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群友，晚上好！应该是昨天晚上的讲座，因为我的错误，改成了今天晚上才进行，首先跟各位群友说声对不起！今后，此讲座还是在周日晚八点开始。

从本次讲座开始，《大学》和《诗经》讲座，又增加了一个同时直播的群，即“诗词文字哲学群”，我们的“同学”队伍越来越壮大了。

向首次看此讲座的朋友说明一下，在下的《诗经》讲座，不是按照近百年来的流行说法来讲，而是按照《毛诗正义》讲解，注重经典的教化作用，而不是作为“文学作品”来欣赏。

在讲座的过程中，不是仅仅讲明白《诗经》中的诗篇内容，而且还会在适当的地方穿插进一些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话题和内容，希望大家能理解。

上次，我们介绍了《邶风》以及“十五国风”的次序是依据什么排列的。今天我们来学习《柏舟》的《毛诗序》。

《诗经》中的《柏舟》有两篇，一篇在《邶风》，另一篇在《鄘风》，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后者，我们这里要讲的是前者，我们先来说说这个问题。

顺便说一下，上一周讲座的时候，有群友曾经说，讲经就直接讲解清楚文字的意思就可以了，不要如此教训人。这个说法的产生是有原因的。

【1】今文经学在西汉，干预朝政道为先。东汉古文经学起，经学渐渐成漫谈。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霸道横行。如果有一个国君能遵从孔子所传的道，施行王道仁政，也就不至于有战国时期更进多的战乱。

战国时期，七雄争战，弱肉强食。如果有一个国君能遵从孟子所传的道，施行王道仁政，也就不至于有秦国通过大肆杀戮占领全中国。

秦朝时期，始皇二世，自以为是。虽然设立七十二博士，却一切都独断专行，以严刑峻法治国，但求维护自身权利地位，而不能以仁政待黎民百姓，十五载而亡，百姓再遭战乱。

汉朝初期，信奉黄老，与民休息。战乱之后，民心思安，归农归田，国家很快安定和富裕了起来。这是与儒学“爱民”相一致的。

但是，只求让百姓吃饱穿暖，让百姓能够富裕，却不致力于礼义教化，却不致力于使民众向善敬贤，则“饱暖思淫欲”者众，而“保暖思礼义”者少。

时至武帝，独尊儒学，默认百家。当时，立“五经博士”，以载道的经典为治政的指导，君主也不敢公然凌驾于经典和圣人之上。

因此，当时的“今文经学”直接指导、参与政治，而不是把经典放在君主制订的政令之下，不是把君主凌驾于圣人之上。

虽然说汉武帝没有完全做到这些，没有成为“圣王”，却也能成了一代“明君”，君臣民都能够知到向善，君子之道占了上风。

当君主心里把自己的地位凌驾于经典和圣人之上的时候，并不是不想治理好国家，但是，更多的是想保住自己的地位，可是，这样一来，偏离正道也就越来越远。

在此情况下，“古文经学”地位越来越高，君主对儒生的说法采取的是“予取予需”的“参考”态度在此情况下，也有很多儒生把“道义”放在了“政令”之下的地位。

在此之后，到明朝末期，每个朝代里能够维持政令基本不偏离正道，能够为百姓说话做事的文臣武将，主要就是靠正人君子、仁人志士。

然而，一般说来，正人君子和仁人志士往往对奸佞小人一开始都不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但是，奸佞小人则总是对正人君子和仁人志士“置之死地而后快”。

当正人君子和仁人志士被昏君奸臣排斥在朝廷之外、迫害致死的时候，就是奸佞当道、祸国殃民的时候，也是改朝换代的时候。

“古文经学”不是放弃道义，可是，在君主在内心里要把自己凌驾于经典和圣人之上的时候，“经学”也就从指导地位降低到了附属地位。

时至清代，频繁而众多的文字狱，使读经之士或者因为坚持道义而被杀、被排斥，或者只能用所学的经典去证明君主政令的“圣明”而不能说其错误；

有的读经之士，本来是要坚守道义，可是，在高压政策之下，他们无法用经典去直接干预朝政，因此，走上了文字考据训诂、版本整理的路。

“古文经学”之路，加上清代对儒学的利用和阉割，导致绝大多数读经之士或者“独善其身”，或者波不得已而“噤若寒蝉”；

后来学习西方“科学民主”，一切都走向西方的“知识化”、“理论化”之路；经典不再被当做经典，而且还要按照反传统的要求去重新解释，或者进行批判，当然不能用儒学来行教化了。

后来又有“十年浩劫”，使“反传统”也偏离了正道，经典和圣人都成了“反动”、“落后”的，因此，更不能用经典来行教化，于是，儒学经典就成了纯粹的研究对象。

这种现象，到了最近十几年，才有了一点改变，但是，这种改变还是极其有限的。因此，在大家已经习惯了“知识介绍”、“理论研究”的情况下，会有对“教化”的反感。

【2】当今世界五大教，儒教唯与四教殊。须明主次和主客，为万世开太平途。

说到“教化”，就要说到“儒教”。如今，有很多人反对“儒教”的提法，还有很多人主张把儒教列入“五大宗教”之中，并为此而争取让政府承认儒教是宗教。

这种提法和看法，从我个人所理解的经典原则来说，都是不可取的。因为其根源或者来自反传统，或者是受西方宗教的影响。

儒教是什么意思呢？是用圣人所传的经典，来教化众人，从而使人的一生符合“人”的标准，从而使国泰民安、天下太平。

儒教作为一种信仰，它不同于佛教、道教，也不同于基督教、伊斯兰教。如果外国人把儒教和其他四个教并列起来，我们没有意见，可是，我们自己不能这么认为。

儒和道的关系是国内两教，是主辅关系。一国不能同时有两个并列的君主，同样道理，一个民族也不能没有一个主体信仰。有了主体信仰，不是不能有其他信仰。

儒和佛，前者是国内的，后者是外来的，因此是主客关系。虽然这位“客人”在中国扎根了，繁荣了，如今的信奉者众多，客人来了，我们好好招待，但是，毕竟不应该喧宾夺主。

儒道佛，是东方三教，都从人性本善立教。儒教信奉者都有可能成圣贤君子，道教信奉者都有可能成为真人神仙，佛教信奉者都有可能成为佛菩萨罗汉。

来自外国的两大宗教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也是引人向善的宗教，至少与东方三教所不同的一点是，所信奉的是“神”，信奉者会得到“上帝”和“真主”的保佑。

儒教与其它四教都不同的是，并非自己说信仰儒教就可以了，遵循儒学经典修养自己身心，按照圣贤君子之道去说话做事的人，自然而然就是儒教的信仰者；

儒教不需要组织，不需要教堂。有圣贤君子之心的人，都是儒者；学校、政府，宗庙、家祠、家庭、社会，无处不可以作为传道、行政、行善的场所。

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信仰，不能勉强。对于其他信仰者，只要不是心怀叵测，我们也不排斥。但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我们应该首先致力于学习儒学经典，尊敬我们的圣人。

如果说儒教与其他各教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儒教是从人的本心本性立教，使人区别于禽兽，使人类社会区别于动物世界，因此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儒教的信奉者，效法天地之道，尊敬往圣前贤，祭奠祖先神灵，从人类自己的修养做起，而不是祈求天地、圣人、祖先的保护；

儒教的信奉者以得道、成仁为志向，而不是以追求延年益寿、长生不老、成为圣人为志向，更不是要得到功名富贵、权力地位；

儒教不用天堂、利欲诱惑人们相信，也不用地狱、灾难威胁人们相信，而是从做人的本分、责任教化人；

儒教不去讲前生来世，而是注重今生、此时的心思和言行；儒教虽然贯通天道、地道、人道，但是，所注重的是怎样效法天地之道，而成就人道。

儒教的信奉者，可以是君，可以是臣，可以是民；“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儒教不讲究所谓“出世”与“入世”，心在名利、得失、生死之外，“唯义所适”，而且把天理和人情贯通在一起。

【3】教化所教须入心，所化亦即复本性。隔靴搔痒有何益？自身有错自纠正。

大家常常使用“文化”这个词，虽然学者专家往往在解释这个词语的时候，把源头追溯到《周易·贲（必）·彖传》，但是，使用的时候一般都采用来自西方的含义。

《彖传》的说法是：“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谓“人文”是指“人之所以为人”的“言行举止”之“礼”，其根本是在人的“道德修养”。

常常看到有人说：“道德修养能治国吗？没有好的制度，再好的道德修养也起不了作用。”这话听起来似乎很有理，不过，其中有很大的问题。

有道德修养的人，会把王道仁政落实到政令、制度之中，会去尽心尽力地去落实这些好政令，遵守这些好制度，从而能够按正道达到国泰民安。

大家想一想，满心私欲、私利的人，在制订政令、设计制度的时候，会考虑是否符合道义吗？也许为了保护自身利益而去考虑所在群体的利益；

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或许会去考虑本国的利益，却不会去为祖先和子孙考虑，不会去为外国人考虑，更不会真心诚意地去为天地万物考虑。

言归正传，按照《彖传》的意思，“观乎人文”，是说圣人的德行足以通达人类的本心本性，又通过经典，告诉天下人应该如何修养自己的本心本性；

所谓“以化成天下”，是“以”什么？就是“以人文”。所谓“化”是什么方式？首先就是“教化”，所谓“成”，是让“天下”成为符合人道的“人间”。

“教化”是什么意思？是通过“教育”而使人“自化”。这里的“化”，不是外在添加给人什么，而是每个人凭借自觉自愿，来学习修身、做人、做事之道。

经典，本来就是用来行教化的，而不是用来被人研究、评论的。当然，是否愿意接受这个教化，那是每个人自己决定的，即所谓“礼闻来学，不闻往教”。

读经，在于从经典中得知圣贤君子之志，从经典去体悟圣贤君子之心；把我们的心放入经典中去，清洗掉自己心中的私心私欲。

如果我们采取蜻蜓点水的态度，欣赏旁观的态度，居高临下的态度，怀疑批判的态度，那么，即使把经典通读千万遍，终究与没有读过一样。

程子说：“凡看《论》《孟》，且须熟读玩味。须将圣人言语切己，不可只作一场话说。”如果读经不能“切己”，那么，读来读去，终究是浮光掠影，如入宝山空手回。

再说，我应邀前来讲座，本意不是要来教训任何人，只是借此机会，再次仔细“玩味”经典，以自学为主，而顺便把自己所学介绍给愿意一起学习的朋友。

讲座暂停，休息十分钟。在这十分钟内，欢迎各位群友提出问题，欢迎群友议论切磋。十分钟后，开始讲《柏舟》。

二、《柏舟》原文（请先阅读三遍）：

第一章：汎（泛）彼柏（百）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微我无酒，以敖（遨）以游。

第二章：我心匪（非）鉴，不可以茹（如）。亦有兄弟，不可以据。薄言往愬（诉），逢彼之怒。

第三章：我心匪（非）石，不可转（三声）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三声）也。威仪棣棣（地），不可选也。

第四章：忧心悄悄（巧），愠（运）于群小。觏（够）闵既多，受侮不少。静言思之，寤（物）辟（必）有（又）摽（表）。

第五章：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心之忧矣，如匪（非）澣（换）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

三、《诗序》讲解：

诗序：“柏舟，言仁而不遇也。卫顷公之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

1.“柏舟”题解：

【1】岁寒方显松柏性，世乱最能见忠诚。君子平时常木讷，困穷不滥修养功。

说到“柏”，恐怕我们很容易想到“松柏”吧？我们从“松柏”又能想到什么呢？可能有的朋友会想到“岁寒知松柏，患难见真情”，可是，这句话的根源又在何处呢？

恐怕根源就在《论语》中孔子所说的：“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彫也。”这里所说的“彫”，就是“凋”的通假字。

大家知到，松柏是四季常青的树木，即使是在严寒的冬季，也依然青翠，根本就没有凋谢的时候。这个时候，松柏虽然不生长了，但是，也正是生机的修养时期。

《四书章句集注》引用范氏的话解释说：“小人之在治世，或与君子无异。惟临利害、遇事变，然后君子之所守可见也。”

在平时，固然应该以善心去待人、做事，但是，我们按照君子之道去行，这个时候的表现，或者在众人看来普普通通，甚至有些傻气，被人说成是迂腐。

可是，在面临利害、遇到事变的时候，也就是考验我们修养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在这个时候守住良心、坚守道义，便是君子。

比如，我们在遇到比较大的诱惑时，我们能不能守得住良心？在遇到比较大的威胁时，我们能不能守得住良心？

我们也许不用去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在我们遇到需要救人的时候去不去救？只要一担心被讹诈，就不会救人了，可是，这是先设定了只要救人就可能会受讹诈。

人见人死却不救人，那么，恻隐之心也就没有了。孟子说过：“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就因为担心还没有成为事实的被讹诈就不去救人，那么，我们会怎么样呢？

朱子又引用谢氏的话说：“士穷见节义，世乱识忠臣。欲学者必周于德。”我们想一想，“士”凭什么能“穷而不滥”、“穷见节义”？凭借的是平时的学习，以及平时修养来的“德”。

松柏之性，是天性。所谓作为“岁寒三友”的松竹梅，都是品种问题，不是从其它树种“修炼”而成。但是，任何一个人的品德，都可以凭借自己的修养而像松柏一样。

人人生来都有“德”的根基，就是那个“良心”；所谓“必周于德”，说的是一定要尽心尽力让自己的“德”能够周全。

德不周全，不足以抵挡诱惑与威胁；德不厚，不足以理解天下众人。最重要的是，我们是自觉自愿地去修，还是自暴自弃。

【2】松柏之木本坚贞，柏木之舟可渡人。可叹仁人不得位，心怀大志不能伸。

“柏舟”，顾名思义，就是用柏木做成的舟。柏木坚贞，所以才有柏舟的坚固。可是，还要有撑船的人。

撑船的人，有的是为了自己过河，有的是为了渡人过河，有的是一起过河。如果一个人在人数众多的时候，只顾自己过河，那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如果是要渡人，或者和大家一起过河，那就需要有仁爱之心，和过硬的撑船技术和经验。其中，仁爱之心是最重要的。

如果没有仁爱之心，平时难以把撑船技术学好，也很难注意总结经验，这样的话，别说很难有责任感，即使有责任感，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也难以担当起责任来。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有一个人，既有仁爱之心，又过硬的撑船技术和经验，但是，却不被允许去撑船，却让缺乏仁爱之心的人去撑船。

看着船只在风浪中颠簸飘摇，船上的人时刻面临着危险，心中非常担忧，却无法有所作为。本诗以“柏舟”为题，写“仁而不遇”，就属于这种情况。

这类诗，对后世影响很大。仅仅在中唐的诗歌之中，就有不少。这意味着“诗教”在发挥着作用，意味着文人还没有都忘记应有的责任。

比如，韦应物有《滁州西涧》：“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本来是不求显达的幽草，生长在卑下的涧底；在高高的山上，那讨人喜欢的黄鹂鸟，在深深的树林中得意地欢唱着。

可是，已到傍晚，而春潮激荡，春雨还在增强水势；野外的渡口边，一只船被春潮急雨冲荡得摇来摆去。

那位为野外渡口的舟船担忧的人，可谓“仁而不遇”者；那高山深树之上婉转欢唱的黄鹂鸟，不正是得志的奸佞小人吗？

还有刘长卿的《寄全椒山中道士》：“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遥持一樽酒，远慰风雨夕。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

作者在衙门之中，为何会感觉到冷？被排斥在朝廷之外，“落叶满空山”的时候是深秋，意味着国家已经处于多事之秋，作者却没有办法去为朝廷解决问题。

作者自己本来是需要有人来安慰的，诗中却写着要去安慰别人，去安慰那位“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的“山中客”，其实是要互相安慰。

可是，因为“落叶满空山”，早已寻不到路径，徒有安慰之心，却无法去安慰，自己也因此更加独孤寂寞，内心更加寒冷。

还有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山雪。”大雪覆盖了所有地方，“千山鸟飞绝”意味着毫无生机，“万径人踪灭”意味着贤人已经隐去。

然而，作者在一叶孤舟之上，头戴斗笠，身披蓑衣，做好了一切准备，要去“渡人”，要去救国，志向不改。

他像姜太公那样在雪中垂钓，期待着西伯侯前来。他带着期望等待着，不惧风雪，不惧寒冷，正如刘禹锡《望夫山》所写的那样：“望来已是几千载，只似当时初望时。”

为什么中唐时期会有这么多这样的诗？这就像《诗经》之中的“变风”、“变雅”一样，只要是在国家政令已经出现问题，却还有药可救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人出现。

这样的人，好比具有松柏那种“岁寒不凋”的品行，具有坚守道义而矢志不渝的品格，如果他们能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报复、实现他们的志向，便可以使国家转危为安。

当这些人遭到排斥、打击、迫害，而朝廷之中充斥着奸佞小人的时候，百姓也就到了遭受苦难的时候，朝廷也就逐渐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