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群讲座稿132：《论语·先进》022（2017.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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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总述：
【1】《论语》前十篇重在“为学修身”，由此而后之十篇则重在“为政出仕”。“为学”者，学习圣贤君子之道，而“究天人之际”也。“天人之际”者，由人道而通天道、法天道而修人道也。康节先生曰：“学不至于天人之际，不可谓之学。”
“修身”者，必“心正”而后能“身修”，故须“先正其心”；日月谓之光明，天地谓之正大，故心如天地，方可谓正大。“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若私心私情混杂，或心受外事外物左右，则其意必不能诚。“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故诚意在于己。
“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学》之教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者，皆“为政出仕”之事。意诚心正，施之于身则为修身，施之于家则为齐家，施之于国则为治国，施之于天下则为平天下。
是故，“为政”者必须“身修”，“身修”亦即“自正”；至于“为政”，则由“自正”而兼及“正人”矣。“出仕”者必先“自事”；“事”者，遵道、秉中而作用于物之谓也；自身能遵道秉中，谓之“自事”，至于“出仕”，则兼及“事人、事鬼神、事天”矣。
【2】“野人”虽野，毕竟是“人”，其于“礼乐”，未至于“文质彬彬”，但其“质”则淳朴无伪。“君子”者，须“文质彬彬”，然而，若有其“文”而少其“质”，则貌似君子而已。是故，与其有“文”无“质”，不若有“质”而无“文”。
“为政出仕”者，或先有其礼乐之教化，或既仕而后学习礼乐，惟前者可免于使自身、庶民、邦国成为试验品，是故，欲使人“为政出仕”，须先有礼乐教化之成。所谓礼乐教化之成，非惟言辞、知识，而必经历练，方可验其是否可以“固穷”而不至于“滥”。
既成“礼乐教化”矣，亦必有各自之所擅长。或擅于德行，或擅于言语，或擅于政事，或擅于文学，皆可以“为政出仕”矣；然必以“德行”为先者，“德行”有亏，则“言语、政事、文学”难免有所偏失。孟子曰：“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
【3】“人君”者，“天”之“臣”；“朝臣”者，“人君”之“臣”。“天之臣”须遵天道，然后可谓“天之孝子”；“朝臣”须遵道义，然后可谓“忠臣”。“天之孝子”，不敢议“天”；“忠臣”之“忠”，惟遵道执中而以道事君。
“孝子”之“孝”，源于天性，非因他人之褒贬。以此事父母，则为父母之孝子；以此事君，则为朝廷之忠臣；以此事天，则为天之孝子。“孝”必能“敬”方可，一旦有所苟且，则追悔莫及；惟有能“敬”，然后能可靠、可信而可托付其任。
“为政出仕”须遵道，然而“人不学，不知道”，故必“好学”方可。然而，世间之自以为“学”者多矣，不“学”而自以为是者多矣。自以为“学”者，其所谓“学”，只是驳杂之知而已，入于异端而不自知；自以为是者，是“思而不学则殆”，不待言矣。
人或有能学习圣贤君子之道者，事不关己之时或能言之凿凿，一旦事关于己，则私情用事而或至于非礼背道，如此则其意不诚而心不正矣，亦即不可谓之“身修”。不能“身修”，则“齐家、治国、平天下”必有偏失而不正矣。
【4】人在世间，死生有命，成德者必不死于非命，却不能延年益寿。然而，修德在己，成事在天。修德而得道，天不弃之，而世间未必用之。何也？如颜子“复圣”之“天爵”，得之于天；世间人心未正，天亦不能代人类而治之。然而，可叹者，人类也。
天有好生之德，世间之治乱皆由人自取，虽人类多灾多难，天不为人类而忧。圣人虽德配天地，然而，圣人必以天下为己任，天下无道则苍生苦难连绵，圣人因此悲恸而深忧之。圣人之道能救人类，而人类惟有自救方能得救。圣人于自暴自弃者能奈何？
天下之君不能遵道任贤者有之，其君能遵道任贤，亦有任情而废礼者。如圣人欲以礼而葬颜子，奈何颜子之父及其门人任情废礼而厚葬之。圣人所制之礼，既已合天理与人情而贯通之矣，于此而外再加“人情”，则其“人情”乃是“私情”，礼亦因此而废矣。
“慎终追远”，固然是“为政出仕”之大事，然而，终究应当“敬鬼神而远之”。置天地鬼神于敬天保民之上，乃至自身但求长生成仙而弃家国天下于不顾，则远近颠倒；不求此生当如何修心养性达天命，而欲求如何了结此生，以及死后之事，则本末倒置矣。
【5】既学习圣贤君子之道而有成矣，亦有性情之不同。人人之性，本自相近，或稍有差别，则在于秉性之不同；其后之所习，若是圣贤君子之道，则可以使之日趋于同，否则，或至于日益相远。因其性本相近，故能各有作为；有秉性之不善而不修，则必有偏危。
“为政出仕”者，既修养而有德，固可有所作为，然而，若固步自封、沾沾自喜，则虽有可称可赞之处，而亦或如蚁穴毁堤、一谬千里之险，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也。可修可改而不修改，不可；不可修改而修改之，亦不可。有意而为，力求破旧立新，难免于妄行。
学者，有入门者，有升堂者，有入室者。由“为政出仕”而言，入门者可以为士，升堂者可以为大夫，入室者可以为君相。士担大夫之任，大夫担君相之任，则难免自误误人、误国误民。未能入室，则有所未见未知，若以此而定大政方针，难免贻误于国计民生。
无本而大言，时未至而为之，谓之过；有本而不进，时已至而不为，谓之不及。“为政出仕”，既不可过，亦不可不及，“过犹不及也”。德能未及而强为，亦可谓过；德能可及而不敢为，亦可谓之不及。《易》曰：“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6】赋税者，取之于民，而用之于国，终究是为安民。倘若是为富其国，或谓富其君，则谓之“聚敛”，而不可谓之“赋税”。为国为君而赋敛者，若已知而为则可谓祸国殃民，若未知而为则可谓误国误民，不可使之立于朝廷也。
“为政出仕”者，或有不用心计而忠厚者，或有言辞迟钝者，虽有不足而不至于沦为邪恶；有言大而失实者，有勇言而粗俗者，虽不无可取之处，却有偏失之患。惟尽性而虚中者，能近于道；其次，则遵道而不敢妄行，亦可免于背道而驰。
或有不学不养，而能保有其生来之善性者，则可谓之善人。其人不遵循圣贤君子、先王先贤之行迹，亦不受时人之左右而随波逐流，虽能有所功绩成就，然而，因其不学不修，终究不能入圣人之室，终究不能国泰民安、天下太平。
或有夸夸其谈而议论可赞者，然而，无君子之德行，而其言似君子，只是貌似，不可不辨也。或有“闻道即行”者，不可不询之于父兄、朝臣；或有“闻道不行”者，不可不勉之而即行。应当询问而不询问，则可谓傲躁；明知当行而不行，则可谓退缩。
【7】有危难，必有生死。义之所在，生死置之度外。为臣则但行其义，虽将生死置之度外而绝不送死；为君则但依于仁，纵然有泌死之事，亦绝不存有“丢卒保车”、“丢车保帅”之意。死生事大，人命关天；义所当为，责无旁贷。
君为臣纲。君有君德，则为政譬如北辰，不求臣民之从而臣民自从，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也。身居君之位，而无君之德，若欲臣民从之，则必用诱惑、欺诈、胁迫之法，岂能为臣之纲？此所谓“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
为臣者，位虽卑于其君，但大臣则始终坚守道义，绝不苟且顺从；纵非大臣，只是身居臣之位者，亦必坚守道义之底限，可谏则谏，若三谏而不从，或不可谏，则可以辞官而去；若不须辞官，而又强另顺从，则虽死而不从其“弑父弑君”之事。
童子未可使之担当成人之任，学习未成，修养未达，岂可担当“为政出仕”之任哉？若于治民、治人之时学习，则可谓以民人为其试验用品；若于祭祀社稷神之时学习，则可谓亵渎神灵。以民人为试验品、亵渎神灵者，其自身亦已受害矣。
若孟子所言揠苗助长之宋人，出于好意而不知其害，可谓愚也；若明知其害，而故意如此，则可谓奸矣；若出于好意而本不知其害，既已闻知其害，却巧言以辩，视若罔闻，一意孤行，则可谓佞矣。愚者可叹，奸者可恨，佞者可恶。
【8】“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感叹怀才不遇者，修养尚未至于君子之德者也。虽有德能，而有意待人用之，是可谓成器，而未足以成德者也。君子不以器自居，圣贤“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然后能“不怨天，不尤人”也。
“为政出仕”者，以其德而用其能于义，则可矣。能于治兵者，合乎义则能保家卫国而安民；能于理财者，合乎义则能经邦济世而富其民；能于礼乐者，合乎义则能事鬼神、相诸侯、待宾客。此皆治国所不可或缺者，其所言虽有先后，而其用不可分先后也。
民危而能救之，民贫而能富之，必有礼而后可谓“据乱世”之事；有邦国而能使之有礼仪，必有德而后可谓“升平世”之事；政通人和，庶民安乐，风调雨顺，必有道而后可谓“太平世”之事。然而，眼见天下无道，圣人岂能不喟然而叹哉？
或志在救民，或志在富民，或志在礼仪，或志在和乐，虽有不同，而无非“仁义”。民危则救之，民贫则富之，岂非仁义？邦国有礼，民人和乐，岂非仁义？是故，此皆君子之志也。然而，圣人之志，则是老安友信少怀、天下大同、天下太平，奈何“畏圣人之言”者罕。
国无论大小，事无论兵农礼乐，必“为国以礼”方可。“为政出仕”者，若不知礼则难以“为国”，虽“国富兵强”亦未必可以称之为“国”；若虽知礼，而失其“辞让之心”，则“质”既残缺，岂能“文质彬彬”？虽欲臻于“升平世”亦所不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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