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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把《伯兮》及其诗序先阅读三遍：
诗序：《伯兮》，刺时也。言君子行役，为（音围）王前驱，过时而不反【同返】焉。
第一章：伯兮朅（音妾）兮，邦之桀【同杰】兮。伯也执殳（音书），为（音围）王前驱。
第二章：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適【同嫡】为（音位）容。
第三章：其雨其雨，杲杲（音稿）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
第四章：焉得谖（音宣）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音昧）。
一、题解及诗序讲解：
上一篇《河广》写宋襄公之母的守礼、忧国，此篇《伯兮》则是写“伯”的“为王前驱”。这里所说的“伯”，《毛传》说是“州伯”，结合《诗序》所说的“王”字，此诗的“伯”是各国的诸侯，包括卫国的国君在内。
因为“州伯”所指的有两种，一种是“诸侯之长”，另一种是诸侯国内的“一州之长”。《诗序》所说的“州伯”，应该是前者。因为能够“为王前驱”的只能是诸侯，而不是诸侯国内某个州的州长，而且某个州的州长为国君而“前驱”，也不能叫做“为王前驱”。
然而，这样的解释，理解起来有很大的难度，难度在于，这样的解释似乎与史实、事实不合。大概是为了避免这种难度，所以，《郑笺》改变了《毛传》的注解，而改为“伯，君子字也”，也就是说，这里的“伯”只是卫国一个“君子”的“字”，连“州长”都不一定是。
《郑笺》的这个解释，看起来与史实、事实相合了，此诗也容易理解了，但是，却与《诗序》不合了。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解释，就把《诗经》中此诗所含的“微言大义”消除了，所以，与孔子传《诗》之义不一致了，《诗经》也就不是名副其实的“经”了。
《诗序》为什么说此诗是“刺时”之诗呢？《毛传》说：“卫宣公之时，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首先，判断是否应该“刺”，当然要有既定标准，这个标准不应该是任何个人随着自己之意、为了个人之利而制订出来的。其次，“刺”的目的是为了“治病救人”。
从“时”来说，这里所说的是“卫宣公之时”。此“时”有什么可“刺”的呢？在此“时”，身在“王位”之人，其德、其威、其权已经与“王位”不符，所谓的“王”已经成为被强势的诸侯挟持以号令其他诸侯的傀儡、招牌。
“王”，首先是“德”的问题，其次才是“位”的问题。因为“天下归往谓之王”、“通天地人谓之王”。有这样名副其实的“王”，那么，“州伯”有责任遵奉“王命”“为王前驱”，率领其他诸侯征伐有罪的诸侯，这样，“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才合乎义。
称之为“蔡人、卫人、陈人”，而不称之为“蔡国、卫国、陈国”或“蔡君、卫君、陈君”，也意味着国君必须遵循“人道”，然后可以称之为“人”，否则便是像丛林禽兽一样，只能说是“以强凌弱”、“弱肉强食”。
称之为“从王伐郑”，并非从事实而言，而是从“人道”而言。如果“郑”确实有罪，就应该“征伐”；怎么“征伐”？由“王”依据“人道”标准而定其罪，任命“州伯”行其令，按照“人道”去讨伐有罪的诸侯，这样才能叫做“从王伐郑”。
然而，在“卫宣公之时”，“王”已经名不副实，“卫宣公”虽在“州伯”之位，却无“州伯”之德；卫国、蔡国、陈国国君貌似遵从“王命”，实际上却是假借“王命”而行其私意；“郑”是否有罪，不是由“王”判定，而是诸侯私自认定，而且私自“征伐”。
因此，此“时”，“王”已经不“王”，“州伯”已经非“州伯”，“征”不正，“伐”非罪，意味着已经“礼崩”，已经违背“王道”、“人道”，所以要“刺”。而“刺”的目的是为了能使天下有礼，能从“夷狄之道”转而回归“王道”、“人道”。
蔡国、卫国、陈国不是由国君领兵去“从王伐郑”，而是派遣本国的“州长”或将帅去行所谓的“征伐”之事。所以，《诗序》说“君子行役”，在此情况下，《郑笺》再把“伯”解释为一个人的“字”，也就可以理解了。但是，无此前提，则不宜直接这么解释。
“君子行役”是遵从国君之命，而不是擅自行动，更不是出自“君子”的心意，所以，罪在国君，而不在“君子”。这样的所谓“征伐”，不是为了“安臣民”，反而是“扰臣民”，更进一步来说，是国君为了满足一己之“大欲”，而把“臣民”推到生死线上去了。
国君如此穷兵黩武，上背“人道”、“王命”，中结诸侯而“党同伐异”、“横行霸道”，下则“扰害臣民”、“祸国殃民”，可谓“不仁不义”。如何“扰害臣民”的呢？《诗序》说：“过时而不反焉。”即使是“从王命而行征伐”，也总会有始有终，而不应该旷日持久，不应该使将士兵卒“过时而不反”。
可是，在此，“君子行役”，以至于“过时而不反”，意味着什么？首先，意味着身在君位之人，根本不体恤臣民之情，没有仁慈之意；其次，意味着给“君子”之家人带来的危害乃至祸害。这里的“伯”，是一个个同类之人的象征，是臣民的象征。
所以，此诗之中的“伯”，仅仅从这一首诗来看，未尝不可以像《郑笺》那样，解释为一个人的“字”，但是，须知《伯兮》是《卫风》之中的一篇，是《诗经》中的一篇，绝不是像当初作者写作此诗时那样，只是单独的一篇。《诗序》之必不可废，原因在此。
那么，此诗的“微言大义”是依据什么而言的呢？依据《春秋公羊传》。如果仅仅去看《左传》、《史记》之类的史书，只能知其史实，而不足以知其“微言大义”；如果仅仅就此诗而论此诗，则不足以知《诗经》中此诗的“微言大义”。
二、第一章讲解：
原文：伯兮朅（音妾）兮，邦之桀【同杰】兮。伯也执殳（音书），为（音围）王前驱。
先说“伯兮朅兮，邦之桀兮”。这里的“伯”字，有几层涵义。第一，可以是一个人的“字”，以此来指某一个人。第二，卫国某个州的“州长”。第三，作为“王”所任命的“诸侯之州长”，可以指卫宣公。那么，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作为一个“人”，是不得不服从“征兵”、“行役”之命的，所以，“伯”不得不“从军行役”；一般情况下，卫国的一个“州长”不会仅仅当一个“士兵”，也不会擅自“征兵”、“行役”，所以，“州长”若从军则应当是将帅，或者“州长”奉君命“征兵行役”。
卫宣公如果是作为“诸侯之州长”，遵循礼义而服从王命，而此时，卫宣公违背礼义、非服从王命，而为一己私欲纠结其他诸侯，私自定郑国之罪，并且兴兵去攻打郑国，由此而造成了卫国国内的“伯”不得不“从军”、“征兵”、“行役”，所以罪在卫宣公。
《毛传》说：“朅，武貌。桀，特立也。”意思是说，“朅”是刚健勇武的样子，“桀”是“杰”的本字，正体字可以写成“傑”，是“德行超凡出众、独立特行”之义。所以，“伯兮朅兮，邦之桀兮”，是说这位“伯”既刚健勇武，又德行超群。
再说“伯也执殳，为王前驱”。“殳”是武器的一种，《毛传》说，其长度有一丈二尺，只是没有锋利的刀刃。《毛传》没有解释“前驱”，《郑笺》以及《疏》的解释相当繁复，我们只解释为“前导”、“先锋”。
这样说来，“伯也执殳，为王前驱”的意思就是，这样既刚健勇武而又德行超群的“伯”，理应成为手持武器，给王者之师作先锋的人，去遵从国君之命、听从“天子”召唤，做保家卫国、安定天下之事。这不是“刺时”之义，但是，“刺时”之义已经在其中了。
为什么说“刺时”之义已经在其中呢？因为既然这样的“伯”应该“为王前驱”，那么，现在他竟然被迫远离家人，离开本国，旷日持久地去做违背“王道”、“人道”的事情，可谓其刚健勇武没有用在正道上，其德行超群也名不副实了。
三、第二章讲解：
原文：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適【同嫡】为（音位）容。
从此章开始的三章，都是从“伯”的妻子角度来写。由此而上推，那么，第一章的正面之意，也应该是他妻子的看法和期望。从“刺”的一面来说，则意味着“伯”的妻子由此而对“伯”的看法不得不有所改变，而期望则完全落空了。
先说“自伯之东，首如飞蓬”。《毛传》说：“妇人，夫不在，无容饰。”据此理解，此句的意思是说，自从“伯”去东方“行役”之后，丈夫不在身边了，就再也不在乎自己的容貌和装饰，以至于头发也不想梳理，而像蓬草一样纷乱了。
再说“岂无膏沐，谁適为容”。在脸面上使用油脂滋润肌肤叫做“膏”，这里应该是指搽脸用的油脂之类的东西；洗头发叫做“沐”，不过，这里应该是指洗头发用的东西。因此，“岂无膏沐”的意思是，并非没有搽脸洗发的东西。
“谁適为容”比较难以理解。《毛传》说：“適，主也。”《韵会》解为“专”，这样，“適”就应该是“嫡”的通假字。由此来说，“谁適”的意思是，丈夫本来是一家之主，如今，丈夫不在，家中哪里还有谁能做一家之主？“为容”的意思是，还为了谁去梳妆打扮？
由此而引申，此章之义在于，男人“从军行役”，是为了保家卫国、平叛安民，那么，男人虽死也可谓死得其所，无可怨叹；女人在家，虽担忧、困苦，也有情可原。可是，如今男人撇家舍业所从事的却不是为了保家卫国、平叛安民，反而是让男人赴死、家人不安。
从这位妇人来说，丈夫在外“从军行役”，本来就是生死难卜之事，况且又“过时而不反”，不能不为丈夫的生死而极为担忧，还有什么心思去梳妆打扮？长期以来，家庭失去了“一家之主”，她自己也失去了依傍而六神无主了，家不像家了，夫妻不成夫妻了。
四、第三章讲解：
原文：其雨其雨，杲杲（音稿）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
先说“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毛传》说：“（杲杲出日），杲杲然日复出矣。”由此来说，此句的意思是，妇人每时每刻盼望着“伯”能活着回家，就像长久大旱而盼着天能下雨一样，结果，一次一次的失望，就像盼着下雨却一次一次看到太阳又出来一样。
再说“愿言思伯，甘心首疾”。这个“愿”字，《毛传》未解，《郑笺》解为“念”。但是，“愿”毕竟与“念”会有所不同。从“愿”字之象来说，可以理解为“心”如“源泉”，意味着“思念之情”如源泉之水，喷涌而出，不可断绝。“言”是妇人自指。
《毛传》说：“甘，厌【通压】也。”本来，“甘”字之象告诉我们的是，有物在口中，因为甘美而舍不得吐出来。但是，这里是从“物长久在口中”而引申，因此，“甘心”之以在于“长久镇压在心中”。“首疾”相当于说头脑生病受伤。
这样，“愿言思伯，甘心首疾”可以这样理解：“我”思念“伯”，这种思念发自于心，犹如源泉之水喷涌而不可断绝；这种思念之情，时刻镇压在“我”心中，不忍挥去，也挥之不去，以至于因此而头脑生病受伤，快要发疯了。
理解此章的时候，不要仅仅从男女相思、夫妻相思之情来看，而要联系《诗序》之旨来理解。国君为一己之欲而倒行逆施，所伤害的不仅仅是一个“伯”，而是千千万万个“伯”；所伤害的不仅仅是“伯”的妻子，而是千千万万个家庭的亲人。
五、第四章讲解：
原文：焉得谖（音宣）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音昧）。
先说“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毛传》说：“谖草，令人善忘；背，北堂也。”“言”是妇人自指；“树”是栽种之义。据此理解，此句的意思是，怎么能找到一种能让人忘记一切的草呢？如果有那么一种草，“我”要把它栽种在北堂之中。
不宜理解为“忧以生疾，恐将危身，欲忘之”，因为这样的理解是“伯”之妻从自我考虑，应该理解为“伯”之妻实在忍受不住这种煎熬，却又实在免除不了这种煎熬，所以才会想到用“谖草”这种方式寻求解脱。
其实，“伯”的妻子岂能是真的想要忘记一切，岂能是为了保护自己呢？此句的含义，在于明知不能忘才想要找寻使人能忘记一切的草；在于病根不在于自身德行，而在于“伯”不能归来；“伯”不能归来，在于国君不仁不义而妄动干戈。
为什么要把这种草栽种在北堂呢？既然说北堂，就是在室内；栽种在室内，则每时每刻都可以见到，可以用到。因为“伯”的妻子明白，她必须时时刻刻依靠这种草，才能凭借它而暂时不再思念“伯”。可是，即使真有这种草，暂停思念的间隔能有多长呢？
再说“愿言思伯，使我心痗”。《毛传》说：“痗，病也。”那么，“痗”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呢？我们从“每”这个表音之象来看。《说文解字》说：“每，草盛上出也。”也就是草生长得非常茂盛，上面分出来许许多多枝叶，由此引申出“不止一端”之义。
由此来说，“痗”是内心思虑、忧虑过多、过久而造成的病。与“疾”相对而言，“疾”由外致，“病”由内生。进一步来说，“伯”的妻子之“病”又是从长久之“疾”而来。从“首疾”到“心痗”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心已杂乱，五体已经不由自主。
为什么说五体已经不由自主呢？五体是指两手、两足和头脑；因为“五体”的一切行为都是由“心”作主，所以，当“心”已病之时，手足以及头脑就已经都好像不属于自己了，这样的人生已经到了生不如死的地步。然而，病根却不知何时才能消除。
“为人君，止于仁”，君主如果不仁不义，那么，其一言一行就不知会造成多少人受伤、丧命、生不如死。纵然是不在“人君”之位的人，如果不仁不义，其言行同样会造成伤害。我们不宜从伤害的程度和数量上去比较，而应该从自身的仁义修行而避免有任何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