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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冉雍者，姓冉名雍，字仲弓，夫子弟子之一。“南面”者，坐北朝南、向明而治之君主也。仲弓非君亦非臣，夫子何以谓之“可使南面”？有君主之德，而后可以居君主之位。所谓“可使南面”，是有其德而不求必有其位也，“可使”非“必使”也。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若有仲弓之德者，可谓有“所以立”者，其自身不求其“位”，而从治国而言，使德如仲弓者居君主之位，是国人之福也。已居君主之位，而德不及仲弓者，当自身修养以致之也，否则难免有误国误民误己之举措。

“可使”又与“能使”不同。“可”者，达标、及格而已；“能”者，必优良方可。身居君主之位，而德不及仲弓者，可谓德不配其位；纵然德如仲弓者，亦当修身进德而不可辍也。《周易·系辞传》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

君主何以“南面”？《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曰：“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乃人君南面之术也。”君主位尊，反而须“清虚自守，卑弱自持”，倘若心存成见、自以为是，则必偏听偏信；倘若自恃位高权重、九五至尊，则上无天道、下蔑臣民矣。

“南面”何以谓之“向明而至”？日处于东方，行经南方，落于西方，惟有北方不至。君主端坐北方之位，一则不事张扬，二则面向光明、心系万民也。《大学》有言曰：“为人君，止于仁。”仁在心性而不可见，又政教而得以显现也。

6.2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即冉雍。子桑伯子，人名，其事不详。盖当时有盛称子桑伯子者，是故仲弓问夫子曰：“子桑伯子其人如何？”夫子曰：“其人尚可，其‘简易’可取。”此所谓“简”，是指行事“简易”。简易者，不繁琐、不复杂之谓也。不繁琐则易行，不复杂则易知。

子桑伯子行事简易，夫子何以只谓之“可也”？由仲弓之言可知。由“居敬”而后“行简”，以此而“临其民”，是由本及末，如此而“南面而治”，方可扎实可靠。若无“居敬”为前提，而“临民”之时，惟有“行简”，虽亦非不可，终究是“太简”，过矣。

夫子之“可也简”，是就其“南面而治”而言，亦即是说，君主之政令不可繁琐、复杂，而应“简易”，使臣民易知易行；法律法规不可无，但亦不必繁多，而更应有仁恕之心。《道德经》曰：“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孟子曰：“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

无“居敬”之本，唯有“行简”之法，是可谓“南面之术”也；仲弓于“行简”之上，更加“居敬”二字，是君子之道也。有“术”而无“道”，犹如无本之木，虽生而不至于参天；犹如无源之水，虽有湖泊水深，终究难免干涸之日。

“居敬”者，德也。“居敬而行简”，是“修己以治人”之道。“居简而行简”，是己之不修，而以“简易”之术治人者也。譬如讲学者，其平时所学不可不涵咏咀嚼、深入谨严，而后可以言简意赅而不失其旨，倘若所学浅尝辄止，而讲学时欲言简意赅，鲜有不失者。

“太简”，非由“简”之程度而言，乃是由其“无本”而言。汉初有“与民休息”之政，可谓“行简”矣，而后有“文景之治”。然而，“饱暖”之后，众人既“思淫雨”，方以“礼义”，是以“礼义”为疗病之药，纵或药到病除，亦只是病痊而已，未可谓之健康也。

仲弓之“可南面”，在于能知“居敬而行简”，合乎“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之道，是故，夫子闻仲弓之言而赞许。“居敬”为内心之修养，“行简”是外在之呈现。朱子曰：“自处以敬，则中有主而自治严，如是而行简以临民，则事不烦而民不扰，所以为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