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群讲座稿089：《论语·子罕》008（2016.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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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1】“子欲居九夷”，颇耐人寻味。所谓“欲居”，谓“有居此之心”也。夫子何以有此心？邢昺先生曰：“孔子以时无明君，故欲居东夷。”朱子曰：“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皆谓夫子因“道不行”而欲避居偏远蛮荒之地。

以“欲避居偏远蛮荒之地”而解“乘桴浮于海”则可，用以解“子欲居九夷”则不可。何也？一者，“乘桴浮于海”之前，已明言“道不行”；既然“道不行”，则何处不可居？居“中国”与居“海外”又有何异？

再者，“乘桴浮于海”在《公冶长》一章，所言乃是“君子之道”；“子欲居九夷”在《子罕》一章，所言乃是“圣贤之道”，又无“道不行”之言。“君子”在“邦无道”之时，“君子”可以“避居”；“圣贤”在“天下无道”之时，绝不做“避世之人”。

【2】何谓“九夷”？邢昺先生以及朱子皆以“东方之夷有九种”解之。所谓“九种”，其名号亦不相同。《说文解字注》亦以“东方之人”解之。诚然，古有“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之说，但是，此说可以从历史与世俗而言之，以此解经典则有所不宜。

或曰“九”非具体之数，而是众多之义，因而名号不同。然而，国光红先生考证，“九”为“虺（音辉）”之古字，与伏羲氏后裔有关；太昊伏羲氏之后裔居于东方，其后为少昊氏，由此而言，则国光红先生之说可取。

经典之所谓“夷狄蛮戎”，固然有“偏远蛮荒”之义，然而，从政教所及而言，政教出于“中央”，先行于“华夏”，进而推及“诸夏”，终则至于“夷狄蛮戎”之地。当政教未及之时，则远离“中央”者“无道德礼义”，故谓之“夷狄蛮戎”。

依据经典之义，有道德礼义则谓之“华夏”，无道德礼义则谓之“夷狄”。是故，“夷”者，当取“大人执弓”之象，亦即是说，其人凭借其身材高大、武力强大而行事，却不知“道德礼义”。“九夷”之“夷”，当取此义。

【3】“或曰”，谓“有如此之言者”。“陋”字，盖“从阜（音富）、匸（音细）、从内”，其本义为“所处偏僻，见识短浅，却自以为是、自高自大”，亦即“僻陋”之义，由此而引申为“身居偏远荒蛮之地，政教未行于此，故而不知道德礼义”。

“陋，如之何”者，谓“其地之人，不知道德礼义，民俗鄙陋，如何能身居于此？”盖有此言者，以为“君子当身居有道德礼义之地，而不宜身居夷狄之地”，而不知“圣贤君子，怀德于身，此德不为外所左右，却能由德而行，因此而移风易俗”。

“夷狄”之地，与“乱邦”、“邦无道”不同，是故，“圣贤君子”可以“乱邦不居”，可以“邦无道则卷而怀之”，但是，“夷狄”之地，其人亦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因而非“不可教化”者。

【4】夫子答之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朱子解之曰：“君子所居则化，何陋之有？”夫子之言，盖必有此义焉。得道者为圣人，遵道者为贤人，成德者为君子，此章所言“子欲居九夷”，即“以道德而自然成教化”也。

夫子有“天下有道，丘（读其音为某）不与易也”之言，“九夷”既“无道德礼义”，而使之“有道德礼义”，正需“圣贤君子”之“教化”。既得“教化”，则可以从“陋”而至于“不陋”矣。“圣贤君子”岂能舍之弃之？岂能因其“陋”而不“居”？

“圣贤君子”，其“德”固然有所不同，然而，其“道”则无不贯通。圣人能“以道德大而化之”，可以“明明德于天下”；贤人能“援道因德以救助之”，可以“明明德于一方”；君子能“以德行而感应之”，可以“明明德于其位”。

再深而言之，“据乱世”之时，修己之德而使“中央”之政教无不正也；“升平世（小康世）”之时，政教推及于“诸夏”而使之“有道德礼义”也；“太平世（大同世）”之时，政教及于四面八方，而使“夷狄蛮戎”无不“有道德礼义”矣。

9.15子曰：“吾自卫反【同返】鲁，然后乐（音悦）正，雅颂各得其所。”

【1】夫子“自卫反鲁”，是周游列国而回到鲁国之后。夫子之周游列国，一路之上、所至之处，言行无不“遵道由德”，非求官爵功名，只是使天下由“无道”而归于“有道”。然而，天下之君，竟终无愿舍“霸道”而行“王道”者，故而返回鲁国。

夫子既返回鲁国矣，知“道”不得行于当时，且已修德而至于圣矣，但见天下之道德沦丧、礼崩乐坏，而非短期所能挽救，“太平世”更非短期所能达成，故而删订以成“六经（五经）”，传承道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由“霸道”而归于正道，始于“王道”之行，“据乱世”之道也；“王道”既行，而如夏商周“三王”，然后可以行“帝道”，“升平世”之道也；“帝道”既行，而如“尧舜而帝”，然后可以达于“大同”，“太平世”之道也。

【2】所谓“乐正”，非止纠正当时之乐歌，而是使“音乐”各归于正道也。禽兽知声而不知音，小人知音而不知乐，惟有君子可以知乐。“乐”者，天地之和也，乐（音勒）所自生也。何以言“正”而不言“作”？非“天子”则不敢“制礼作乐”也。

况且，舜之乐，《韶乐》也，“尽善尽美”矣，“帝”之乐也；周武王之乐，《武象》也，“尽美而未尽善”，“王”之乐也。既有“王”之乐，又有“帝”之乐，则夫子何必“作”？“作”者，从无到有也。“乐”之“道”，更非“作”而后有之也。

或谓“乐经”本无其书，或谓本有之而汉朝之后失去。真一道子先生曰：“孔圣所传者，皆三五，故有‘五经’，而非‘六经’；《乐经》虽初有之，而后由上天收去，而《中庸》可以明其旨。”宗来附言，《礼记·乐记》可知“乐教”，《周礼·大司乐》可知“乐制”。

【3】所谓“雅颂各得其所”，非止谓《诗经》“风雅颂”之“雅颂”，而是删订《诗经》。据宋朝陈祥道先生《论语全解》之说，当时之《诗三百》，其“风雅颂”之篇次与今之所传《诗经》不同，夫子编次而成之，此即“各得其所”之义也。

夫子之于《诗经》，既已删订、编次，而又讲解之。夫子之讲解，“鲁诗”、“齐诗”、“韩诗”之中或许有存之者，而今此“三家诗”既失，唯《毛诗》独存，盖《毛诗诂训传》以及《诗序》中必存有夫子讲解之义焉。

夫子所删订者，“六经（五经）”也，何以夫子但言“乐”与“雅颂”？“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因而，《诗经》为其初，《乐经》为其终也。《诗》《书》《礼》《乐》《易》《春秋》，盖前两者为小成，中两者为中成，后两者为大成也。

夫子删订“六经”以传道，而“为万世开太平”，能遵而行之，则“丛林之道”、“霸道”可免，“王道”可兴，“帝道”可成。可叹亚圣孟子之后两千余年，虽有略近于“王道”之时，而终究未有“帝道”之时。而今而后如何，则有待于吾侪。愿与朋友共勉。

【今晚所学，到此结束。多谢诸友。若有垂询，敬请小窗留言直说，所答仅供参考。谢绝闲聊与争辩，无礼不答。若贵群不想继续敬请告知，宗来将立即退出。若有愿转贴、转播者，悉听尊便。诸君再见！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