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邶风》：

1.关于“正风”和“变风”：

【1】诗经二南是正风，十三国风是变风。正风但以上化下，君主自正方成功。

《邶风》是《诗经》中“十三国风”的开始。《周南》、《召南》是“正风”，而“十三国风”都属于“变风”。

《毛诗正义》说：“《国风》，国者，总谓十五国；风者，诸侯之诗。从《关雎》至《驺虞》二十五篇，谓之‘正风’。”又说：“《周南》为王者之风，《召南》为诸侯之风”。

由此可知，不仅“二南”有区别，而且“二南”和“十三国风”也有区别。既然“二南”是“正风”，那么，“十三国风”当然也就是“变风”了。

“二南”为什么是“正风”，而“十三国风”为什么是“变风”呢？首先，因为“二南”之中所写的都是君正而臣贤；“十三国风”则不是君有问题，就是臣有问题。

其次，因为“二南”是“上以风化下”，亦即在上位的人，凭借自身的德行来感化、教化在下位的人；“十三国风”则是“下以风刺上”，亦即在下位的人，讽谏规劝上位的人，或者是表达自身的正确情感和思想。

“上以风化下”的前提，是君主有道而自正。君主有道，而后天下能有道；君主自正，而后天下可以正。所谓“化”，也是庶民受教而自化，回归善心、正道。

需要注意的是，君主自己设定某种学说，自己创造一种理论主张，然后命令天下人学习、遵奉，与经典所说的“教化”不是一回事。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圣人所传的道，是不受时间和空间局限的。圣人所传的是“道”，而不是“法律法规”，更不是具体的“制度措施”。

一个朝代的政策，应该有其能够贯通始终的纲领；一个民族的文化，也应该有其能够贯通始终的纲领。更何况中国文化是效法天地之道的“人文”，而不是“人为创造”出来的。

如果一个朝代就有一种“文化”，那么，中华民族还有“传统”吗？如果一个朝代里的每个君主都各自提出一套理论主张，那么，这个朝代还会有贯彻始终的纲领吗？

当中华民族没有“传统”的时候，当一个朝代没有贯彻始终的纲领的时候，中华民族也就谈不到有什么信仰了。

【2】天下有道政令仁，百姓安居而乐业；升平日久无美刺，仁政初行颂声作。

在“王道”兴盛的过程中，则有“正风”和“正雅”。《正义》说：“初变恶俗则民歌之，风、雅正经是也；始得太平则民颂之，《周颂》诸篇是也。”

这就好比说，人在饥饿之中，得到一顿饱饭，会赞美饭菜多么香，会赞美能够使我们吃上饱饭的人，这是“人情之常理”。

天下有道而且太平了，朝廷政令没有可议论之处，百姓生活能安居乐业，还有什么可赞美和讽刺的呢？《正义》说：“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治平累（磊）世，则美刺不兴。”

这就好比说，人们都衣食无忧，而且没有任何由政令而引发的担忧和紧张，那么，我们认为这本来就应该是人类社会正常的情况，还有什么可赞美的？还有什么可讽刺的呢？

由此来说，人们刚刚从乱世出来，接受到仁政的德泽，所以，很容易感激和赞美救民于水火的人。这种感激和赞美，也容易使救民于水火的人骄傲自满。

一旦骄傲自满，便开始违背仁义之道。《周易》中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天地、日月，何尝自认为有功有德？何尝因为人们是否赞美而改变其正道？

《道德经》说：“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君主以道待庶民，使庶民安居乐业，则庶民虽然知到君主存在，却不感激赞美，也无可议论讽刺之处。

君主以德待庶民，给庶民带来恩泽利益，则庶民会亲近和赞美君主；君主以法令和权力对待庶民，则庶民会敬畏或畏惧君主；君主贪图私欲私利而不顾庶民，则庶民就会侮辱君主。

君臣民如果早就注重修养道德礼义，那么，在饱暖之后，所“思”的就是“礼义”；如果事先没有道德修养，那么，在饱暖之后，所“思”的就是“淫欲”。

因此，千万不要从《管子》所说的“仓廪实而知礼节”，引出来“在仓廪实之后再去讲礼义”这样的观点；因为“仓廪实而知礼节”，所说的是有些人在“保暖之后”会“思礼义”。

【3】履霜须知坚冰至，严冬制衣时已迟。自古至今多悲剧，有病治病须及时。

在君臣“饱暖思淫欲”的时候，也就是仁义渐失的时候，不过，还不是“病入膏肓”、“无可救药”的时候，而是应该“亡羊补牢”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就会有仁人志士、直言敢谏之士出来，希望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力挽狂澜，因而或行诤谏之道，或做大声疾呼。

《道德经》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也就是说，当“道”被人们分裂之后，人们开始倡导“德”；连“德”也失去的时候，人们开始倡导“仁”；当“仁义”尽失的时候，人们开始倡导“礼”。

如果顺着这个次序去做，却不去正本清源、复归正道，那么，也只能是“治标不治本”，也只能是“扬汤止沸”，最多也只能算是“亡羊补牢”。

汉朝有中兴之时，汉光武帝渐废“今文经学”而利用“古文经学”，汉朝才有东汉之续；唐朝有中兴之时，而后有“八司马之贬”，唐朝开始渐渐衰亡；

宋朝有中兴之时，而后有朱子险些被杀，后因利用朱子所注解的《四书》选拔人才，得以苟延残喘；明朝有中兴之时，而后有王阳明被贬、东林党被屠杀，终究导致灭亡。

治国之道如此，做人之道也是如此。可是，为什么人们在治国、做人之时，常常不如人意呢？我们可以从苏东坡《御试制科策》中的说法找到答案。

“臣闻天下无事，则公卿之言轻于鸿毛；天下有事，则匹夫之言重于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缓急之势异也。”

问题就在于，天下没有到火烧眉毛的时候，君主往往很难听进逆耳之言；到了情事危急的时刻，则会“有病乱投医”，还能解决问题吗？

东坡先生说：“夫言之于无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为，而常患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世者，易以见信，而常患于不及改为。”

当初，神医扁鹊早就知到蔡桓公有病，还可以救治，蔡桓公不仅不信，反而怀疑扁鹊要谋害他。可是，等到蔡桓公已经病入膏肓的时候，去求扁鹊了，却已经来不及了。

东坡先生说：“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乱亡相寻，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古今中外，最令人痛心的事莫过于此，多么期望这样的事情不会再重演啊！

【4】变风以下而刺上，儒士君子担道纲。君若听从臣诤谏，纵然不盛亦不亡。

《毛诗正义》说：“变风、变雅，必王道衰乃作者。……政教初失，尚可匡而革之，追而复之，故执彼旧章，绳此新失，觊望自悔其心，更遵正道，所以变诗作也。以其变改正，法故谓之变焉。”

很清楚，变风和变雅，都是在王道衰弱的情况下产生的。这个情况是“王道”开始“衰”，但还不至于“亡”的情况。

为什么遇到这种情况，才会有“变风”、“变雅”呢？因为在长期的“太平日子”里，人们不知到什么叫做“善”，也就不知到什么叫做“不善”，当然也就没有诤谏之事。

一旦天下到了“无道”的时候，人们没有见过“不恶”之人，也就不知到什么叫做“恶”了。《正义》说：“太平则无所更美，道绝则无所复讥”。

所以说，“变风”和“变雅”，是在天下是非混淆，而良心未泯的时候，才会出现的。这个时候，也就是还可以有药可救的时候。

当此之时，君主尚未像桀纣，只是或者被利欲熏心，或者是被奸佞所蒙蔽，这时也就是需要君子坚持道义而进行诤谏的时候。

然而，正如东坡先生所说，这个时候，也常常是君主难以接纳忠言的时候。利欲熏心者，难以接纳忠言；被奸佞蒙蔽者，也难以接纳忠言。君子在此情况下，该怎么办？

《孟子》中记载，齐宣王曾经问“公卿”应该如何对待君主。孟子说：“王所问的是哪种公卿？”齐宣王说：“公卿难道还有什么不同吗？”

孟子说：“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齐宣王说：“请问贵戚之卿应该怎么做。”孟子说：“君主有大的过错就要进谏，反复进谏而君主不听，则换掉在位的君主。”

齐宣王一听，勃然变乎色。孟子说：“王不要感到惊异。王问臣，臣不敢不按照正道回答。”齐宣王这才神色平静下来，然后又询问“异姓之卿”该怎么办。

孟子回答说：“如果君主有过错，那么，异姓的公卿就要进谏；反复进谏而君主不听，异姓的公卿就辞职离去。”

当异姓的公卿以及其它臣子都远离君主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君主身边所剩下的就只有奸佞小人了，那也就是要改朝换代的时候了。

君主要能听得进劝谏的忠言，而且切实去落实，便有可能力挽狂澜，甚至挽狂澜于既倒。如果听不进去，那也就是自取灭亡了。

并非身在君主之位是如此，须知，我们每个人对于我们下面的人来说都是“君”，即使是只有自己，自己的“心”也就是自己身体的“君”。

【5】学习变风和变雅，莫以批判为目的。依礼诤谏尽责任，阿谀逢迎是奸计。

天下之人，总是凡人多而君子少；天下之事，也总是“不如意事常八九”。人间找不到真正的“世外桃源”，找不到“十全十美”，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中。

在遇到他人有错误或不足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在遇到不如意之事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十三国风”也就是告诉我们这些。

我们现在不是“十全十美”的，中国的古代历史也不是，但是，总有好的时候，也有不好的时候。我们应该尽心尽力的是，遵从经典，以史为鉴，使我们这个时代尽可能地接近“十全十美”。

我们的国家，现在因为数十年的战乱，百余年的彻底反传统和西化，十年浩劫，再加上“改革开放”以来的进一步学习西方，所以，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问题。

在此情况下，有许多黎民百姓学习“智叟”，忙着“搬家”到外国去，这是可以理解的，虽然不能提倡，却也怪罪不得。因为“鸟可以选择树枝，树枝不可选择鸟”。

在此情况下，如果身在臣子之位而尚未辞职，不能像“愚公移山”那样去致力于改善现状，却也忙着“搬家”到外国去，那么，其性质至少可以说是渎职，甚至可以说是叛国。

《诗经》的“诗教”是“温柔敦厚”，如果我们用“变风”、“变雅”拿来作为“揭露”、“批判”所谓“旧社会”的材料。

那么，我们就不是在学习《诗经》，不是在学习圣贤君子之道。圣贤君子之道，在于告诉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修养，去改变现状。

孟子说过：“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意思是说，人人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四端”。

这是达成“仁礼义智”的“四端”，如果我们说自己没有能力这么做，那就是在不知不觉中害了自己；如果认为自己的君主（领导）没有能力这么做，则是在不知不觉中害了君主（领导）。

进谏也有礼可循。臣子有向上一级进谏之责，身在其位，当谏而且能谏却不谏，不可谓之忠。如果身在士或庶民之位，谈不到进谏，如果向君主进言，那也只是“上书”。

我们即使不能成为诤谏之人，也绝不可成为阿谀逢迎之人。他人有小善，我夸大成为大善，谓之阿；他人无善，我谓之大善，谓之谀；他人有恶，我去顺从其恶，谓之逢；他人有作恶之心，我促使他作恶，谓之迎。

【6】天地闭则贤人隐，王纲绝纽礼义亡，周成王后颂声止，陈灵公后变风亡。

《周易·文言传》说：“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天地之变化，在人世间体现为四季循环。阴阳消长为变，一气贯通为化。草木繁衍生息，在于天地之气周而复始。

三阳开泰，春季到来，从春到夏，此时天地之气相通，是万物生机舒展的季节；三阴成否（痞），秋风萧瑟，从秋到冬，此时天地之气闭塞，是万物生机敛藏的季节。

当天地之气闭塞的时候，虽然万物生机敛藏，但那是生机的休歇，而不是生机断绝。阴气达到最盛的冬至时分，一阳就开始复生；再到正月，生机再次舒展。这是天地自然之道。

贤人、君子效法天地自然之道而行。在天下无道之时，相当于天地闭之时。此时，贤人、君子并非放弃道义，只是进谏而君主绝不听，无法行道，因此而隐。

“隐”与“藏”不同。不显谓之隐，不使别人见到谓之藏。“贤人隐”，其实，并非失去“善性”，而是以另外一种方式行其善而已。

那么，孔子所说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是怎么回事？我们不如用孔子所说的另一句话来作为注脚：“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逊）。”

无论是否有道，君子始终有“危行”，亦即“按正道而行”，但在“有道”和“无道”的时候，言语的态度有所不同。

《论语》说：“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微子因为见纣无道而且无可救药，因此，抱着历代祖先牌位离开了；

箕子因为进谏而被囚禁为奴；比干因为进谏而被纣所害。孔子认为，虽然殷商的这三位贤人都是仁人。

在商纣杀掉这三位仁人之前，气数尚未尽；杀掉三位仁人之后，则气数已尽。当气数已尽的时候，怎么还会有诤谏之类的“变风”、“变雅”呢？

虽然这里所说的是商朝末年的事，但是，也可以用来说明“天地闭，贤人隐”的时候，不会再有“变风”、“变雅”。

在周朝，文王、武王和周公的时候，还有颂诗；在成王之后，继续实行文王、武王的仁政，君主自我端正，任用贤能，百姓安宁，因此也就没有了颂声。

陈灵公淫乱无度，到了“王纲绝纽，礼义消亡，民皆逃死，政尽纷乱”的时候，这时，也就是“天命维新”的时候，换句话说，也就是改朝换代的时候。

2.《邶风》与《鄘风》、《卫风》及“十五国风”的次序问题：

邶、鄘、卫是三个地名，我们这里要讲的是《邶风》，为什么还把另外两个牵扯进来呢？这里涉及到一个“十三国风”的次序问题。

这个次序是依据什么排定的呢？《毛诗正义》说：“盖迹其先封善否，参其诗之美恶，验其时政得失，详其国之大小，斟酌所宜，以为其次。”

从这一段来看，“十三国风”的排序，首先是依据周朝最初分封的诸侯德行如何，其次是依据诗文思想内容，再次是依据当时政令的得失，最后再依据诸侯国的封地大小。

根据《毛诗正义》的说法，邶、鄘、卫这三个诸侯国，都在商纣时期京畿之地，总共有千里方圆，因此在《诗经》的“十三国风”中排在开头，而且次序相连。

《邶风》为什么会放在开头呢？因为邶国是功德卓著的“康叔”封地；土地范围广；《邶风》的第一篇《柏舟》。作于周夷王之时，时间产生得早。

就在周夷王的时候，邶国仍然“有康叔之馀烈，武公之盛德，资母弟之戚，成入相之勋，文公则灭而复兴，徙而能富，土地既广，诗又早作，故以为‘变风’之首。”

朱子《诗集传》说：“武王克商，分自纣城，朝（招）歌而北谓之邶，南谓之鄘，东谓之卫，以封诸侯。卫则武王弟康叔之国也。”

鄘国最初是谁的封地，现在已经弄不清楚了。从《毛诗正义》的说法，我猜测，鄘国和卫国有可能都是康叔的子孙。

后来，邶国和鄘国都被卫国所吞并，三国“风俗虽异，美刺则同，依其作之先后，故以《邶》、《鄘》先《卫》也。”

兰台令史先生说：“邶鄘卫，商纣畿内之地名，邶是武庚禄父的封地，鄘是管叔的封地，卫是蔡叔的封地，叫做三监。武王崩，三监叛，周公平乱，尽诛之，以其地封弟康叔。怎么说不可考呢？稍有常识的都知道，哪有这样糊弄后学的呢？”

据此纠正以上说法：邶本来是武庚禄父的封地，又以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作为“三监”。武王崩，三监叛，周公平乱，诛武庚与管叔，废蔡叔，迁霍叔，以其地封于周公之弟康叔，另封殷之微子于宋而代武庚，以此不绝商汤之祀。

可是，问题在于，为什么《邶风》、《鄘风》、《卫风》都涉及卫庄公、卫宣公呢？三者既不像三个诸侯国，也不是三个时间段。

此三国之风实为卫诗，而必分为三者。郑玄云:作者各有所伤，从其本国分而异之，故为邶鄘卫之诗焉。其意:邶鄘卫各是大国，土风不同，各从其本，分而异之。

山东王觞先生说：“不絕其嗣，亦不滅其風。”此说颇合于“兴灭国，继绝世”之义。管、蔡、武庚虽废，而“不绝其嗣，亦不灭其风”，仁义也。

《卫风》之后，是《王风》。“王”指的是周天子。此时，西周已经过去，周平王东迁，政令的执行力大不如前，教化的所及之处也仅仅能到达京畿和郊区，而且其诗略晚于卫国；

东周的天子之地，却不及千里，只不过是天命尚未改变，天子的爵位仍然还在，但是，毕竟不能放在各诸侯国的后面，因此，《王风》随于《卫风》之后。

《王风》之后，是《郑风》。郑国是因为史伯的谋略有功，而被列封为大国。郑桓公曾经担任天子的司徒之职，得到周朝很多诸侯的敬重；

郑武公辅佐周平王，从而成就大业，功绩显著；郑国与周厉王、周宣王有亲戚关系；而且又有《缁衣》一诗来赞美郑国。

郑国的国土范围虽然比较狭小，但是，因为既与周天子有亲，有有比较大的功勋，所以，《郑风》紧随在《王风》之后。

《郑风》之后，是《齐风》。周天子是姬姓，齐国是姜姓，所以，齐国是“异姓诸侯”。齐国后来世代有不少不合道德礼义的行为，比如齐哀公有荒淫之风，齐襄公有鸟兽之行，因此，在诗歌中的言辞有幽怨和讽刺，没有一篇是赞美性的。

因为齐国是姜太公的封地，在春秋时代，齐国国君是姜太公的后裔；后来，国土范围一直都很大，所以，《齐风》就接在《郑风》之后。

《齐风》之后，是《魏风》。魏国虽然封地不大，但是，能够节俭、勤劳，仍然保持着虞舜的风尚，而且夏禹的教化仍然存在，所以，《魏风》就在《齐风》之后。

《魏风》之后，是《唐风》。唐国国君是叔虞的后裔，封地虽然很大，但是，从唐昭公开始，有五代纷争，唐献公之后，丧乱更多，所以，《唐风》随在《魏风》之后。

《唐风》之后，是《秦风》。秦国从秦仲才开始强大，到了秦襄公才得到天子任命，至秦穆公成为西戎的霸主，最终成了强大之国，终究是霸道，因此列于《唐风》之后。

《秦风》之后，是《陈风》。陈国是虞舜、夏禹、商汤后裔的封地，周武王把他们分封在陈，称之为“三恪（客）”，以宾客之礼待之，地位尊贵，按侯爵的标准给以食邑之地；

但是，国民缺乏教化，多淫荡昏庸，国家没有善主，因此，虽然身为“三恪之后”，虽然安享尊荣，却不能国泰民安，所以列于《秦风》之后。

《陈风》之后，是《桧（贵）风》；《桧风》之后，是《曹风》。桧国的君主荒淫恣肆，曹国则小人多受宠，君子不得位，都是国土狭小却君主奢侈，庶民劳苦而政令不正。

春秋时代，吴国的公子季札，因为封地在延陵，又被称为“延陵季子”，在听《诗》的时候，对《桧风》和《曹风》没有任何评论。

《桧风》的“桧”，也可以写作“郐”。因为君主荒淫，而被列于《陈风》之后；曹国更加不堪，因此《曹风》又列于《桧风》之后。两者可谓“国风之末”。

为什么《曹风》之后，还有一个《豳（宾）风》，却被称为“国风之末”呢？因为《豳风》所涉及的是周公之事，以《豳风》作为“压轴”，是对周公的尊重。

周朝之始，在于古公亶父（胆抚），得天命于文王，成事于武王，完善于周公。“豳”也可以写作“邠”，是当初周公所治理之地，在此专门列为一国，是尊周公之意。

《豳风》列在《国风》最后，上与《周南》、《召南》相呼应，下启《小雅》、《大雅》，不是顺着前面十二个诸侯国的次序排列下来的。

以上所说的“十三国风”的次序，是经过孔子删定之后的次序，此前略有不同。为了便于记忆，我们把《十五国风》编成一个歌诀如下：

“国风周召邶鄘卫，而后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相续，变风十三正成双；周召为美勤无怨，十二国风善恶张；豳风单列尊周公，下启二雅颂声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