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群讲座稿150：《论语·颜渊》020（2018.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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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音扶）达也者，质直而好（音浩）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音扶）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1】此所谓“士”，非世俗之所谓“士”，亦非史书、诸子之所谓“士”，而是学习圣贤君子之书、志在行仁义之道者，如曾子所言：“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此方是经典所言之“士”。

然而，子张当时，其知见或尚未明乎此义，故而其所问所答，皆有所未“达”。子张当时未明乎此义，不可以为其终究未明，否则，岂能名列于“七十二贤”之中？再者，子张又未能名列于“十哲”、“四圣”之中，则可谓终究未能“达”。

子张终究未能“达”，盖因其言或不违于仁义，其行有所不足；亦或许如孟子所言，贤人君子在于“以仁义行，而非行仁义”。其所以如此者，或其心非不正，而未能见性耶？既闻夫子之教，惟有务于修心养性且躬行，然后方可“达”。

子张问曰：“士，至于何等状况方可谓之达？”夫子未即刻答复，盖欲知子张当时所知所见也，故反问之曰：“尔以为如何可以谓之达？”子张恭敬而答曰：“其在邦国则必名誉传闻于邦国，其在大夫之家亦必名誉传闻于大夫之家。”

子张此言，意谓“士”之言行，必广为人知，受人称道，然后方可谓之“达”。是故，夫子曰：“尔所言之达，只是名誉之广传，不可谓之达。”倘若“士”之学行重在名誉，则所重在于外，而不在于自身心性之修养；倘若欲求名誉之广传，则心性容易为名誉而移矣。

【2】然则，如何可以谓之“达”？夫子曰：“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所谓“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乃是如何可以“达”；所谓“在邦必达，在家必达”，是其成效。且夫子所言，乃是“士之达”。

“达”，首在于“质直而好义”。“质直”者，心必质朴而无杂染，意必真诚而无曲枉。倘若用心与名声、称誉，则心不能质朴，反而有杂染矣；倘若为广传名声，为众口称誉，则往往难免用“权术”、“计谋”，乃至“巧言令色”矣。

所谓“好义”，则惟求“义之所在”，而不在于名声、称誉。“好”者，人之所喜所爱，我喜之爱之；人之所不喜不爱，我亦喜之爱之，不因他人、外事外物而更改；所喜所爱，非出于外在之诱惑、诈骗、胁迫，而出于我之本心、本性、本能。

“义”者，人之所宜也。生而为人，宜乎正我之心而至于仁，宜乎养我之性而至于至善，宜乎以我之身心而遵人道以行事。故孟子曰：“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惟能“好义”，然后能不计名利，不计得失，不计成败，不计毁誉，乃至不计死生。

【3】能“质直而好义”，然后可以“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察言”者，兼顾“察己之言”与“察人之言”。己能“质直”，然后能察明己言人言是否善正，是实是伪，是否言过其实。不善不正不实之言，必不出于己之口，必不入于己之心。

“观色”者，虽不能观己之色，却必不可使己有“令色”。“令色”者，欲取悦于人，或唯恐人之不悦，故于仪容、情态而矫揉造作也。为学、为政，皆是为人；一旦有取悦于人、唯恐人之不悦之意，则难免有“令色”，有所不同者，惟自觉与不自觉而已。

“观色”，侧重于观人之色。为何须观人之色？“士君子”之于人也，虽言必诚而不必人之信，行必正而不必成其果，然而，亦必谨言慎行；可言而当言则必言，但有不可言者，自暴之人不可与言也；可行而当行则必行，但有不可与行者，自弃之人不可与行也。

“士君子”之“察言观色”，一者，非欲责备、怨尤他人，而欲“不失言”、“不妄行”，但以“谨言慎行”也。再者，察人之言，观人之色，以察其言行之诚伪，而免于误听误信也。“君子不以言取人”，言伪则不可取也；“不以人废言”，善言善行皆可取也。

“士君子”之“虑以下人”者，所思所虑，皆不可盛气凌人、自以为是，而须谦逊虚心也。盛气凌人则傲慢，自以为是则骄矜。谦逊而不傲慢，端庄也；虚心而不骄矜，善学也。能端庄而善学，则“有德之士”可以升为“成德之君子”。

【4】“在邦必达，在家必达”者，谓“士”之在邦国为臣、在大夫之家为家臣，皆“为政”者也。然而，“为政”必基于“为学”，“为学”必务于“正心”。司马君实有言曰：“学者，所以求治心也。学虽多而心不治，何以学为？”

“达”与“達”，在规范汉字（正体字）之中，本是两字；前者读音为“替”，后者读音为“答”；今之所谓“简化字”，废“達”而将其义并入“达”字之中；《论语》此章所用者，是后者，是“通达”之义。然则何以谓之“必达”也？

“达”者，可通而至，但非必至。能“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者，必能“可通而至”，至于是否“必正”，则“听天命”。若求“必至”，则其心在于名誉；心在于名誉者，必有功利之心；有功利之心，则难以“质直而好义”。

进而言之，“达”者，“德行”之“达”也，非“名誉”之“达”。“德行”之“达”者，在于心性无不通达，横向则通达于天下人人之本心本性，纵向则通达于天地之心。一旦意欲“名誉”之“达”，则只是求“言行功利为人所知所见、所称所赞”，即非“达”。

【5】继而，夫子又告之以不可用心于“闻”之义，曰：“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此所谓“闻”，是“用心于求人闻知”之义。有“德行”、“功利”而他人“闻知”，并非过错；“用心于求人闻知”，则非“士君子”之道。

“用心于求人闻知”者，难免于“行仁义”，而非“由仁义行”，其所言则仁义，但因无修心养性之功，故其所言之仁义，是无本之仁义，此即“色取仁”。“色取仁”者，其口之言，其身之行，依照圣贤君子之言而徒事模拟，而未“自得之”也。

何以谓之“行违”？其所言所行，违己之心也。以“仁义”而求“闻名获誉”，是以“仁义”为工具，而非发于其本心本性也。其心之所欲，在于“闻名获誉”，则未知“仁，人之安宅；义，人之正路”，故其心与其行相违而不一也。

“居之不疑”者，自以为所言所行是圣贤君子之道，而不知圣贤君子之道必“诚于中而形于外”；以为能得人之广传而众誉，便不违圣贤君子之道，入于“乡愿”、“虚伪”而不自知也。学习经典者，讲解经典者，须知乎此，方能免于“求闻而不达”。

此所谓“在邦必闻，在家必闻”，是自欺欺人、自误误人者也。意欲“闻名”，则难免于“佞”而用“权术”、“计谋”；意欲“获誉”，则难免与取悦于人，乃至“谄媚上下”。如此，则可谓“沽名钓誉”之徒矣，岂是“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之“士”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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