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群讲座稿124：《论语·先进》014（2017.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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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 。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1】子路与冉有所问，其意皆谓：既已闻之，是否当即行之？夫子答子路曰：有父兄在，不宜闻则行之；答冉有则曰：既已闻之，则当行之。公西华不解何以所答截然相反，故而请问。夫子曰：冉有遇事退缩，故勉励之；子路有胜人之心，故使之知退。

此章之三问三答，固然可将“答公西华之言”看作夫子对“答子路与冉有之言”所作之解说；如此，则此章之主旨，在于“退者则进之，兼人者则退之”；前之二问二答，则成为“答公西华之言”之铺垫；又或由此而引申为“约之于义理之中”，或引申为“因材施教”。

然而，倘若如此，则有未妥之处。一者，《论语》所载，不止于史实、事实，而是以史实、事实言“道理”，是故，不可局限于“三问三答”之人与言，须由此而明道理。再者，若只重“答公西华之言”，则前之二问二答纵然删除，亦无不可，故不可轻前之二问二答。

是故，此章之三问三答，各有义理，又有贯通之理焉。既然各有义理，则答子路之言，类似子路者皆当知其义理；答冉有之言，类似冉有者皆当知其义理；答公西华之言，类似公西华者亦当知其义理。且须知其理而躬行践履。

全章既有贯通之理，则答子路者，谓人必先有孝悌之行而后可；答冉有者，谓人必闻义躬行而不可拖延迟缓；答公西华者，谓人必修心养性，方能免于违背义理之言行。修心养性既有次序，则修养之境界必有不同；学者须自知而修养之，为政者须知其长而避其短。

【2】夫子之答子路，谓其“有父兄在，不宜擅自行之”，何以言必先有“孝悌”之行？能“孝悌”，而后“奉行”也。然则，若“父兄不在”，即可“闻斯行诸”？必不可也。是故，“孝悌”不可仅作狭义之解。然则，“孝悌”何解？

“孝”者，事父、祖、君、天也，“孝子”之行，“终其身也，非终其父母之身也”。是故，闻义而行，皆须“敬”；“敬”者，内心不敢有丝毫苟且是也；由内心之不敢苟且，以事父祖则为“孝之始”，以事君则为“孝之中”，以事“天”则为“孝之终”。

“悌”者，事兄、长（音掌）也，“自卑而尊人”也。学者不知何以事兄事长，则难守“上下尊卑”之礼，其傲气存于心，若呈现于言行则为盛气凌人，若藏其傲气而外示谦逊则为虚伪诡诈。为政者不知“民贵君轻”，则岂能“仁民爱物”？

子路并非“不孝不悌”之人，然而，夫子何必又言“有父兄在”也？“不孝不悌”，固然不可谓之“孝悌”；虽能“孝悌”，亦不敢自以为“尽孝尽悌”。由“心”行“孝悌”，则在意于行迹；由“性”行“孝悌”，则不在意于行迹。

子路固然“闻义勇为”而非“自专之人”，然而，倘若不能修心养性而至于由“性”行“孝悌”，然后确实能做到“闻义勇为而无过”。类似子路者，知乎此则可纠其偏；凡是天下之人，知乎此则知修心养性以期免于“过”与“不及”也。

【3】夫子之答“冉有”，谓“必闻义躬行而不可拖延迟缓”，必在“孝悌”之行而后可。既有“孝悌”之行矣，又必躬践笃行，不可优柔寡断，不可迟疑拖延，更不可畏首畏尾而不行。若闻义而不行，不必赘言；若不“孝悌”，则所行非诚。

“闻斯”者，“闻此”也。“诸”者，“之乎”合音也。然而，“斯”与“此”毕竟有所不同。“斯”必合义，而“此”则可兼指“义”与“不义”。“闻斯行诸”，乃是对人而言，是故，人之须于此时此位而行其之所当行，此即“人之义”。

“四书五经”所传之道，无“不义”也。小人往往以“利害好恶”论定“义”或“不义”；君子则须以“礼”论定“义”或“不义”，礼谓此时此位所之所宜也；贤人则须以仁论定“义”或“不义”；圣人则必以“道”论定“义”或“不义”。

何为“义”或“不义”？有以心性而判定者，有据文本而判定者。若不修心养性，则良知、本性易泯，或难以判定，或妄加判定；若心性修养未至于“心无不正”、“性无不善”，则其判定者，或似是而非，或偏颇错误。如子路死于孔悝、冉有为季氏赋敛，皆属后者。

据文本而判定者，如手持规矩以测方圆，如手持尺度以量长短，固然胜于无规矩、无尺度，然而，若心未正、性非善，纵然所据者为经典，亦难免误解、曲解经典，难免随意取舍、随时抑扬，犹如虽有规矩尺度而不得要领，或如随时随意改规矩尺度而用之。

若子张、子夏者，可谓能据经典矣，但因其心性修养未至于圣境，是以终究未能“入室”。至若据荀子、墨子、杨朱、韩非之类文本者，纵然烂熟于心、运用自如，亦如误用已有偏差之规矩尺度，所判定者安能合“义”哉？且若正心善性泯灭，则为害难免。

小人能遵纪守法，是据世俗一时一地之文本而加判定，身为庶民固然可矣，然而，不修心养性，则可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黾勉而无耻”。是故，学习圣贤君子者，贵在修心养性而自得之，非因畏惧于外、畏惧生死得失而行也。

【3】公西华者，复姓公西，名赤，字子华。公西华侧闻夫子之答子路、冉有之言，但闻所问相同而所答截然相反，未明所以然，故请问于夫子。盖世人如公西华者，多矣；然而不知而不学不问、未明而不知请教者，亦不在少数。

《中庸》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所谓“博学之”，是指所学宜正，横向则以心性通天下人之心性，纵向则“下学而上达”以“究天人之际”，是圣贤君子之学；驳杂、异端之说，可以“旁通”而不可“学习”也。

所谓“审问之”，是指于其所学，须“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避免望文生义、浅薄臆见；“审问”须在“博学”之后，亦须在“自审自问”之后；“自审自问”而有“愤悱”，然后请教于人；有疑而不明，轻易发问，终难自得。

所谓“慎思之”，是指诚敬其心，使所学入于己心，以养其性，以成其真；如谷种既播于田，以水肥滋养之，以耜除其草。所学入耳不入脑，则如耳旁吹过之风，风过则忘；所学入脑不入心，则如路边所积之雨水，不久即涸。

所谓“明辨之”，是指既有“博学、审问、慎思”之功，则可以明晓“礼义”、“仁义”，又须以此而辨明己心之“人欲”而摒弃之，辨明“习性之不善者”、“秉性之不纯者”而至于“纯粹精一”，犹如《大学》所谓“虑而后能得”。

所谓“笃行之”，是指既能“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则能明晓“义”与“不义”；明于“义”，则当自我鞭策而与时偕行。倘若知“义”而不行，此即“不义”；不能自我鞭策，则难免懈怠停滞；不能与时偕行，则难免春行夏令、揠苗助长。

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公西华比夫子年少四十二岁。盖公西华当时从学于夫子未久，能从事于“博学”，或尚未能“审问”，故而有所未明则请教。夫子答之，亦如曾子闻“吾道一以贯之”而答门人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也。

【4】夫子谓“求也退，故进之”，是指冉有往往犹豫不决而不够果断、谨慎有余而瞻前顾后，此可谓似谦而非谦、遇事常退却，是故夫子勉之，使其自知闻义当果断、果决。然而，并非使之遇事果断果决，而是闻义须果断果决，坚守而笃行之。

譬如，冉有“为季氏赋敛而增益之”，闻“季氏之欲侵占颛臾（音专于）”，盖非不知此为“不义”，只是未能坚守于义，是故夫子闻其“为季氏赋敛而增益之”而有“非吾徒也”之言，闻“季氏之欲侵占颛臾”而责其不加谏诤，皆是使之守义而笃行。

为学而不能“闻义即行”，却犹豫不决、瞻前顾后，则己虽知“义之所在”而不能坚守，见人有“不义”而不能及时阻止。为政而不能“问义即行”，却犹豫不决、瞻前顾后，则虽闻“王道仁政”而不能笃信、笃行，难免屈从于霸道、世俗。

夫子谓“由也兼人，故退之”，何谓“兼人”？《说文解字》曰：“兼，并也。从又持秝（音立）。兼持二禾，秉持一禾。”是故，“兼”字之象，是一手握持二禾；“秉”之象，是一手已握持一禾矣，却欲再握持一禾。“兼人”则犹如“人能一之，我则倍之”也。

然则邢昺先生何以解为“子路务在胜尚人”也？“务”者，“专心而求”也；子路“闻义”则“独断专行”，虽有父兄、君师，亦无所顾忌，是以己之心“兼并”他人之心，而非“兼顾”他人，是自以为胜过他人、在他人之上。

譬如，子路“一言断狱”，是闻人之言则果敢而决断之，不容受审者狡辩，不与人商议，不顾其上级；“无宿诺”，是其一旦承诺，则急急以行，不计艰难，不达目的不罢休；闻夫子“正名”而谓之“迂（音淤）”，被杀于“正冠”，是自以为“义”而非“义”也。

夫子“退之”，非欲“退其勇”、“退其果决”，而是“退其独断、急躁、胜人之心”也。为学、为政者，独断则不能“毋意”，有“意”则难免自以为“义”而未必“义”，自以为“是”而未必“是”；急躁则不能“毋固”，既“固”则难免如“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之“小人”；胜人则不能“毋必、毋我”，有“必”有“我”则难免不顾他人、时势。

【5】夫子但答公西华之问，而言及冉有、子路，却未言及公西华，然而，编订《论语》之先儒，既载公西华与夫子之问答，必有其义焉。公西华既闻夫子所答不同，是“知其然”也；问而知其何以不同，是“知其所以然”也。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谓能使庶民“知其然”，而难以使之“知其所以然”；学习圣贤君子之道者，不仅须“知其然”，而且须“知其所以然”。惟有能“知其所以然”，然后能如有本之木、有源之水，然后能“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也。

夫子答公西华之言，是从冉有、子路之“心”而言及其行事。冉有之所以“谦退”，子路之所以“兼人”，是因其能知“正心”而未至于“心正”也。其之所以未至于“心正”，因其“心”或出于“本性”，或出于“秉性”，或出于“习性”者，或被外事万物所左右。

若公西华者，既学圣贤君子之道矣，必先学习“君子之道”；学习“君子之道”，则须先使己心不被外事外物所左右，然后其身之所行方能不违于“本性”，却难免有“意必固我”，难免有所知未真、所见未真之时。能致力于“正心”，则是在奉行“君子之道”。

若进而至于“圣贤之道”，则须“养性”而使“本性”臻于完善，亦即“尽性”，惟有如此，方能纠正其“秉性”之偏，方能去除其“习性”之误，方能谓之“自得”而可以“率性”。由此再进之，而学习“天地之道”，则须能“尽人之性”而且“尽物之性”以“格天”。

是故，为学、为政如公西华者，须“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是“审问之”，以期“明辨之”、“笃行之”也；为学、为政如冉有、子路者，固然须务于纠正其“谦退”或“兼人”之偏，然而，纠偏之要在于“正心”，“正心”之要在于“养性”。循序渐进，莫自封自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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