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共学《论语》之群有165。应邀方来，不喜则去；非欲为师，但愿共学。以文言作解，为使朋友将来能自己读懂经典。

3.21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音说之说），遂（音岁）事不谏，既往不咎（音就）。”

【1】鲁哀公问“社”于宰我，非直问“社木”也。何谓“社”？“社”字“从示土”。“从示”则与神祇相关，“从土”则与土地相关，然而，“社”非指土地，也非指土地神，《说文解字》说：“社，地主也。”何谓“地主”？

此所谓“地”，非谓“大地”，而是“土地”；此所谓“主”，非谓“主人”，而是“神主”。是故“地主”犹如一木牌而上书“土地神之位”。这个“地主”，下与“土地”相关联，上与“土神”相关联，是以“社”之古字右侧为上“木”下“土”。

此所谓“地主”之神，谓“五土之总神”，即“后土”。“后土”“共（音公）工”之子，名为“句（音勾）龙”，因其功德而得以封神，“后土”为其神名。人于祭祀之时，面对“地主”而行其敬礼，所敬者为“土神后土”。

所谓“五土”，有两说。或谓指“山林、川泽、丘陵、坟衍（谓水边平地）、原隰（音习，谓低洼之地）”五者；或谓指“青赤白黑黄五色土”，分别对应“东南西北中五方”。两说以何为是？盖由“后土”而言，当指前者；以“王封诸侯”而言，当指后者。

“地主”之木制牌位谓之“主”，乃是神圣之物，必当有坛或室以供奉之，乃至有园或院。是故，“社”之本义为“地主”，由此而引申出“社稷坛”之“社坛”。此“社坛”可谓“总坛”，由“王者”所独有，如天下之有“天坛”、“地坛”、“社稷坛”。

然而，《说文解字》曰：“周礼，二十五家为社。”按段玉裁先生注：“许（慎）云‘周礼’者，《周礼说》也。”由此可知，此非《周礼》之说，乃是后世解《周礼》者所说，不可以此为据也。然而，时至春秋，礼崩乐坏，“社”之制亦变。

《晏子春秋》、《吕氏春秋》、《史记》有以“社若干里”封管仲、墨子、孔子之事，“皆谓二十五家为里，里有社”，此皆春秋时之事；又有“州社”者，“是二千五百家为社”，或“百家以上则共立一社”。此所谓“社”者，谓之“里社”，非“王者”之“社”矣。

【2】鲁哀公者，鲁国之君而已，非“王”也。若其行“王道”而能得“天命”，则“立社”可也。若未得“天命”，更未行“王道”，则“立社”为僭。然而，在“上无王者”之时，天下之“君”有遵“王道”而行者，则可谓天之所期、圣之所盼、民之所望。

鲁哀公所问者，“社”而已，未明言“立社”，故未可以僭言之，而宰我之言亦由此可知。宰我，德居十哲之一、七十贤之一，善于“言语”，是故其对哀公之言，未可小觑也。宰我所举者，夏商周“三王”之制，而非“诸侯”之制也。

若谓鲁哀公与宰我所言者为“里社”之“社”，则于理有所不通。宰我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所言皆木。许慎先生、孔安国先生皆曰“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则岂能夏商周三代各地之“社”皆以“松柏栗”为宜也？必不然也。

其木用于何处？《周礼·地官·大司徒》有“设其社稷之壝（音宜）而树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与其野”，其注“田主”曰：“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诗人谓之田祖。”由此可知，宰我所言之木，是制作“地主”所用之木。

此木，非于立社之后栽种，而是取立社之地野生且旺盛之木。因所用之木，而定其社、其野之名，如取其松以为其社之“主”，则名其社为“松社”，名其野为“松社之野”。然而，《大司徒》之所谓“社”，乃是“里社”，非宰我所云“王者之社”。

夏后氏者，夏禹之后，自夏启而始，至于夏桀之时也。自夏启始，夏之王者之社，以松木为社主之木；殷商则以柏木为社主之木；周朝以栗木为社主之木。是取其立社之地所宜之木耶？抑或另有寓意耶？若无寓意，则杨柳荆棘亦可乎？若无寓意，则宰我之言为杜撰妄言也？

【3】宰我之对答，惟于“周人以栗”之后，加“曰使民颤栗”一句。然则“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则何谓也？若据夫子“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以为是夏商以松柏立社，则可谓臆断、妄言；宰我但因“栗木”之“栗”与“战栗”同音便揣测周人立社之意，亦妄言矣。

然则周人以栗木为社主，果然取“使民战栗”之意乎？周文王、周武王必不然也；周幽王、周厉王则不免如此。以宰我之贤，当非有意以诬周人而妄言；然而，君子之言，非惟重其真实，而尤重其正义。论周人，不言文武，而言幽厉，非君子所宜也。

世上之言，世上之事，必有正偏之分、正邪之别，左丘明先生之《左传》，司马迁先生之《史记》、司马光先生之《资治通鉴》，皆为“史书”，不得不言及偏邪之言、偏邪之事、偏邪之人，然后，必尚正而贬抑偏邪，方可谓之君子之书。

“使民战栗”者，或以神鬼而使民惧怕，或以利害得失而使民惧怕，或以法律武力而使民惧怕，由此则入异端，而皆非治民之正道也。《道德经》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夫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是故，宰我之解，貌似有二不宜。其一，不宜以幽厉之道概言周人；其二，不宜言“使民战栗”，而无意之间导人趋于霸道。若以“各以其土所宜之木”作解，或许史实未必如此，亦不过有真伪之不同；若以“使民战栗”做解，纵然史实如此，却是正偏之分别。

吾侪学习《论语》至于此，须知“四书五经”无不由正道而言，所言无不是正道；须知夫子何以“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须知“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须知“言行者，君子之枢机，可不慎乎！”

【4】夫子闻宰我之言，未责宰我，但告之以“言之正道”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钱穆先生以此为实指当时之事，谓哀公之问乃是隐语，实问是否可伐三家大夫；谓宰我以隐语答曰可，而夫子所言，则谓是否可伐三家之理。宗来不取此说。

何以不取？其一，钱穆先生之说，皆推测不确之言；其二，若果如此言，则哀公与宰我之言，竟成“密谋”，而近于“阴谋”矣；其三，《论语》并非史书，更非《国语》、《战国策》般谋略之书。其四，若以“可不可”立论，而不以“义不义”立论，不似圣贤君子之道。

然则，此三句者，何义也？包咸先生曰：“事已成，不可复解说。事已遂，不可复谏止。事已往，不可复追咎。”此三句，皆就“事”而言。夫子所言，有“成事”、“遂事”、“往事”，而未言及“来事”。夫子之言，皆由“我何以待他人之事”而言。

“成事不说”者，他人之事已成，无论事之好坏，皆如木已成舟，可由此而明正道与义理，而其“事”不必解说。与其使人花费时间于已不可更改之事，不如使己使人用心用力于当前“义之所在”之事也。人之常情，往往在于观看、解说他人过去之事，乃至是虚构之事。

若由人之已成之事而能明正道、义理则可，但知解说其事，而不知由此而明正道、义理，非惟无益于己、无益于人，且将自身当前所宜行之事亦延误矣。哀公问社，而不修己德，不行王道，为其解说“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又何益也？

“遂事不谏”者，他人欲行某事，虽尚未行之，然而其心已决定，无更改之可能，则其事虽谏诤而无益矣。谏，但为使人明其理而自止。当其人心意已决、执意不改时，谏诤已无用，惟有自取其辱而已。君子于世上之事，知其义而行，若知既无可更改而谏诤，亦非义也。

“既往不咎”者，其事早已过去，成为往事，人之常情往往容易探究其事之罪咎、责任，此于在位而从政者尚可，而欲修身者，不当怨责他人，而当“反求诸己”、“当下躬行”，当“素位而行，不愿乎其外”。怨天尤人，终究无济于事；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