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共学《论语》之群有165。应邀方来，不喜则去；非欲为师，但愿共学。以文言作解，为使朋友将来能自己读懂经典。

3.17子贡欲去告（音故）朔之饩（音细）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2），我爱其礼。”

【1】“告朔”者何？礼也。天子于每年腊月，颁布来年之历日于诸侯，历日所重在于每月之朔日，亦即每月之初一日；诸侯受之，以其原本藏于宗庙，而于每月朔日，诸侯以羊祭之于宗庙，且会群臣，考其以往之所行，决断其烦疑，听治当月之政。

颁布历日何以祭祀？敬天行政也。羲皇太皞（音浩）伏羲氏初作《易》，《周易·系辞传》曰：“包牺【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重在观天地。

《春秋经》以“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为始，“隐公”者，托为“王道之始”也；“元年”者，效法天道也；“春”者，效法地道也；“王”者，“人道之始”也；“正月”者，“为政之始”也。效法天地之道以正人道也。

《书经》以《尧典》为首，帝尧之第一要务，即是“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钦若昊天”，敬顺上天也；“历象日月星辰”，效法天地也；“敬授民时”，遵天时以为用也。亦可见“敬天行政”之义焉。

由此可知，若今之中国能复行“夏历”，而不再以“洋历”为重，然后可谓以“中华之文”而“化成天下”，若以耶基督之诞辰为“元年”之“历法”为重，则“中华文化”终究难达其大成。由此可知，祭而后颁布历日，其礼不可不重也。

【2】“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何谓也？鲁国自鲁文公始，“告朔”之礼废而不行，而“告朔”所用之羊尚备焉。所谓“饩羊”，谓养之以备专用于“告朔”而尚未屠杀之羊。子贡见其礼既废，以为虽养其羊亦无所用，故欲去除专用之羊。

夫子何以谓子贡“尔爱其羊，我爱其礼”也？爱者，惜也。其礼能行，则“饩羊”能得其用；若礼不行，虽有其羊，而终究不得其用。是故，是否“去饩羊”非其要务，而能行“告朔”之礼，方为要务。是故夫子之所重在于礼，而不在于羊。

“告朔”之礼废，则“敬天”之义不存，而其臆见、功利为主矣；“告朔”之礼废，会君臣以考政令得失之义失，其所行之政不正矣。然则，而今当复“告朔”之礼乎？“告朔”者，礼之仪也；敬天行政者，“告朔”礼之义也。礼义不可废，而礼仪尚可损益。

是故礼义为大，然礼义必有礼仪以行之。天下之君若不敬天，则必无“天子”；一国之主若不行政，则必无君。天下人人不敬天行政，则可能有“霸道”，而必无“王道”。既无“王道”，则“仁政”遥遥无期矣，尚何望乎“天下太平”也？

3.18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

臣之事君，守道而行义也，若非如此而在其位者，谓之官吏，而不可谓之臣也。贯通于道义之间者，礼也。邦国有礼，人必以无礼为耻；邦国无礼，则人以尽礼者为谄媚。所谓“尽礼”，非于礼有所加而已。

《诗》曰：“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则视君子为迂腐，视圣贤为阻碍。小人之道弥漫之际，犹如种植草坪者，有禾苗生焉则除禾苗。然而，君子之所以为君子，在于知其义当如此则如此，唯恐不能尽礼耳。

由此而论读经，当国人不知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之时，则以尊圣为抬高孔子，而不知“圣”为“天爵”，非人之所能抬高或贬低者；当国人不知经之位经之时，则谓为可以任意取舍之书，乃至视读经为逆时、误国，而不知读经乃所以修齐治平。

以“事君尽礼”为谄者，以尊圣为抬高孔子者，以读经为逆时误国者，非可恨可恶之人，可悯可叹而已。何也？先觉者，当觉其后觉，而非痛恨后觉。春夏时节，万物生长，是万物之自然；秋冬时节，万物敛藏，何责乎万物？《中庸》曰：“君子素位而行，不愿乎其外。”

3.19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鲁定公所问之意，在于为君者当如何使其臣，为臣者如何事其君。定公身居君之位，当问“君使臣，如之何”，而不当问“臣事君，如之何”。何也？“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善问者，所问当切于己。

然而，君既有所问，则夫子以礼作答。“君使臣以礼”者，君之道也；“臣事君以忠”，臣之道也。此皆君臣之正道，且二者之间无因果关联。换言之，为君，在于自责以礼；为臣，在于自责以忠。朱子曰：“二者皆理之当然，各欲自尽而已。”

“君使臣以礼”当如之何？君必诚敬而明礼，进而使其臣时，使之各得其所、各明其责、各敬其职、各行其事。礼者，序也。“举贤与能”则各得其所，上下责任分明则各明其责，赏罚奖惩明确则各敬其职，不因好恶、亲疏而用人则各行其事。

“臣事君以忠”当如之何？君臣以义合，而不以利。君之所行合于义，则臣遵命而行，以成其义也；若君之所行不合于义，士则可去其位而为庶民，大夫“三谏而不从”可辞位；既在其位，则尽己之心以成义而已。忠必发乎己心，非他人所能勉强者。

若不分是非善恶而皆从其君，不可谓之忠；明知君之所欲行者非义而从之，是贼其君者也。患得患失而畏首畏尾，是有私心，是不尽心，亦不可谓之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则君臣之道正，君臣之所行不背于义。

3.20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1】夫子之言，乃《诗经·周南·关雎》之义，然而，编述者既列此章于《八佾（音亦）》篇中，则可谓以《关雎》而言礼乐。《论语》之编，非段落之拼凑，而是脉络井然，惟其脉络不易为人所见耳。进而言之，“五经（或六经）”，无不“一以贯之”。

“论语”之“论”，伦也，轮也。伦，则有伦次，非苟且杂凑；轮，则如车轮之有辐条，如树木之年轮而由中至于外。是故，其有字句似乎上下不关联者，而必有神有气贯通于其中；其有字句全同而似重复者，以其所处之位不同而不可等同看待。

“乐而不淫”，所“乐”者何也？乐得淑女以配君子，此谓夫妇之道也；乐得贤人以相辅成仁，此谓君臣之道也。淑女者，善良贤德之女；君子者，修养成德之男。淑女、君子之相配，是以德相配，是君子、淑女之所“乐”。君止于仁而臣止于敬，是君臣以义而合也。

君子之乐，非由外事外物所引发，德同而心同，阴阳交咸（自注：咸，感也。取《易经·咸卦》之义），以类相从也。夫妇之道，君臣之道，莫不如此。其所“乐”非由外事外物所引发，亦不为外事外物所左右，是“不改其乐”也。

何以“不淫”？所“乐”既正，则“不淫”。心不正，则必“淫”，不在于偏离正道之程度深浅。若所“乐”在于情、色、名、利，是小人之“乐”也。“一见钟情”者，其情之所发，往往非由于其贤淑，而由于其美色；心存名利而非仁义，其为君为臣，亦必追逐名利。

夫妇非由贤淑，君臣非仁义，则其来也倏（音书），其去也忽。何也？其一，其心不正，则如范文正公《岳阳楼记》所云，遇“淫雨霏霏”则悲，见“春和景明”则喜，心为外事外物所左右；其二，不能同心同德，即貌合神离，凭外物约束，岂能长久？

【2】“哀而不伤”，何谓也？《毛诗正义》之《关雎》诗序曰：“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可见《毛诗》以“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来解“哀而不伤”。

由此而言，“哀”者，“哀窈窕”也。《毛诗故训传》曰：“窈窕，幽闲也。淑，善。”又解“窈窕淑女”为“幽闲贞专之善女”，则“窈窕”为“幽闲贞专”之义。幽者，谦逊而不炫耀；闲者，“约我以礼”；贞者，守正而不渝；专者，诚敬而专一。

“窈窕”何以“哀”也？若“窈窕”之女不得“君子”则可“哀”；若“贤才”不得“仁君”则可“哀”。是故，“哀窈窕”者，唯恐“窈窕”之女不得“君子”，唯恐“贤才”不得“仁君”，则己不敢不修君子之道，不敢不“为人君，止于仁”。

“不伤”者，“无伤善之心”也。此言类似“恻隐之心”、“仁民爱物”之义。人性本善，人君当以圣人所传之道行教化而成其善，至少不可伤其善；“无伤善之心”，未必能“无伤”；若“有伤善之心”，则必“伤”；若不“爱物”，亦必“伤善”。

“君子”、“淑女”，“修身”也；“乐得淑女以配君子”，“齐家”也；“思贤才”，“治国”也；“无伤善之心”，“平天下”也。“乐而不淫”，夫之与妇、君之与臣当同心同德也；“哀而不伤”，由仁义而行，不失恻隐之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