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群讲座稿120：《论语·先进》010（2017.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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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7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同欤】？”子曰：“过犹不及。”}

【1】师，子张之名，复姓颛（音专）孙；商，子夏之名，姓卜（音补）。子贡之问，欲知在夫子心中，子张与子夏之德能谁更胜一筹。“贤”须从“德能”而言，且有“德”而后方可论其“能”。然而，“德”难见难论，“能”则易兼易论，故使人往往重其“能”。

圣贤君子之论“贤”，必先重其“德”。譬如“贤臣”、“贤妻”，皆须有“德”。“贤臣”之“德”，在于守道义而尽忠；“贤妻”之“德”，在于“窈窕淑德”而守“妇道”。然而，世人或以多财为贤，或以多才为贤，或以多能为贤，或以顺从为贤。

真一道子先生尝言：“须辨圣贤之贤，与贤惠之贤。”盖圣贤之贤，遵道敬天以尽性者也。贤惠之贤，相夫教子而守善持性者也。明人有言：“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无才便是德。”谓无论男女，皆在其德，而不在其才，然而，世人往往恃才、炫才。

【2】夫子答以“师也过，商也不及”，谓子张与子夏皆未达“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中”，子张则“过”，子夏则“不及”。然而，以“不及”为“不及于中”尚可，不可以“过”为“过于中”；亦不可以为从“过”与“不及”之间折算出一个“中”。

子张之“过”，何谓也？其所言之志大，而其德能未足以行之也。因其志大，故以“成圣”为其志，依据“圣人”为准以行之；然而，不免因其德能未足以行之，故有私意杂乎其心。必能“尽性”而后能无“私意”；有“私意”而欲“成圣”，是其志之过也。

“志于学”，“志于仁”、“志于道”，此“志”则可，然而，必脚踏实地、循序渐进、水到渠成方可，“学”未达难以知“仁”，“仁”未成难以明“道”，“人道”未立岂能贯通“天地人之道”？立志，不宜至于成君子、成贤人、成圣人，但宜志在成其德。

子夏之“不及”何谓也？子夏之志，在于“弘扬圣人之道”，故而于西河讲经，且孔子弟子中惟子夏最重传经。己未得道，则不能传道。经虽载道，毕竟经文非道。德能未及于“圣人”，欲“弘扬圣人之道”，则难免唯恐人之不听不信，因而未免受“人欲”牵累而不及于道。

【3】子贡复问：“然则师愈与？”盖其意谓，据夫子所言，似乎子张之德能胜过子夏矣。若子贡之意如此，则所重在于“比较长短高低”，而未明“修己之德为要”。“德能”至于“圣人”，方得“圣人”之“天爵”；“修心养性”，言行方能合“道”。

学习圣贤君子之道者，往往容易陷入“比较长短高低”之中，譬如意欲探求“圣贤佛”之等级、分别，或意欲辨别“圣、贤、君子”之等级、层次。此非不可探求、辨明，然而，不宜用心、用力于此。何也？德能既及，自然可知；德能未及，必非真知。

《道德经》曰：“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顷，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一旦陷入比较之中，则亦必使自己陷入“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之一，犹如但知有“两仪”而不知有“太极”，不知“两仪”亦是“太极”之“两仪”矣。

既学圣贤君子之道而尊之、悦之者，往往容易陷入“独尊”与“弘扬”两者之中，唯恐他人不知不晓、不尊不敬、不听不信，犹如“己之所好（音浩），亦欲他人好之；己之所恶（音物），亦欲他人恶之”，从而忘记或忽视“修己之德”。

《大学》有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无非“修己之身”也。夫子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按百姓，修己以安天下。”无非“修己之心”也。又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无非“修己之德”也。

【4】“过犹不及”，何谓也？船山先生曰：“子夏只恁（音嫩）望着圣人做去，而未免为人欲所累带着，就近处落。子张亦只是恁望着圣人做去，却自揣其力之不足试于人欲之域以得天理，乃便尽着私意往外铺张，希图盖覆得十分合辙。”此谓二子之“过与不及”。

如子夏者，何以“未免为人欲所累带着，就近处落”？如子张者，何以“尽着私意往外铺张”？船山先生曰：“二子之所造不同，然其不能用力于静存动察、精义入神，则一也。故曰‘过犹不及’”此谓二子德能皆未至于“尽性”，故不能“率性”也。

若子夏者，意欲讲经、传经而“弘扬圣人之道”，若未能“尽性”，则难免尽力使人尊崇圣人、经文，尽力使人信从，不仅误以“传经”为“传道”，不仅难免“扬此”而“抑彼”，不仅难免为使众人能信从而“从俗”，而且所讲、所传、所弘扬者，未必尽合于“道”。

若子张者，未能至于“尽性”，而欲“成圣”，则言行未必皆从“性”而发，其“心”未必尽能“由性主导”，难免“私意”夹杂，而不能“毋意、毋必、毋固、无我”，或许可以“意诚”，而不能达于“至诚”，其言行亦未必尽合于“道”也。

由修身与为政而言，无不在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以“修身”，无不在于“求诸己、反求诸己”以“修心”，无不在于“受教、修道、尽性”以成“天命”。灯火、薪火亦有明，其明不及日月。德能不足，欲不求助于武力、计谋，未之有也。

{11.18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为（音位）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1】“季氏富于周公”，是季氏之财富过于周公也。既云“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则季氏之德能，远不及周公，何以其“富”过于周公？赖其“天恩祖德”也。既受天恩，则当敬天爱民，用其财富以辅国安民；既赖祖德，则当用其财富以光宗耀祖。

“德”者，得之于天，存于心性，学习、修养、修行而成者也。人在世间，修德乃是本分之事，非求富贵者也。然而，有富贵如尧舜者，亦有富如桀纣者。既得天恩祖德，是前因之果；再修己之德，以既得知富贵而积善或行恶，则是其后之因。

何以言“季氏”与“周公”之“富”，而未言其“贵”也？“富”则可以单从财富而言，泛言之，土地、人口亦为财富。“贵”者，世俗以位而言，圣贤君子但以德而言。如尧舜、文、武者，有德有位，既富且贵也；如桀纣，无德有位，虽富而不贵也。

有德者，若在贫贱之位而积善，其积善虽小，但世代积之，则上天必报之以善，即“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倘若行恶，则其恶亦不至于使受害者过多，但君子“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若在富贵之位而积善，其积善必大且速，其行恶亦必大且速。

学习圣贤君子之道者，非因求得善报而修心养性，若有求回报之心则非诚。季氏乃是周公之后裔，“季氏富于周公”，则季氏可谓已将“天恩祖德”挥霍殆尽矣，而其自身不修其德，则其富难久矣，其后之子孙难得其“祖德”所赐矣。

【2】“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直呼冉有之名，刺之也。因何而刺之？因其于“季氏富于周公”之时，仍为季氏聚敛财富乎？不尽然也。纵然“季氏”贫穷，亦不可为之聚敛财富也。既称之为“聚敛”，则属非礼非义；既非礼非义，而又为之聚敛，如为虎作伥矣。

亦是刺其“附益之”。“附”者，“依附”也。冉有既为季氏之家臣，则见其非礼非义以聚敛，则义当谏诤；三谏而不从，则可辞职而去。而今，冉有非惟不去，反而为之聚敛，则如同“依附季氏”矣，岂是君子所为哉？

所谓“益之”，是从“季氏富于周公”而言。季氏既因其“天恩祖德”而有其财富，如天赐之而人不可夺，如祖先遗之而不可无可责也。然而，季氏既已享尽其财富，而不修其德，不爱其民，反而攘夺其君、盘剥百姓，而增其财富，是逆天背祖、祸国殃民、泯心灭性矣。

冉有为季氏而聚敛，是季氏之事，何以言季氏逆天背祖、祸国殃民、泯心灭性也？冉有必是奉季氏之命而后行之。季氏如此，可以制之、惩之者，其君也；可以谏之、诤之者，其家臣也。夫子何以不责季氏，不责其君，而单责乎冉有也？

盖当时夫子已不在朝廷，不得进诤谏于君，亦不得责朝廷之大夫，此非不敢直言也，而是礼也。然则，并非因此而不言，弟子有错，夫子礼所当责也。责弟子冉有，则大夫之过错、君主之过错可知矣。且责其弟子而不责其君、其大夫，是“思不出其位”也。

【3】夫子谓冉有“非吾徒也”，朱子解为“绝之也”，此解犹如后世所谓“逐出师门”，然而，倘若确实如此，则后世不宜以冉有为夫子弟子矣，故此可谓严责之，而非“绝之”；纵然是“绝之”，亦是严辞以绝其如此之行而已。

“吾徒”者，固然是夫子之徒，然而，夫子所传授者，唯圣贤君子之道而已，非若墨子、韩非子之类“私学”、“一家之说”也。故“非吾徒也”，谓冉有既从夫子而学习圣贤君子之道矣，竟有此类不仁不义、非礼非善之事，已背离圣贤君子之道矣。

学而不行，犹如未学；明知故犯，则错上加错。自汉武帝之后两千余年间，学些圣贤君子之道而身居臣位者，不可胜数矣，其中凡如冉有、如季氏之行为者，皆非学习圣贤君子之道者；至若贪污腐败、残暴无道者，更是背道而驰者，更不待言矣。

是故，不可将孔子、孟子之后凭借学儒而得仕，而其所行违背圣贤君之道者，称为“儒生”、“君子”，纵然称之为“伪儒”、“伪君子”亦有所未妥，因其本非“圣贤君子之徒”，则与“儒”、“君子”无关。更有甚者，其败坏儒名、君子之名极大。

【4】夫子曰：“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所谓“小子”，是夫子称其弟子门人。所谓“鸣鼓而攻之”，犹如口诛笔伐，攻伐之以使之“必改而后可”。所攻所伐者固然是冉有，然而，古今未来，凡如冉有者可攻伐，凡如季氏者可攻伐，国君如此均可攻伐。

冉有之可攻伐，孔子说：“色难。”孝，是自己的事，所以，先让自己能平心静气地对待令尊，能使令尊从心里看重你、爱护你的时候，你的劝说才会起作用，否则，恐怕反而会起反作用。在此同时，多安慰、劝慰令堂。

在于虽学习圣贤君子之道，竟“心术不明”、“以仕为急”，而非有意虐民害物也。所谓“心术不明”，在于“仁心”不能守持，不知“仁政”为要，是故，不仁者，必非圣贤君子之徒；所谓“以仕为急”，在于为从仕而见不义不谏，不顾去就之道。

冉有之可攻伐，季氏之可攻伐，国君之可攻伐，非攻伐其人，乃攻伐其有逆天背祖、祸国殃民、泯心灭性之行也。夫子“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一言，可谓为天下所有如冉有者、如季氏者定罪矣，千秋万世、天下万邦无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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