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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先把《二子乘舟》的诗序和正文阅读三遍：

诗序：《柏（音百）舟》，共（音恭）姜自誓也。卫世子共伯蚤【通早】死，其妻守义，父母欲夺而嫁之，誓而弗许，故作是诗以绝之。

第一章：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音但）彼两髦（音毛），实维我仪，之【通至】死矢靡（音迷）它。母也天只（音支），不谅人只。

第二章：汎彼柏舟，在彼河侧。髧彼两髦，实维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谅人只。

一、题解及诗序讲解：

《邶风》十九篇，以《柏舟》开始；《鄘风》十篇，也是以《柏舟》开始。前者所说的是“仁者”虽然“不遇”，却仍然坚守其“仁”；后者所说的是“共姜”虽然“夫死”，却仍然坚守其“节操”。柏木适宜做舟，两首《柏舟》意味着“仁者”、“共姜”适宜为“臣”。

“臣”者，“坚”也。为臣之道，在于“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如果不能“以道事君”，则虽在臣位，也是“臣不臣”。民之幸，国治幸，无不在于“有道”。然而，前后两首《柏舟》的不同，在于前者之“仁”侧重从“臣”而言，而后者之“节操”侧重从“人”而言。

由此推论，广义上的“卫国”，包括邶国、鄘国、卫国，而《邶风》到了《二子乘舟》，意味着“卫国”已经无“君”，意味着“卫国”已经名存实亡。而《鄘风》是从“名存实亡”的“卫国”的“中兴”。“中兴”之本，在于能守“节操”的人。

《鄘风·柏舟》所写的是“共姜自誓”。“共姜”是谁？是卫国谥（音是）号叫“共伯”的“世子”之妻。“世子”相当于后世所说的“太子”。“伯”是字，不是爵位。为什么叫“共姜”？因为她娘家之姓为“姜”，嫁给“共伯”，在姓前加上丈夫谥号，就成了“共姜”。

“共姜”为什么“自誓”？因为“共伯”早死，“共姜”要遵守礼义，坚守节操；可是，她的父母却想要强迫她改嫁他人，“共姜”矢志不渝，所以才发誓而作了此诗，表明自己的决绝态度，彻底断绝父母的胁迫之念。

如果“共伯”早死，“共姜”就为自己的“生活幸福”和“人生归宿”而改嫁他人，那么，不仅失去“夫妇”之义，而且“共伯”一家就从此而“无后”。我们这是从“道德礼义”上来说，所以，不要在“共伯”和“共姜”是否有子女上去考虑。

这里所写的是一个女子“共姜”，虽然丈夫已死，却“自誓”而不“改嫁”，如果我们从“妇人为丈夫守节”而言，那么，我们所学习的就不是《诗经》之中的《柏舟》，因为“共姜”是否“守节”是自身的誓言，所守的是自身之“节操”。节须自守，德及他人。

顺便说一下关于寡妇是否可以改嫁之事。《礼记正义》引用《丧服传》说：“夫死，妻稚子幼，子无大功之亲，妻得与之适人。”然后说：“是于礼得嫁，但不如不嫁为善，故云‘守义’。《记》云：‘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是夫妻之义也。”

“卫国”之亡，“共伯”早死，两者之间有相似之处；“共姜自誓”，应当与卫国之“遗民”也有相似之处。设若卫国之“遗民”从此而去，则卫国将永无“中兴”之望。然而，这不是任何人所能强迫的。卫国虽亡，卫民仍在；仁人志士，岂能弃其国民于不顾？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有“兴衰”，但在一时的衰亡之后，是否能有“中兴”之望，在于这个国家、民族是否有“共姜”之类“守义”、“守节”的仁人志士；人类有道德礼义败坏之时，一旦道德礼义败坏而至于“人而不仁”时，也需要这样的仁人志士起而救之。

二、第一章讲解：

按照郑玄先生之解，“汎彼柏舟，在彼中河”的意思是，舟浮游于河水之中，犹如妇人身在丈夫之家，是妇人合义的做法。不过，这里使用的是“柏舟”，柏木坚硬，或许“柏”字“百”字之谐音，可能也有“百年”之寓意，因此，这里有“百年好合，从一而终”之义。

“义者，宜也。”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音必）。”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又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所以，“义”是大人君子之所必守。

大人君子，大义当前，不为私情而改，不为私利所移，不为生死而变。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一个人如果为私情、私利、生死而放弃其“义”，则非君子，更非大人。

再说“髧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它。”其中的“髧”，是指头发下垂的样子。按礼，男子出生三个月，把头发剪剩两绺（音柳）而下垂，长大以后，虽然不再剪成这个样子，但是，在前额留有两绺较长的头发达到齐眉，称之为“两髦”。

这里所说的“髧彼两髦”，指的是“共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留下这“两髦”，是有寓意的，孔颖达先生疏中说“所以顺父母幼小之心”，也就是说不忘父母之恩，虽然子女长大也不改孝顺父母之心。由此可知，在“共姜”心里，“共伯”是孝顺父母之人。

这里所说的是“共伯”，实际上也意味着“共姜”也要做一个孝顺父母之人。一般说来，赞美什么样的人，也意味着自己要做什么样的人。所以，父母胁迫“共姜”改嫁，“共姜”不从，似乎“不孝顺”，但是，“共姜”实在是想要做一个“孝顺父母”的女儿。

“实维我仪”之中的“实”字，意味着“已成事实”而不可更改。“仪”字则是“合义的配偶”之义，亦即这个婚姻的全过程无不是按照礼仪而达成的，相当于后世所说的“明媒正娶的妻子”。所以，“共伯”是无暇之夫，婚姻是合礼之事，自身没有“不义”之由。

“之死矢靡它”，其中的“之死”意思是说，自己一直到死；“矢”是“箭”之义，这里是说就像射出的箭一样，一旦射出，绝无回头之理，所以可以解释为“誓”。所谓“誓”，在于一言既出，断然不改。“靡它”之义，是毫无其他念头，也无改变的可能。

注意，这里的“共姜自誓”，先说“孝顺父母”之义，后有“守义不渝”之言，不是要顶撞父母，而是“义之所在，不得不然”。更重要的是，“共姜”不是出于“私情”、“私利”而有如此之言行，而且此诗之寓意在于“仁人志士”之“志”。

不要理解为女子或男子为了自己所爱之人就不顾父母反对，乃至怨恨父母、背弃父母，假如这么做，就是为了私情、私利而行不义之事。假如一个人不顾礼义而听从父母的不义之言，做出不义之事，那么，相当于“陷父母于不义”，这是“三不孝”之首。

所谓“母也天只，不凉人只”，是“共姜”之真情。这里的“天”是指父亲，“只”是语气词，“谅”是“信”之义。此句的意思是说：“我的母亲呀，我的父亲呀，难道还不相信你们的女儿吗？”“共姜”说“不相信她”所指的是其誓言呢还是其人品呢？应当是后者。

为何这么说呢？一般说来，父母想要让失去丈夫的女儿改嫁，多半是为女儿的未来考虑，是一种慈爱之情，所以，女儿不宜置此心于不顾。但是，人之所以为人，在于守义守信。所以，“共姜”这么说，是既不失义，也不失其情，而且也是肯定父母均知信义之重。

假如说“共姜”所说的意思是“难道父母不相信我的誓言吗？”那么，“共姜”便是在以死来威胁其父母，这就绝不是“仁人志士”之所当言，也不是“孝子”之所当言。“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如果一个人连“本”都不要了，其他的都值得怀疑。

三、第二章讲解：

理解了第一章之后，第二章就很容易理解了。“汎彼柏舟，在彼河侧”，这与第一章所不同的，只有一个“侧”字。“河中”与“河侧”有什么区别呢？《毛诗正义》中没有任何解释，我们且从两者之“象”来看一看。

舟在河中，是正在“泛舟”，应该是说“共伯”未死之前；舟在河侧，段玉裁先生《说文解字注》说：“不中曰侧。”那么，这个“侧”字就很值得寻味了。也许其中含有非常丰富的涵义，我们来仔细推断一番。

第一种推断。舟已经不在河水中间，而到了河水的一边。须知，“共伯”在世的时候，其地位是“世子”，是君主的儿子之中唯一将要继承君位之人，因为，作为“共伯”之妻，也就是即将成为“国夫人”的人。

可是，“共伯”既死，“共姜”也就因此而不可能成为“国夫人”了，就好比舟从河之中而退到了河水的边缘。而且丈夫已经不在，“共姜”若不改嫁，不仅意味着永远独守空房，而且未来如何也难以设想。在此情况下，“共姜”应该怎么做呢？

第二种推断。舟在河水之中，在于仍然浮游于水面之上，而舟到河水之侧，则也可能是已经有了停泊之处，也就是说，既然已经与“共伯”成为夫妇，这里也就是归宿。既然这里就是归宿，也就没有再改嫁之理。

从第一种推断来说，“共姜自誓”，在于其贞节绝不因为任何外在的变化而改变，可谓不忧不惧。孔子说：“君子不忧不惧。”又说：“儒有委之以货财，淹之以乐好，见利不亏其义；劫之以众，沮之以兵，见死不更其守。”因此，“共姜”有儒生、君子之义。

从第二种推断来说，“共姜自誓”，其贞节在于“义无反顾”。孔子说：“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由此来说，“共姜”之“自立”，亦即儒生、君子之义。

以上两种推断，可以兼取。仁人志士，其忠在于己心，而不在于他人。如此之人，必有冰霜之操、松柏之节，然后可以做中流砥柱，然后可以挽狂澜于既倒。有如此之人，家败可以复兴，国亡可以再建，天下无道可以使之复归于正道。
“髧彼两髦，实维我特”，与第一章所不同的，只有一个“特”字。《毛诗故训传》（今后简称《毛传》）说：“特，匹也。”如果进一步说，可以按照《说文解字注》来理解：“‘特’本训‘牡’，阳数奇（音积），引伸之位凡单独之称。一与一位耦。”

也就是说，“特”本来是“公牛”，而这里所用的则是引申义，亦即“唯一的配偶”、“唯一的丈夫”，意味着将来也绝无第二个。“一女不更二夫”，是为“贞女”；“一臣不事二主”，是为“忠臣”。其“贞”其“忠”，非为名利，不计得失，出于自身之“德”。

“之死矢靡慝”，与第一章所不同的，只有一个“慝”字。《毛传》说：“慝，邪也。”物不正为斜，心不正为邪。《广韵》说：“慝，恶（音饿）也。”“慝”为什么解释为“邪”或“恶”呢？我们可以从“慝”字之象来解。

“慝”字有“心”与“匿（音逆）”二象。“匿”字，《说文解字》说是“亡”，《广韵》说是“藏也，微也，亡也，阴奸也”。我们把这些对“匿”的解释，和“心”联系起来，也就能弄清“慝”字为何是“邪恶”。

“心亡”，则是“失去本心”之义，也就是说，虽生为人，却已无人心；“心藏”是“心中有见不得人之意”，这也就是“阴奸”。“心微”则相当于“心怀叵测”。总起来说，这些都是“内心不正”之意，所以，可以都归为“邪恶”。

那么，“之死矢靡慝”就可以解释为，我至死也绝无任何邪恶之心。这也就意味着，在“共姜”看来，只要自己心里有一点“不义”之思，便是“邪恶之心”。任何“邪恶之行”，都是因为先有“邪恶之心”。既然没有“邪恶之心”，也就绝无“邪恶之行”。

古语说：“百善孝为先，原心不原迹，原迹贫门无孝子；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无完人。”这是从“忠恕”之中的“恕”来说，然而，君子对人可以如此，而且应该如此，假如对自己如此“宽宏大量”，则非君子之道。所以，“共姜”从自己之“心”而言。

“母也天只，不凉人只”，是对第一种的完全重复，但是，这种重复的字句虽然毫无不同，其情感、语气却不会完全相同。其中必然有对父母的恳求和期望，唯恐伤害了父母之心，又唯恐违背了礼义，可谓天理与人情的贯通，可谓有情有义。

君子之道，忠贞自守，礼义自节；不为人情而违背天理，也绝不只顾天理而放弃人情。大人、君子，儒生、志士，绝不会是“为一己之私情私利而放弃孝悌忠信之人”。我们学习这一首《柏舟》，就应该立这样的志，有这样的行，才不愧于学过《诗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