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共学《论语》之群有170。应邀方来，但愿共学。以文言作解，为使朋友将来能自己读懂经典。文稿已发在空间日志（121893048），欢迎转帖。群友有问，发我小窗直接留言，讲座后逐一作答，不在群中做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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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文章者，人文之章显。人之心性，章显于言行举止，即是文章。夫子之言行举止，是人之可见者，故可言之；可言之，故可闻之。如《论语》所言，无非“夫子之文章”，人人皆可读、可知，是故谓之“可得而闻”。

虽说“可得而闻”，然而，有“可得”而“不得”者。何以“不得”？闻之而不信，或半信半疑，不可谓之“得”；闻之而信，信而不行，或既闻而信之，却误解、曲解，终究是“不得”。至若无机缘而闻之，或虽有机缘而不欲闻之，则不待言矣。

“文章”发自心性，而心性无法令人见之闻之。能正心者，方能见性；能见性者，方能“言性”。然而，道虽可道，所言则必非常道；性虽可言，所言则不可能是“性”本身。未能心正者，虽告之以性，亦如对盲人说五色、对聋子说五音，是故必心既正者方可与之言性。

能“尽性”之人，方可“知天”。是故，未能“尽性”者，不宜与之言“天道”。况且，人生在世，须先知“人道”，能知“人道”而又可与言“天道”。未知“人道”，而与之言“天道”，是躐等而学，难免误人子弟。

好高骛远、急于求成者，意欲学儒，往往未知孝悌、未得启蒙，而急于读“四书”；未知《大学》所言之“正心”，便急于读《中庸》而欲“言性”；未之“人性本善”，便急于读《易》而“言天道”。学者如此则自误，讲者如此则误人。

夫子之“言性”，必对“心正”之人；夫子之“言天道”，必对“知人道”之人。若其心未正，虽与之“言性”，其虽闻之而“不可得”，乃至“不能信”；纵然有“信”之者，亦不过是“盲从”或“迷信”。自身未能“见性”，未能“知人道”，而欲“言心性、天道”，只是空谈。

5.13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通又】闻。

闻知道理，必“学而时习之”，而后可以“习以为常”、“习惯成自然”。然而，仅仅是“习惯”，所凭借者仍然是“惯性”。惟凭借“惯性”，一旦遇到阻力加大，则难以为继。是故，学者当从“习以为常”进而融会贯通，然后，落实于言行而无所违背。

子路闻知道理，倘若未能躬行，则唯恐再闻知其他道理，是子路之贤所在。吾侪读经，亦如“闻道”，非惟易有好高骛远之病，亦常有贪多求速之病。譬如一部《论语》，两万余字而已，字数并不多，然而，读之务须躬行而后可，若不躬行，虽倒背如流亦无益。

子路“唯恐有闻”，固非因此而拒绝再闻，贵在子路有“唯恐”之心。吾侪纵然只是学得《论语》首篇首章“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句，切实能躬行，亦可以“入门”矣；若不能躬行，读《论语》万遍，亦不可谓之“入门”，更不必说“升堂”、“入室”矣。

5.14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音浩）学，不耻下问，是谓之‘文’也。”

孔文子，卫国之大夫，名为孔圉（音宇），谥（音是）为“文”。必有礼义，然后可以谓之“文”，然而，孔文子其人，行迹有污而无礼者，如此之人，岂可谥为“文”？此是子贡之所以问者。夫子所言，非谓其人足以谓之“文”，亦非欲论此谥之不当。

夫子所言，盖在于取人之可取而已。世上之人，可称为“完人”者稀少，然而，人有一善可取则取之，亦可谓“见贤思齐”。其不可取者，不必多论。孔文子既得“文”为谥，其可取之处，在于“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学者学其如此即可。

世人往往责人之不善，而忽略其善，是以“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往往求全责备于人，而不能求全责备于己，是以戾气增加，和睦难求；往往不能学人之善，而常常议论人之不善，是以不能日新其德而达于至善。学习君子之道者，贵在扬善而恕人。

孔文子其性机敏，其所行者，未必是符合礼义之事，然而，学者能敏于行符合礼义之事即可。孔文子之“好学”，未必是学圣贤君子之道，然而，学者能“好学”圣贤君子之道即可。孔文子“不耻下问”，未必在于“成仁”，然而，学者能为“成仁”而“不耻下问”即可。

人间之机敏者多矣，若不好学，则终究难以成器。位高者、年长者，常常以问于位卑者、年少者为羞耻之事。真一道子先生尝曰：“而今之人，非惟‘不耻下问’者罕见，即使‘不耻上问’者亦难得。”耻于问者，则难免自作聪明，或者原地徘徊矣。

5.15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子谓子产”，意为夫子言及子产。子产者，春秋时之郑国贤相，复姓公孙，名侨，字子产。子产虽贤，却未至于圣。孟子谓其“惠而不知为政”，是能施惠于民而不知何以行政。《孔丛子·杂训》中谓子产所行犹如灌溉，能“爱民”而已；夫子所行犹如天雨，是“仁民”也。

所谓“有君子之道四焉”，指在子产所行之中，符合君子之道者有四。此四者，便是子产之善，亦即学者之所当学。与其评论子产之不足，不如学习子产之所可学。夫子曰：“仁者，爱人。”能“爱人”者，未可谓之“仁”，然而，“仁者”必能“爱人”。

孟子曰：“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由此言之，子产能“爱民”，是不失其恻隐之心也，与“爱物”有相似之处。由“恻隐之心”而修养扩充至于“仁”，然后能“仁民”。贤人爱民，圣人仁民。

子产“其行己也恭”，谓其自身之行事可以谦恭，不张扬，亦不傲慢。“其事上也敬”，谓其为君主做事之时，谨慎而不苟且，唯恐有误。“其养民也惠”，谓其能养护国民，而能使民获取利益。“其使民也义”，谓其治国能尽其职责，使其庶民职责分明也。

此所言之子产，非从其“为臣”而言，乃是从其“为人”而言；再者，非从其“心性”而言，乃是从其“行迹”而言。夫子既称之为“君子之道”，亦即是说，学习君子之道者亦当如此。子产之行迹固然未臻于完善，能如此亦可谓难能可贵。

5.16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者，姓晏，名婴，齐国之名相。晏子为人之可学者，在于“善与人交，久而敬之”。而齐所“善”，即在于“久而敬之”。与人之交，往往难以如此。交往既久，则往往生怠慢之心，或狎昵失敬。晏子能久交而不苟且失敬，是可学可取者。

晏子并非“与人交”而能“久”，而是虽“久”而能不失敬。夫子此处所论之晏子，独其此点，未及其他，固然并非除此之外便毫无可取之处。然而，晏子虽为名相，却难以谓之君子，更非贤人。读此章，不宜拘泥于“与人交”，而当事事、时时而不失敬。

《礼记》之首句即曰：“毋不敬。”一旦行为苟且而失敬，则孝悌不成孝悌，礼亦不成礼。苟且者，不足以成器，亦不足以成大事，难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一时苟且，误或只是一事；一生苟且，则误尽自身一生。可不慎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