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共学《论语》之群有162。应邀方来，不喜则去；非欲为师，但愿共学。以文言作解，为使朋友将来能自己读懂经典。

3.13王孙贾（音古）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王孙贾，卫灵公之大夫。“贾”字之音何以不读为“甲”？读音为“甲”者，古之国名，依礼而国名不可用于人名，故读其音为“古”。固然。当天下礼崩乐坏之时，虽有此礼，人或不守之矣。天下有道，而后此事可免。

王孙贾之言，盖当时流行之俗语。欲明“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之意，须先明“奥”与“灶”之所指。奥，谓房屋之西南隅，乃是家中尊者所居之室。灶者，厨房炉灶所在之处。然则“奥”与“灶”何以关联？此由“祭灶神”而得以关联。

“祭灶神”之时，先以木制作“神主”牌位，置于灶台之上，而祭之于此；于灶台处祭祀完毕，继而以一人扮灶神，而于房屋西南隅，陈设食物而再祭之。其人扮灶神之时谓之“尸”。此“尸”不可写作“屍”。盖灶台之祭，敬谢灶神之功绩；祭之于奥，敬拜灶神之尊德也。

俗语所言之“奥”与“灶”，只是借用其名，而非指其实。此以“灶”代指君主身边之近臣、权臣，而以“奥”代指君主。“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意谓取悦讨好君主，不如取悦讨好君主身边之近臣、权臣。此为小人之言、奸佞之道。

【2】谓之“小人之言”，以其“喻于利”而非“喻于义”；谓之“奸佞之道”，以其用“媚”而谋利也。君子之心，惟仁是守；君子之行，惟义是守。未有背道而能得道者，未有以邪术而能得正者。是故，君子于上不谄，于下不媚。是故夫子答王孙贾曰“不然”。

就一时一事一地而言，发心既正、所行合义，有成有败；发心不正、所行不义，亦有成有败。君子不计成败，但在乎发心之正、所行合义。汲汲于成败，则或为求其成而舍正弃义，或为避败而不择手段，非圣贤君子之道也。

夫子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此以祭灶之礼而言人之礼义。礼义既明，是非昭然。何谓“获罪于天”？礼者，言行之正路、义理，由此以行可事天、归仁，逆此而作，则悖于天理。人悖天理而贪求私欲，已是罪路，天岂能不知？

何谓“无所祷也”？《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人之心合于道，人之行合于正义，是“得道多助”，天亦因而祐助之；背道而驰，则“失道寡助”，是内欺其心，外欺其人，上欺上天，如此而欲祈祷求助于天，是诬天为是非善恶不辨者也。

由“祭灶神”而言，先祭于灶，礼也；再祭于奥，亦礼也。设若媚于灶，非礼也；媚于奥，亦非礼也。纵然其灶其奥或有徇私舞弊、贪赃枉法，而使谄媚者获一时之私利，然而如此既悖天理，其罪终难逃矣。人间法网或有疏漏，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3.14子曰：“周监【通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监”通“鉴”。“二代”谓夏商。周朝之礼，非凭空创制，乃是以夏商之礼为借鉴，加以损益而来。或以此损益为“以周之文救殷商之质”，此说固非全不然，但亦非全然如此。设若仅仅为救前朝礼制之弊，则视礼为可随意损益者，与“天理”无涉矣，此非圣人之礼也。

周公之礼，固然借鉴夏商之礼制，必兼通天理、人情，而后“礼”无不正。“郁郁乎文哉”，是夫子赞叹周礼之隆盛。然而，其“郁郁”之“文”由何而来？非由外在修饰而来，虽未至于完美无瑕，而已近乎“增之一分则过繁，减之一分则过简”矣。

何以谓之“近”也？周公之礼，《周礼》矣，行于当时矣。若已然完美无瑕，夫子何必再删订而成《仪礼》也？当春秋之时，礼崩乐坏，是周公之礼乐崩坏，是故夫子当初以“复周礼”为当务之急。然而，时无贤君愿行“王道”，周礼终究未复。

当此之时，夫子以道义，再以“周礼”为主，借鉴夏商之礼制，从而删订《仪礼》，使“礼”终臻于完美无瑕，此盖即“吾从周”之义，而非仅仅“恢复周礼”也。中华民族能有“礼仪之大”，而获“礼仪之邦”之美誉，其此之谓也？

3.15子入大【同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音邹）人之子知礼乎？入大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夫子所入之太庙，是鲁国周公之庙也。周公之庙，乃是祭祀周公之所，其后历代鲁国国君之神位亦在其中，当非若后世佛寺、道观般可供众人游玩、观赏之处，而当是清静之地。宗族之家祠尚且不许族人轻易进入，天子、诸侯之太庙与宗庙岂能人人可入也？

以夫子“言必称周公”而言，即或太庙允许众人游玩、观赏，夫子亦必非以游玩、观赏之心，盖必于周公毕恭毕敬也。近百余年来，文庙可由众人出入矣，然而，儒生入文庙，岂敢有游玩、观赏之心？是故，夫子之入太庙，绝非游玩、观赏。

况且既言“每事问”，由“事”字而言，则是夫子于周公庙中行事。所行何事也？必是祭祀之事。既是祭祀之事，夫子何必“每事问”？夫子当时，必非主祭之正宾，乃是助祭者。如果祭祀既始，亦不宜“每事问”也。

助祭者，听命于主祭而行事，夫子虽知其礼，亦不敢以其所知而擅行、自专其事。固然，当时主祭者所行之礼已有所不当，而作为助祭者，既在其位，亦不能不从。是故，夫子每行一事，皆问而后行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君子思不出其位”也。

夫子如此而行，适足以合乎助祭者之礼，此亦“多闻阙疑”、“多见阕殆”之义。若作为助祭者，擅行而自专，自行其是而不从于主祭者，则非礼矣。纵然主祭者所言所行有不合于礼者，行礼之际，作为助祭者亦不得不从之，是故“虽知亦问”。

然则时有讥讽夫子者，谓鄹之大夫叔梁纥（音合）之子，人多谓之知礼；既然知礼，何以事事皆问而后行之？可见其不知礼而徒有虚名也。此讥讽者，适可谓“不知礼者”。夫子闻其讥讽，但言“是礼也”，而不反讽其“不知礼”，是“温良恭俭让”也，是“辞让之心”也。

3.16子曰：“射不主皮，为（音围）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1】此章虽短，而解之不易。既独言“射”，则军中之射、射礼之射，当均含其中。当时之射，以一方棉布伸展开，作为靶标，称之为“侯（音猴）”或“鹄（音古）”。其布方十尺为侯，四尺为鹄。其布之色有不同，其中所画图案亦不同。

天子之侯，以白布为之，中画以熊；诸侯之侯，以赤布为之，中画以麋；大夫之侯，画以虎豹；士之侯，画以鹿豕。盖以其待射而称之为“侯”，以其为所射而称之为“正（音争）”。其四尺之“鹄”，则以兽皮为之。“射不主皮”之“皮”，即“鹄”之所在。

“射不主皮”，意谓射箭不以射穿鹄皮为主，而以射中（音众）鹄皮为主。然而，《仪礼》曰“射主皮”，谓以射穿鹄皮为主；《礼记》则曰“射不主皮”，谓不射穿鹄皮为主。两者何以不同也？或意谓“主皮”为军中之射，“不主皮”为射礼之射。

此不加分别，而总称为“射”，且曰“古之道”，则谓凡为射者，其正道皆以射中鹄皮为主，纵然是军中之射，其正道亦不在于必射敌于死，而在于射中、射伤而使之顺服。射中，则可以准确射其欲射之处，而不必用力甚大而必致之于死地。

与“古之道”不同，后世或多重在致敌于死地，故侧重于用力，而射中其人，亦必求射中其要害。譬如善射者，其名为“养由基”，其力可射穿九札，为当时人所称道，然而，如此则失“古之道”矣，以其已失仁慈之心矣。“人而不仁，如礼何？”

【2】汉儒解“为力不同科”，谓其意为，从事于力役者，因其力有大小，故须分其类别而用之，不可等同对待。此解亦含仁慈之心。人之力，必有大小，非可勉强；力之大者，固然不可使之小；力之小者，尤其不可使之大，此为“仁者爱人”之义也。

朱子则谓“为力不同科”之意曰：“科，等也。古者射以观德，但主于中，而不主于贯革，盖以人之力有强弱，不同等也。”是以“为力不同科”为“孔子解礼之意”，亦即因人之力不同，故“射不主皮”，如此则读“为”之音为“位”矣。钱穆先生力主此说，而宗来不以为然。

“射不主皮”之仁慈，体现于对敌对人；“为力不同科”之仁慈，体现于对其民。两者皆谓“古之道”，则一为其“仁慈”，再则亦谓“礼”之所重在于分别其类而对待之。人之与物，必有不同，强求其同则必伤于仁义，伤于仁义则非礼。

如倡“男女平等”者，若谓男女皆人也，不可一方歧视另一方，此可谓之“平”；然而，男女不同，是当然且必然，以其不同而分别对待，则可谓之“等”。“等”，犹如“科”。而今之言“男女平等”者唯知其“平”，而不知其“等”，是“男女无别，大乱之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