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共学《论语》之群有163。应邀方来，不喜则去；非欲为师，但愿共学。以文言作解，为使朋友将来能自己读懂经典。
4.10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音是）也，无莫也，义之与比（音必）。”
【1】夫子先言“君子”，\是说君子该当如此；学习君子之道者，亦当由此而学习之。天下者，天之下、地之上也，以及人间。称之为人间，亦即是说，人在此间，则当遵天道而尽人事，不扰伤万物。若人间之人不遵天道，不行人道，则谓之“天下无道”，或谓之“亡天下”。
“无适”之“适”、“无莫”之“莫”，邢昺先生解为“厚薄”，而未注音，如此则当读其音为“是”、“末”，而解“无适、无莫”为“既不厚待，亦不轻视”，厚待则“过”，轻视则“不及”；“过之极”或至于唯有天下而无己，“不过之极”或至于惟有己而无天下。
朱子谓“适”之音读为“嫡”，解之为“可”；于“莫”，则未注音，而解之为“不可”。是故，朱子之意，谓“无适也，无莫也”是“无可无不可”之义。“可”与“不可”，均是由人判断，而君子不另外自立标准而判断天下之事物。
或读“适”、“莫”之音为“敌”、“慕”，而解其义为“敌对”、“羡慕”。敌对天下，则置自身于天下之外，必以人间为苦海，而试图脱离，不欲尽此生之责任与义务；羡慕天下，则为天下事物所局限，或为名利而忧，或为利害而谋，或为死生而动，皆可谓溺。
此三种读音，三种解说，固然有所不同，但求其同而存其异，则可以如此理解：天下之事，我之事也，然而，其成败非全能由我主宰；既生于天地之间，且生而为人，不可不尽心尽力于既之事，亦不可沉溺于天下之事，盖即张横渠先生“存吾顺事，殁吾宁也”之义。
【2】既已“成德”之君子，则“于天下”无厚无薄、无可无不可、不求不弃；学习君子之道以“成德”者，如何能做到如此？须知“无适”、“无莫”是成效，而非用力之处。用力之处何在？在于“义之与比”，意谓但使己心以及言行无不合义。
义者，宜也；比者，亲之、遵之也。人生于天地之间，以“尽人事”为宜；生在尧舜之世或桀纣之世，无不遵义而行；生在华夏或夷狄，无不遵义而行；生而为男则为女，各行男女之所宜行；居君臣民之位，各行君臣民之所宜；既生而未死，则遵义而行生后、死前之事。
生在天地指间，而侵犯天地万物，非义也；生而为人，而行若禽兽虫鱼，非义也；生在尧舜之世，而行三王、五霸之道，非义也；生在桀纣之世，而助纣为虐，非义也；生在华夏之境，而行夷狄之道，非义也；生在夷狄之境，而遵夷狄之道，非义也。
生而为男，不遵为子之道、为夫之道、为父之道，非义也；生而为女，不遵为女之道、为妻之道、为母之道，非义也；身居君位，而行臣民之道，非义也；身居臣位，而行君民之道，非义也；生在世间，汲汲于生前、死后之事，非义也。
义之本，在于仁。仁者，人之心性、人之道德也。修养心性而成就道德，是己之事。未有不仁而能有义者也。是故，学习君子之道者，非求适从于天下之人、天下之事，若要适从，则成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之人矣；不可鄙弃天下之人、轻视天下之事，修己、尽己而已。
既生于天地之间，则是天下之人，宜行天下之事，然而，天下之人必然有智愚、贤不肖之别，天下之事必然有正邪、成败之分，君子待之，方式因而有所不同，各随其宜，此之为义，此为“无适”；仁心不因此而改，遵义而行，为所当为，此为“无莫”。
常见有人谓夫子是“无可无不可”之人，而不言“义之与比”；或谓孟子是“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之人，而不言“唯一所在”。此两说，皆不知夫子、孟子者也。若无“仁义”为前提，则“无可无不可”与“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皆成“乡愿”矣。
4.11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君子内心之所安，在于其德；人而无德，则有人指形体，而无人之心性，惟有成己之德，然后人指形体与心性浑然一体而无间矣。君子内心之所畏，畏违反刑法。刑者，模型也；法者，法则也。违反刑法，则有祸殃。“君子怀德”，上达之路也；“君子怀刑”，孝心所在也。
小人内心所安，在于其乡土。背井离乡，则小人之心不安。小人内心所念，在于恩惠利益。惠者，由恩情、财物而获利者也。所谓“无利不起早”、“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即小人之写照。贪恋乡土，心在获利，则或至于有不义之举。
君子非欲舍弃、背离其乡土，只是以德为先，而不贪恋、沉溺于其乡土而已；君子非弃其恩惠利益，只是不因恩惠利益而不顾刑法。义之所在，君子虽背井离乡而无怨，虽有恩惠利益而不改其义。君子“义之与比”而已，“怀德”是为人之义，“怀刑”是行事之义。
小人之怀土、怀惠，非小人之罪。教化行于天下，则小人可以修德、知义而成君子；政令合于正道，则小人可以安于其乡土而不至于流离失所、背井离乡，可以知恩图报、见利守法，各得其应得之利。若不务修德、知义，惟知怀土而不知义，惟知贪利而不知刑，是小人之堕落。
修德，是学习君子之道者所当务；安心于德，是“成德”之君子。知刑法而守义，是学习君子之道者所当谨；言行无违于刑法，则不失为君子。不修其德，怀恋乡土、私利而不知义，只能是小人；若不畏惧刑法，则无所不为，难免由小人而沦为奸佞邪恶之徒。
4.12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放”字，或读为“仿”，是“依据”、“仿照”之义；“仿于利”，谓以获利为准则，专行利己之事，若不利己则绝不行。或径读为“放”，是“放纵”、“恣意”之义；“放于利”，谓为求获利而无所顾忌，放纵恣肆而无所不为。两种读解相近，但程度不同，今读为“放”。
行事必求利己，则何以“多怨”？程子曰：“欲利于己，必害于人，故多怨。”或有人曰：“我但求利己，绝不害人。如此有何不可？”须知，一存利己之心，则其利必是私利，而非“元亨利贞”之“利”。谋求私利而不害人者，罕见。
盖私利必与他人之利不同，己之有得，则必有人不得，乃至有人失之，其不得者或失之者则岂能无怨？己之所得，使人有所不得，或夺人之所得，岂能无害于人？若一心只在私利，则未得而患于不得、既得而患于不多，又患于唯恐失之，是亦害己也。
“多怨”之“怨”，包括自怨与怨人。心在于利，犹如为收获而耕耘，尽心尽力而耕耘，却不能收获，则怨天；与人同行而未得，则尤人；当遇旱涝之时，浇水而水有限，排水而难以排，则或有争水浇田之事，或有以邻为壑之事，必惹他人之怨恨。
纵然用满足或鼓励他人私欲、私利之追求为方式，以求他们之喜悦，亦不免于“多怨”。欲壑一开，终究难填；财富再多，均难满足。利欲助长人之奢侈享乐欲望，奢侈享乐则移人心性。水涨船高，初则使人欢喜，终则使人生怨。孟子曰：“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4.13子曰：“能以礼让为（音围）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此章之义事，若能以礼让治国，有何难哉？若不能以礼让治国，则虽有礼而不用，乃至于反礼教。礼必兼顾双方，即《礼记》所谓“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在己之位而行己之事，义也，而利人之义已在其中；纵然无利于人，亦终究不是害人。
以礼治国，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也，礼教者，使人知其时位、知其职分、知其义务，而以“君使臣以礼”为先。若其君无礼，则无法以礼治国；当此之时，纵然君欲用礼，其礼亦必成约束臣民之工具，而非儒学经典之所谓“礼”矣，反如此之“礼教”，亦所当然。
礼必外敬而内和。“敬”虽显现于外，而其本则在于内心；内心既“和”，则必呈现于外。是故，“礼教”，必以教化而使人人“自敬自和”，而不能迫人以“敬和”也。至于所谓“吃人之礼教”，是当权者假借“礼”之名，其身未能“自敬自和”，而迫人服从其权而已。
“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故，“礼”必基于“辞让之心”。“辞让之心”者，如有美食而不忍独食，而愿使所亲所敬者食之；如有所辛劳而不忍使人辛劳，而自身先行；如有功德而不忍据为己有，而愿与人共享。纵然不能“以礼治国”，能“以让治国”，亦可谓不失礼。
伯夷叔齐虽未必能“尽礼”，而能“辞让”，圣贤美之；《春秋经》以鲁隐公“无意为君”而为此经之首。孟子曰：“辞让之心，人皆有之；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是故，既然是人，“以让治国”，有何难哉？若有自谓不能“以礼让为国”，必是由私心私欲作怪。
“让”非与“争”相对，只是尽己而不固据为己有，只是出于“真心真情”而已。然而，由私心私欲作怪者，必“以利为利”而不能“以义为利”；“以利为利”者，必崇尚“竞争”，或有力求“公平竞争”者，人人之智、能、权、位本自不同，亦岂能“公平”也？
以礼让治国，不难，无人不能；不能以礼让治国，但求于利，纵然说礼也枉然。以礼让治国，必由其自身有德、守礼而后能；自身即是小人，则闻君子之道即不以为然，闻圣贤之道即以为迂腐，岂能“以礼让为国”？势必诬圣贤君子之道，而倡竞争以求富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