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共学《论语》之群有164。应邀方来，不喜则去；非欲为师，但愿共学。以文言作解，为使朋友将来能自己读懂经典。

4.1子曰：“里仁为（音围）美。择不处（音楚）仁，焉得知【同智】？”

里者，犹如今之所谓里弄（音龙四声）、胡同、街巷。何以谓之街巷之美？人人有仁德，风俗能淳美也。街巷如何能美？修己之德，以成君子；君子以德感化，街巷之人日趋于德美风淳矣。一人之善，不如众人之善；一人能仁，不弱众人能仁。君子不独为善，与人同为善也。

众人择宅而居，当择仁者所在之地，风俗淳美之乡。若非如此，岂能是明智之人？然而，择如此之地而居之，若欲由此而得安乐、利益，虽说无可厚非，却不得不为之自私自利者。明智者，择如此之地而居之，欲使己能近仁修善也。

人之择居，常以风水为重，或以环境为先，或以便利为念，惟置“里仁”于细枝末节。纵有重视相邻和善者，亦须近仁效贤以成己之德。倘若只知近仁以求安求利，则是自私自利者；倘若“择不处仁”，非惟是非之心受蒙蔽，亦且可谓不求上进、自暴自弃者。

4.2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音常楚）乐。仁者安仁，知【同智】者利仁。”

【1】“不仁者”之“仁”，非谓已成之“仁”，亦非谓“恻隐之心”。其所以“不仁”，在于虽有“恻隐之端”，而蒙昧不知，更不修之充之。如此者，固非无仁，而终不能成其仁。以其固有恻隐之心，是以平时不至于为非作歹；以其不能成其仁，故遇事则受利害得失所左右。

因其遇事则受厉害的是所左右，是故一旦遇到穷困之时则难以自我约束节制；然而，因其尚有恻隐之心，是故其初亦非不欲自我约束节制，而一旦诱惑加剧、威胁加大，则其未成之“仁”必被利害得失所淹没、掩埋，事故以其“不仁”则“不可久处约”也。

人生在世，不能不食人间烟火，然而，人士之间必然清浊混杂、善恶兼有，是故无不日夜处于繁杂事物之中，无不时常受浊恶之诱惑或威胁，无不时常处于利害得失之中，其“仁”未成，则常不足以抵御利害得失之忧患，能得能利则或有须臾之快乐，不能有长久之安乐也。

【2】“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何谓也？欲以成仁者，但知此生惟在“成仁”，而安心于此，无所旁骛也。惟有“成仁”而后能于利害得失之前无不安心于“仁”。若无“成仁”之志，则终无“成仁”之日；欲以“成仁”，则必立志于“仁”。

人受利害得失所左右，则必非智者。心役于物者，其心已非己心，其人亦不自主矣，岂可谓之智者哉？不知仁智贯通，而自谓智者，或不言“仁”，然必以“仁”而获其利。是故“利仁”者，非以仁谋利，而是由仁而获利。以仁谋利者，假借仁之名也；由仁获利者，自然得之也。

《道德经》曰：“名可名，非常名。”是故“仁者安仁”，其“仁”必名实相符而不二，处于心之自然，而呈现于言行；若是为求“仁者”之名，则其名实不符，非恒常不易之“仁”。“知者利仁”之“仁”，纵然不名为“仁”，而实则为“仁”，如此则是“仁”之“常名”。

智与不智，由天而来；仁与不仁，由己修成。有此人身，或有智由愚，不妨其为人；有此人身，而不修养扩充其恻隐之心以成仁，则枉生为人矣。孟子曰：“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既有恻隐之心，而任其被利害得失而淹没、掩埋，则可谓不仁不智者矣。

4.3子曰：“唯仁者能好（音浩）人，能恶（音物）人。”

唯者，唯一也，非此则不能也。人莫不有好恶，然而，好恶有出于私心者，有出于心性者。出于私心之好恶，人人皆所不同，何也？有圣贤君子于此，有好之者，亦有恶之者，其好恶皆出于私心。出于私心而同好之者，亦不过欲各得其利耳，各得其利则是其利各不相同也。

仁者之好恶，其所好所恶皆出于心性。进而言之，则其所好者，无不合乎人人相同、人人皆有之本心、本性；其所恶者，无不违背人人相同、人人皆有之本心、本性。是故，仁者之所好，好人之善也；仁者之所恶，恶其恶（音饿）也。朱子曰：“惟仁者无私心，所以能好恶也。”

此章之所谓“仁者”，是既已“成仁”者，然而，志于圣贤君子之道者不可不自勉焉。仁者之好恶无私，故由其善恶而及其人，非由人而生好恶，是以无意于弃人。如好赞尧舜，是好赞其善而及其人也；如厌恶桀纣，厌恶其恶而非厌恶其人也。

明朝张岱先生曰：“今人见恶人，一切忿恨不平，是先已失去仁体，而堕于恶矣，又何能恶人之有？”人而厌恶人之邪恶，往往是厌恶其害己或害人，固然不可非议；然而，若是止步于此，则因有此好恶而使其心失其正，终不能成仁矣。

4.4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音饿）也。”

苟者，如若也。若能立志于仁，则无邪恶之言行。立志于仁者，非谓已修养“成仁”者；既未“成仁”，何以能“无邪恶言行”？既立志于仁，则必固守其“恻隐之心”，且进而修养之，扩充之，由此而达“成仁”；若其言行邪恶，则非“恻隐之心”矣。失其本，必无末。

“志于仁”者必正其心，使其心不为“忿懥（音至）”、“恐惧”、“好（音浩）、乐”、“忧患”所左右，如此则必不使“恻隐之心”被淹没、掩埋，非惟不忍见任何人受损伤，且能爱惜、爱护其人，念念于此，故无邪恶之言行。

无邪恶言行，未必即是“仁”，而若非如此，则终究不能“成仁”。“志”之“立”，“立”之于“心”也。言行显现于口唇与四肢，而听命于心，是故其“心”立志于“仁”，则其口唇与四肢之言行，虽未必皆合乎“仁”，而必“无邪恶言行”也。

“志于仁”者，虽“无邪恶之言行”，但未必皆合乎“仁”，且亦不免有人诬其言行邪恶，如此者，不妨其“无恶”。何也？“邪恶”与否，在乎“发心”，其“心”既“无邪恶”，则其号令亦“无邪恶”，其言行虽有不足或过错，未可以之为“邪恶”也。

4.5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音楚）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音物）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音诬）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1】财多为富，位尊为贵；财少为贫，位卑为贱。无论是圣贤君子，还是小人奸佞，无不欲富贵，皆不愿贫贱，人生在世，必有富贵与贫贱之别。然而，富贵无罪，贫贱非美。尧舜富有天下，贵为天子，富贵之极也，如此何妨其为圣为王也？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君子与小人之不同，在于君子遵循正道，不以得之、居之为喜，亦不以不得、失之为忧；遵循正道而自然得之则不弃，违背正道而有之则不居。而小人渴慕富贵，因而孜孜以求而不顾是否违背正道，且得之、居之则喜，不得、失之则忧。

“贫与贱”是“人之所恶”，是故君子亦不欲“贫与贱”，亦不欲他人“贫与贱”，然而，己身处于“贫与贱”而无怨，得志得位则欲以正道而使人人免于“贫与贱”。此孟子所谓“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也。

己因贫贱而怨恨，或违正道以求免于贫贱，则非君子；见他人之贫贱，而不欲遵循正道而使之免于贫贱，亦非君子。富贵之“欲”、贫贱之“恶”，出于本能，然而，所谓修养，在于勿使本能役使本性，而欲使本性支配本能。

富贵与贫贱，皆谓“得之”。“得之”者，接受而如此也。君子之行，唯遵正道，由此或得富贵，或得贫贱，听之受之而已，不因此而损伤其本心、本性。是故，遵循正道而得富贵则不避，违背正道而得富贵则不居；遵循正道而得贫贱亦不求苟免，违背正道而免于贫贱亦不受。

【2】君子之志，志于仁也，而非志于富贵也，亦非志于贫贱也。倘若其心在于富贵与贫贱，则必非“志于仁”矣。人而不仁，则不能成就“人德”，则不能担当起上天赋予人之使命；而富贵与贫贱，无妨于成就“人德”。若“人德”不成，虽富贵亦不能担当起“人之使命”。

“人德”者，由其得之于先天者言，谓之“本性”，体现为“恻隐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如此则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由其学习修养二言，谓之“爱人”，如此则能“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由其所达所成而言，谓之“仁者人也”。

人之正道，由“恻隐之心”而“成仁”之道也。“君子去仁”，则非“志于仁”，亦非“君子”矣，是故必不能成名副其实之“君子”。纵然以其利己利人之言行而得“君子”之名，则若非名不副实，即“伪君子”矣。名不副实之“君子”，似是而非也；伪君子，欺世盗名者也。

君子必“志于仁”，而分秒不易，矢志不渝。“无终食之间违仁”，分秒不易其仁也；“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矢志不渝也。“造次”者，匆促急迫之时也；“颠沛”者，富贵贫贱、通达穷困改变之际也。“造次颠、沛”而能“不违仁”，方可“成仁”。

立志于仁，朱子谓之“取舍分明”，所取舍者，是君子之道、小人之道；“立志于仁”，然后能“无终食之间违仁”，朱子谓之“存养之功密”；能“无终食之间违仁”，然后能“造次、颠沛”而“不违仁”，此可以谓之“存养之功效”。君子之道，其始中终，盖无外乎此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