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晚有192群共学。蒙群主或管理员盛情相邀，方来与朋友共学经典，非宗来有意宣传。文稿是本人所撰，只是本人当前所能知能解，不敢自以为是，故仅供参考。所解甚详，是己欲慎思明辨，读者请重经之原文，以求进德修业，得意以躬行，莫陷入思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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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子曰：“饭疏食（音四）饮水，曲肱（音屈功）而枕（音诊）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云。”
【1】“饭疏食”，有粗疏之食物为饭也；“饮水”，有水可以饮用也。吃饭、饮水，人之生存所不可或缺者也。粗疏之食物，可以饮用之水，天地之间自有之，人只是取而用之，或稍做加工即用之而已。取而用之，非奢侈浪费；稍做加工，非求口腹之欲也。
一碗米饭，或两个馒头，有葱姜咸菜，可谓粗疏，然而，足以果腹。固然，非有美味佳肴而拒食之，但只是果腹而已，别无所求。人之身体，无饮食则无以生存，然而，人之身体乃是用以行人事、成使命之器。夫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不可不爱惜。
只知爱惜身体，而不知以此身体行人事、成使命，若爱惜其农具而不用之于耕田种地，则不成其为农具矣。人之所以为人，不仅在于有此身体，更在于有人之心性。有人之心性，可以谓之人；若无人之心性，徒有人之身体，如空皮囊而已。
天生万物，各有其用，各有其使命，人不知爱惜之，反而废弃之、损害之，可谓暴殄（音爆舔）天物。人之身体，亦由天生，设若有此皮囊，或凭借其五官之神性以求享乐，或凭借此身体以争名逐利，或百般养护、修饰、美化此身体，而不用以行人事，岂非暴殄天物？
《说文解字》曰：“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段玉裁先生注曰：“《礼运》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又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生而为人，本自难得，岂敢不爱惜？
倘若生而为人，却只知有人之身体，不知有人之心性，则不知“人之所以为人”；只是私心用事，则不能通“人人之心”；只是有“人心”，而不知修此心以通达“天地之心”，则可谓只知“下学”而不知“上达”也。
【2】“曲肱而枕之”，谓手臂弯曲而枕其首于上。肱者，人之上臂也，自身之所有，无求于外也。“曲肱”，弯曲其臂肘也，自身之良能，亦无求于外也。“曲肱而枕之”，出于良知、良能，又何所求于外哉？何谓良知、良能？不学而知、不习而能也。
固然，非由床而不用，非必求“曲肱而枕之”也。“饭疏食饮水”，乐也；有美味佳肴，非不乐。“曲肱而枕之”，乐也；有坐席卧榻，非不乐。乐在于己心己性，而不求于外，则其乐永存而不改。若乐由外物引发，则外物一改，其乐必失矣。
人之有四肢，下有两股，上有双肱，股肱乃是用以行事者也。股肱之行事，听命于心性；心性之根本，在于良心、良知；股肱之能行，在于良能。由心性未染未杂而言，则谓之本心、本性；由本心、本性之发用而言，则谓之良心、良知、良能。
生而为人，则无不由本心、本性，无不可发用为良心、良知、良能。倘若既生为人，不修养其心性，则股肱所听之命难以合于仁义，其所行之事，亦难免不良不善。因此，四肢之所行，应听命于心性；心性之修养，决定四肢之行为。
“饭疏食饮水”，则身体生存无忧；“曲肱而枕之”，则股肱可以凭良知、良能而行；“乐在其中”，则心性不为外事外物所改变。身存而可以行事，能行而可以成事，心性纯正而不移于外事外物，则能“尽人事而听天命”矣。圣人如此，谁不能如此？
【3】“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是用身心于“义”，而不用之于“富贵”也。人间有所谓富贵，上天有“浮云”，岂有“富贵”与“贫贱”哉？所谓“于我如浮云”者，何义也？浮云在天，聚散游移，无损于天；富贵在人间，得失升降，无妨于心性。
船山先生曰：“程子云‘须知所乐者何事’，固非刻定一事为圣人之所乐，然亦何尝不于事而见其乐哉？”依于仁而行其义，则富贵也好，贫贱也罢，生得也好，死失也罢，既能尽性矣，既能尽人事矣，则富贵贫贱一听于天命而已。
莫道夫子立足于地，置身事外而仰观天上“浮云”。人间必有富贵贫贱之不同，圣贤君子生于人间，不仅周围有富贵贫贱，自身亦有富贵贫贱，只是如孟子所言：“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朱子注曰：“广居，仁也。正位，礼也。大道，义也。”
船山先生曰：“圣人说‘于我如浮云’，明是以天自处（音楚）。于我皆真，于土皆安，圣人之天体也。”浮云无损于天，富贵无妨于心性，则人心同于天心、人道通达天道。非以富贵为虚妄，亦非以富贵为身外之物，而是心性在己而不在富贵。
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非拒斥富贵也，非苟免贫贱也，非不威武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富且贵”者也，何尝拒斥？然而，孟子曰：“君子有三乐，而王（音望）天下不与（音宇）存焉。”
7.17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1】朱子解此章，据当时之人所言，与《史记》所载，谓“加”当作“假”，“五十”当作“卒”。兹不取此说，而仍以原文。何也？“四书五经”不可妄疑、妄改也。夫子尝叹：“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今亡矣夫（音扶）。”
司马光先生《论风俗剳【同札】子》云：“新进后生，口传耳剽，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
陆游先生亦云：“唐及国初，学者不敢疑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
“疑古”、“疑经”之风，始于北宋欧阳修先生之《易童子问》，而此封风盛于宋朝，至于民国之后登峰造极。朱子生在宋朝，虽未尽受此风影响，但改增《大学》文字，削去《毛诗》之序，亦非不为此风所动者也。
夏蝉不知寒冰，小人难知君子之道，君子未必能明圣人之道。此非夏蝉、小人、君子之罪。然而，不知不识，则以其所知所识，而改之以合于己知所知所识，不亦妄乎？是故，宗来不敢妄改，但据先贤先儒之解，诚心敬意而求之于己心，以期得知圣人之心。
【2】原文既不可疑，则“五十”为年龄。“加我数年”，当指五十岁即“学《易》”。夫子何以曰“加我数年”而“学《易》”？夫子“晚而喜《易》”或“晚而好（音浩）《易》”，而后“序彖（音团四声）、系象、说卦、文言”，而有《易经》定本。
夫子此言，当是在晚年“序彖、系象、说卦、文言”之时所发，叹“学《易》”之晚，亦是赞叹《易》道之“大”且“至”，如“大哉乾元”、“至哉坤元”。故曰，倘若“五十岁”时即“学《易》”，则“可以无大过”。
既然欲早学之，又何以曰“五十”也？若非至于“知命之年”，不足以知《易》之玄妙、广大、精微。固然，“《易》冒天下之道”，即“天下之道”无不在其笼罩覆涵之下，然而，能笼罩覆涵“天下之道”者，“天地之道”也。
进而言之，未能“得道”者，不足以知“天地之道”；不知“天地之道”者，不足以知“天下之道”。此是从“作《易》者”而言。此次序，犹如《道德经》之先“道”而后“德”也。“道”者，统贯天地人之“道”；“德”者，人心由“道”所得也。
但从“学《易》者”而言，不“见性”，则不足以知命；不能“率性”、“知命”，则不足以明“天下之道”；不明“天下之道”，则不足以明“天地之道”；不明“天地之道”，则不足以明统贯天地人之“道”。故“见性知命”，而后可“学《易》”。
【3】夫子自称“五十而知天命”，然而，能“知天命”之年龄，必有早晚，能早于“五十”者虽然罕见，亦非绝无；天下之人，终生而不知天命者为最多，乃至生年过百而亦不知天命。故不可将“五十”看作年龄之定数，而“知天命”乃是关键所在。
“学《易》”二字，亦不可看死。学“启蒙读物”，可以谓之“学”；学“四书”以达“君子之道”，可以谓之“学”；学“六经”以达“圣贤之道”，可以谓之“学”；学《易经》而达“自然之道”，亦可谓之“学”。
夫子“五十以学《易》”，非谓“五十”之前未尝“学《易》”，而是此前所学之《易》，或止于“人道”，而未及“天地之道”；或止于“天地之道”，而未及“自然之道”。是故，纵然同是“学《易》”，“五十”之前与之后，所能知能见者不同。
“学无止境”，是故，学《易》可达“天地之道”，其上尚有“日月之道”、“太极之道”、“无极之道”。“道”一而已，无不贯，无不通，但学道必有序。不欲尽人事，则不能合“人道”；不欲行“人道”，而欲得“天地之道”，痴人说梦而已。
【4】所谓“可以无大过”，是夫子不敢言“必无过”，但虽“小过”亦谨慎而免之。为何“可以无大过”？既明“人道”，然后行“人事”，则“人事”可以“无大过”；既明“天地之道”，然后行“人道”，则“人道”可以“无大过”。
进而言之，既明“自然之道”，然后言“天地人之道”，则所言“天道”、“地道”、“人道”皆可以不偏离正道。己德不明，则如盲人随意而行；不知“道”而行“路”，难免歧路亡羊；凭我之所知所见而行，如摸石过河，能过为侥幸，溺水而悔之晚矣。
《周易·系辞传》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其所谓“得失”，非名利之得失，亦非人身之生死，而是“得道”与“失道”。是故，得道则吉，失道则凶。夫子“学《易》”而“无大过”，“得道”则“无大过”也。
【5】夫子“得道”而“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易》道”明矣。“序彖”，校订卦辞也；“系象”，确定卦序也；“说卦”，解说《易经》也；“文言”，校订卦名与卦爻辞也。夫子“序彖、系象文言”而《易》有定本，“说卦”而后有《易传》。
夫子晚年删订“六经”，已“得道”而后“以经载道”也。“道”载于“经”矣，学道、修道之途明矣，故或谓“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非虚夸之言也。夫子之后两千余年，于“颜曾思孟”之外，再不见有“圣”有“王”，何也？
能虔诚学“四书”之文，遵“君子之道”而行，可有“君子”或“明君”；能虔诚学“六经”之文，遵“圣贤之道”而行，可有“圣贤”或“帝王”；能虔诚学“自然之道”而行，可有“皇”矣。三皇之行，皇道也；尧舜之行，帝道也；文王所行，王道也。
有王之德，方能行王道；有帝之德，方能行帝道；有皇之德，方能行皇道。无“皇”、“帝”、“王”之德，而自称为“皇帝王”，轻则可谓狂妄，重则可谓僭越。是故，所行在于所学所修。有“四书五经”而不学，有“人心人性”而不修，奈何？
“道”在于“六经”，世人或不愿学，或学而不得法，或学而不能一贯，或学而不能诚敬，或学而不行，天下以及天下之人欲“无大过”也，难矣哉！乃至对“四书五经”竟然“半信半疑”，“随时抑扬”，“以意取舍”，奈何？“大笑之”者，不足论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