，不足以与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鲁之所当讳者，故以‘不知’答之。”兹以此解之。
其一，其所问者，为“禘之说”，无异于请夫子介绍“禘”之理。由理而言，“禘”为“先王报本追远之意”之最深者。此所谓“报本”是敬报始祖；此所谓“追远”是远怀“始祖所自出之帝”，德如“圣”如“王”，然后可谓“仁孝诚敬之至”，而此为“或人”之所不及。
其次，由事而言，“、禘”为“王者”之祭，不居“王”之位者不得行“禘”，故“禘”非诸侯、臣民可行之事，即所谓“不王不禘之法”。“或人”者，必非“王者”，亦非诸侯，则其所问者，非其可行之事。既非其可行之事，则虽告之而无益。
人之所问，若非其所可行之事，则常发心于“好奇”，若径答其所问，则如助长其“好奇”之心，误其当行而可行之事。“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皆为此类。“奇”则“不正”，非其可行之事则言之而成空言。
其三，由史实而言，鲁国，特诸侯国之一而已，其所行之“禘”，本已非礼，是故朱子曰“鲁之所当讳”者。此所谓“讳”，非谓“隐瞒”，亦非“尊敬”，乃是不欲倡导此非礼之事。若鲁国之国君问之，夫子或以礼而谏告；若“王者”问之，夫子或以礼而直言。
【2】夫子既告“或人”曰“不知”，然而又伸手而指自己之手掌曰：“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是告知以“祭祀”之理，而亦告知“王者”及天下人以“禘”之理，如此者，似未答之，而实已答之矣。
“禘”之理，与“祭祀”之理无二，所不同者，在于“行祭祀之礼者”其位不同。“祭祀”之于人，皆无外乎“报本追远”之义，其心必发乎仁孝，其行必当诚敬。“禘”为其中“王者”所当行之礼。是故，“或人”欲知“禘之说”，由“祭祀”之理即可知。
“禘”必“王者”方可行之，是以夫子以“天下”而言，谓“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然而，“王之德”必由人自修之，“王之命”必由天而授之。以周朝为例而言，有“王之德”而又受“王之命”者，唯周文王而已，其后之尚居“王之位”者，未尽失“王之德”而已。
有“王”之德，而无“王”之位者，其可“禘”乎？可也。船山先生曰：“‘不王不禘’，则徒因于名以立分（音份），分以立法，是人为而非天理，何以见先生之精义入神也哉？”礼者，因乎天理，非人为而制订者也。因乎天理者，据其所受天爵也。天爵所授者，以其德也。
自周平王始，周之“王”已无“王之德”，其“王之命”亦因此而失，忝居“王之位”者，但以“周文王”得“天爵”而可行“禘”礼而已；此时，若鲁国之君诚有“王之德”，则其行“禘”之礼，亦未尝不可。“周公”虽有“天爵”，而鲁君无“王之德”、“王之位”则不可。
【3】
夫子所言“其如示诸斯”，意谓如自身之手掌，“言其明且之易也”。其所谓“明”者，人人可以轻易明视自身之掌，所谓“不明”者，惟不视之而已；其所谓“易”者，人人用起手而行其事，非所难也，犹如人所云“易如反掌”是也，所谓“不易”者，惟不欲为之而已。
“祭祀”之理，人人可得而知，以人人初生皆有“仁孝诚敬”之心。手掌行其事，听命于其心，人之心不失其“仁孝诚敬”，则“祭祀”之礼虽有所偏差亦不至于远；人之心能至于“仁孝诚敬之至”，则非惟“禘”礼可行，“治天下”亦非难矣。
受祭者，以其功德恩情而受祭；祭祀者，以其“仁孝诚敬”而尽其心、行其事。然则，夫子但言“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此谓“知之”之妙，而终究不言“所以知之”也？船山先生叹曰：“呜呼！诚有难言者。”
船山先生曰：“必天理现前，充周流贯，本末精粗，合为一致，而实知乾之不息、坤之厚德，与天尊地卑、上下以定、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之理，合同无间，然后即此为法，即此为仁孝，即此为理，即此为诚。”是故，“禘之说”既易明易言，又难明难言也。莫畏其难，莫轻言知。
3.12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音宇）祭，如不祭。”
【1】“祭”字之象，由“肉”、“手”、“示”三者构成，谓手持肉类而奉献于祭坛之上，以此敬祖敬神，而非有所祈求，亦非欲作忏悔。祭祀其祖，是孝心所发，永亲永怀而不敢忘；祭祀其神，是敬心谢意之所呈，铭感于心而不敢怠。
“祭如在”者，祭其先祖，而如先祖在上，是“事死如事生”也。“祭神如神在”者，祭先祖之外各路神祇（音旗），而如神祇之在上，是“毕恭毕敬”也。何以谓之“如”也？祭祀先祖抑或神祇，乃是祭祀者尽其心、尽其礼，诚敬之至，则先祖、神祇自然感而降临，而人之祭祀之诚敬，不因先祖之灵、所祭神祇是否降临而有丝毫懈怠。
但云“祭先祖”，而不谓之“祭先祖之灵”者，亲其亲、尽其孝也，如其亲尚在，不以生死悬隔而有所异也。“祭神”者，有神乎？无神乎？若谓有神，则常人不得见，虽欲为常人征之而或有不信者，故圣贤君子“存而不论”；若谓无神，则圣人、经典岂能欺人者哉？
或谓本无鬼神，而圣人假托鬼神以治民，此厚诬圣人之说也。圣人之道，不以利诱人于善、不以害迫人于善，岂以神诱人于善’以鬼迫人于善耶？以有为无，以无为有，则诚既不存，又何以言敬哉？既不诚不敬矣，又何以为圣哉？常人所不能见着未必无，既已见者未必可信。
祭必以诚。朱子引范氏之言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齐，必见所祭者，诚之至也。是故郊则天神格，庙则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有其诚则有其神，无其诚则无其神，可不谨乎？”所谓“神格”，谓神来降临也，惟诚可致。
顺带言及“祭圣”之事。宗来尝闻之于真一道子先生曰：儒生之于夫子，不宜祭之于墓，不宜谓之祭。盖祭至圣于坟墓，是以鬼祭之也；国家、公众祭圣于文庙，是以神祭之也；夫子之后裔祭之于家庙，是以先祖祭之也；惟儒生，行释菜礼为敬先师，行释奠礼为祝贺至圣。
【2】所谓“吾不与祭，如不祭”，意谓祭祀先祖、神祇必亲临，因故而不得亲临，虽有人代之，亦如同不祭。仁孝诚敬，必发乎己心，躬行己身，他人不可得而代之。子女之于父母，自身不能孝顺于父母身边，纵然重金请人事其父母，岂可谓所请之人等同于己也？
同理可知，请人代己祭先祖，先祖不会认其代之者为子孙，子孙亦不得以代己者为己身。请人代己祭神祇，神祇岂能以越俎代庖者为庖丁也？祭神者岂能以代己者为己身耶？是故朱子曰：以他人代己，“虽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尝祭也。”
包咸先生曰：“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亲祭，使摄者为之，不致肃敬于心，与不祭同。”朱子之说亦近似于此。此说似谓夫子尝有未亲祭而使人代祭之事，此不知何据。惟近人杨伯峻先生谓若不能亲祭，亦不可请人代祭。然则，确有事而不能亲临其祭者，究竟是否可请人代之也？
盖夫子之时，已有请人代祭者，恐非夫子尝如此。何也？夫子既言“吾不与祭，如不祭”矣，则谓“不祭”与“如不祭”为“五十步笑百步”者也。既“如不祭”，何必请人代祭？
再者，前既谓“郊则天神格，庙则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则“吾不与祭，如不祭”矣，谓请人代己而祭，则不能致“神格”、“人鬼享”。然夫子之言，盖谓祭必亲临，若不能亲临，而己心能“仁孝诚敬”，虽确不能祭，亦胜于请人代祭之“礼仪”矣。
朱子引范氏之言曰：“诚为实，礼为虚也。”船山先生曰：“（此语）大有理会处。虚却非虚妄之谓，唯礼之虚，所以载诚之实。”由此而言，礼者，用以表其诚也。请人代祭，既不可谓之诚，则其所谓“礼仪”已非所谓“礼”矣。孟子曰：“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