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共学《论语》之群有183。应邀方来，但愿共学。以文言作解，为使朋友将来能自己读懂经典。诸位学友，请重视经文本身及先儒正宗传注；宗来所讲，仅供参考。学习经典，重在修身而躬行。】

6.29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1】述圣子思子传述《中庸》，其心法得之于宗圣曾子，而修行在于己。若修养不足，虽告之以心法，亦如雾里看花、水中捞月，是故，宗圣曾子传《孝经》而使学者先践行，传《大学》而使学者知“入德之门”；惟能意诚、心正、践行，而后闻“心法”而或能知之。

《大学》“诚意、正心”之法，是“学”、“修”以“明德”之道。心存一丝一毫之私心杂念，则“意”不“诚”；心随外事外物而移转，乃至心受外事外物所役使，则“心”不“正”。惟有“意诚”、“心正”，方能“止于至善”；能“止于至善”，然后可以“知性”。

《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敬承“大学之道”而修之、行之，此谓“修道”；“道修”而后可以“知性”，进而“尽性”；“尽性”而后可以“知天命”，进而“合天道”。《中庸》之心法，“知性”、“尽性”之道也。

能“尽性”而后可以“中正”。“中正”者，由“中”而能“正”也；换言之，是以“性”而主“心”也。人必“尽人性”，而后可以“知天性”而“合天道”；“人性”与“天性”贯通，“人道”与“天道”通达，此可谓“大中至正”之道。

修“大中至正”之道者，《易经》所谓“乾，元亨利贞”也。“人之贞”达于“天之贞”，“人之利”达于“天之利”，“人之亨”达于“天之亨”，“人之元”达于“天之元”，然后能“合于乾”。“合于乾”者，“合于天之道”、“顺于天之行”也。

是故，学者当有《孝经》之行，而后可行《大学》之学；有《大学》之学，而后可明《中庸》之性；明《中庸》之性，然后可以知《易经》之道；通达《易经》之道，而后“法自然而得道”。学不可躐等，若欲寻捷径，则必有偏颇，虽入歧途而不自知。

【2】“中庸”之“中”，由“性”所致之“中”也，非于“上下左右”而取其“中”，亦非“截长补短”而求其“中”，尤非“己知己见”而定其“中”。程子谓“不偏之谓中”，是不偏于“性”。心随外事外物而移转，必偏于“性”也。

朱子谓“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为“中”。所谓“不倚”，是以“性”主“心”，当“心”遇事物之时，非倚赖于毅力，更非倚赖于外在礼法之约束、管制，而是由“性”直率而发，如此则方能“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也。一旦有所倚赖，则不能“尽性”。

所谓“无过不及”，一是以“性”应“时”，二是以“性”应“物”。以“性”应“时”者，“时”未至而不急于“应”，“时”已至而不缓于“应”。此如《周易》所谓“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是“性”不因事之缓急而受干扰也。

“以性”应“物”者，循“天理”而不顾“人情”则“过”，顺“人情”而不循“天理”则“不及”。真一道子先生尝指教曰：“中庸之道，得天理与人情之中者也。”此非由“天理”与“人情”之间寻得一个“中”，而是如《周易》所谓“利贞者，性情也”。

此所谓“性情”，乃是“情”由“性”统摄，“情”无违于“性”，即王弼先生所云“性其情”。惟有“情”无不合“性”，然后能“无不利”、“无不贞”。然而，并非“人之性”中“无情”，只是遇外事外物而“心动”，然而发而为“情”，故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

当“心动”而“情发”之时，“情”无违于“性”，然后可谓“和”，故曰“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倘若“性”为“情”所干扰，则其“喜怒哀乐”时偏离其“性”；偏离“性”之“情”，必有所“不和”，亦必有所损伤矣。“情”由“性”发，则近于“天和”。

【3】“中庸”之“庸”，本义为“用”。何以不径言“中用”？“庸”有“循规蹈矩而行”之义，又有“顺时而变”、“长久持续”之义，而“用”字则未必有“循规蹈矩”、“顺时”、“持续”之义。所循之规、所蹈之矩，在于“性”，由此而能“顺时”、“持续”。

“循规蹈矩”之义，由“隶化”后之“庸”字而来，“广”字之下，乃是一手秉持“丨”，且“丨”直贯而下，贯通于“用”字之中，可谓始终不偏离“规矩”也。“顺时”、“持续”之义，由“隶化”前之“庸”字而来，即《说文解字》之所谓“从用，从庚”。

程子谓“不易之谓庸”，是由“性”而行，不因时事而改易其“性”。朱子谓“庸，平常也”，是由“性”而行，不为外事外物所左右，因此而能永久持续也。合而言之，“中庸”之义在于，“中以为用”，而不是“以中为用”。两者有何不同？

“中以为用”，是“尽性”而得“中”、“中”贯于“用”；“以中为用”，是以“中”为外在之工具，是视“性”为“无灵”、“无神”、“无气”之“死物”矣。是故，可以名之为“中庸”，而不可谓之“用中”也。“用中”，亦即“以中为用”。

谓“中”为“规矩”，或有些勉强。何也？“中”是“性”之呈现于“心”与“行”者，若太极图中之“中”，时时刻刻运转于太极图中而永无休止，“性”则如太极图之中间一点；“规矩”则有形而不可变，圣人能制定“规矩”以便于人之用，但“规矩”毕竟非“性本身”。

【4】何以曰“中庸之为德也”？德者，得也。人之德，得之之道有二。一者，得自先天，犹言“人之初，性本善”。“人之初，性本善”，谓古今中外，以及未来，但凡是人，其初生之时，其“性”皆“善”，无有例外者。其二，得自后天之学习、修养。但此指得自先天者。

得之于先天者，犹如良种。由此先天之善性以主其心，则一旦遇外事外物，则自然而生“恻隐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因人皆有此得自先天之善性，且皆能由此以应时、应物，是故可谓人人皆有此“中庸之德”。

“人之初，性本善”，其依据何在？在《周易·系辞传》之言：“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太极生两仪，阴阳亦即两仪；阴阳皆合太极之道，则可谓太极中之阴阳，以其均能“得一”也；天地生人，人所继承于天者，即“善”，修养而成之则为“性”。

何以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其意盖曰，人人初生，皆有“善性”，皆可以此应时、应物，若能修养以成之，则可以“尽性”而“得道”。由“人之初生即有之”而言，若“无之”，则“非人”，是故，生而为人，能有此“中庸之德”，可谓幸之甚矣，岂忍轻忽而置之不顾哉？

“至”为何义？《说文解字》谓此字之义为“鸟飞从高下于地”，然而，由甲骨文、金文之象观之，更近于“射箭中靶”之象，由此而引申，则可知“至”字之义。有弓有箭、有人拉弓射箭、知靶标之所在，然后，可以“射箭中靶”，是故，“至”必兼“始中终”而言。

既生为人，既有此善性，则犹如有弓有箭矣；有圣贤君子之道载于书册，学而时习之，则犹如可以拉弓射箭矣；圣贤君子告之以“志于学”、“志于仁”、“志于道”，则犹如能知靶标之所在矣；若能修身养性以得道，则犹如皆可“射箭中靶”。

【5】何谓“民鲜久矣”？谓庶民能保有“中庸之德”者已罕见矣。何以称之为“民”，而不称之为“人”？无论身居君之位、臣之位，抑或庶民之位，既有善性而不自知，则皆可谓之“民”。民者，蒙昧未启者也。蒙昧既启，而能知“人之所以为人”，然后可谓之“人”。

伏羲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故能“自然而然”，“以道治天下”，而合“皇道”；帝尧以“性”而“则天”，故能“允执厥中”、“以德治天下”，而合“帝道”；周文王修“性”、遵“道”，故能“得民心而得天下”，而合“王道”。

周公、孔子，以及颜曾思孟“四圣”，学道而躬行，修心而养性，故能得道而成圣。“中庸之德”，本是人人初生已具而能行者，然而，世人或有之而不自知，或知之而不修养，则或终究难脱蒙昧，是故，非惟无由“中庸之德”而至于“圣”者，有“中庸之德”者亦罕见矣。

程子曰：“自世教衰，民不兴（音星）于行，少有此德矣。”陈祥道先生曰：“民鲜久矣，由上失其道非一日也。”二子之言，皆谓在君之位者“失道”、“失教”。其何以“失道”、“失教”？自身之“德”不“明”，自身之“性”不“修”，其“政教”岂能不“失道”？

“中庸之德”，“民鲜久矣”，是夫子之所深叹，更时夫子之所期望。所深叹者，既生为人，有圣贤君子之道而不学习，而竟然甘于蒙昧；所期望者，既生为人，则已有得自先天之“中庸之德”，若能学习圣贤君子之道而修养，则无不可渐渐“近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