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群讲座稿152：《论语·颜渊》022（2018.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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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同智】，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同措】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通向】也，吾见於夫子而问知【通智】，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於众，举皋陶（音高摇），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於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1】上一章，樊迟问“崇德、修慝、辨惑”，夫子告之曰：“先事后得，非崇德与【同欤】？攻其恶（音饿），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音招）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涉及“恻隐之心”与“是非之心”，亦即“仁之端”与“智之端”。

君子修养，不止于“仁之端”、“智之端”，而须“达于仁智”，故此章则记“问仁问智”之事。君子固然“不失其端”，但仅仅“不失其端”，不足以谓之“君子”；须“达其成”方谓之“成德君子”、“知道之贤”。

是故，“樊迟问仁”，是既知“仁智之端”，又欲知“仁智”之义也。所谓“仁智之义”，是“仁智”如何践行。或问：“何谓仁？何谓智？”是问“仁智之体”也。“仁智之体”，无法言说也。何也？所谓“体”，必自知自见，然后能喻。自知自见者，自身体会也。

船山先生曰：“仁之为仁，知之为知，其为体也，惟有者能见之，见者能喻之。苟非所有，则非所见；非所见，则非所喻；非所喻，则虽引譬博说，而祗（只）益其昏暮。倘漫然未识而问焉，不答可也。”若问何谓“仁智”，犹问何谓“痛痒”，惟有自知自觉。

【2】问仁而夫子告之以“爱人”，问智而夫子告之以“知人”，是言“仁智之义”，亦即“仁智之用”也。“仁者爱人”，谓凡于人，无不爱也。然则，邪恶之徒亦爱之耶？本无不爱，只是不背于义，背于义则非智也。是故，“唯仁者能爱人，能恶（音物）人”。

“仁者爱人”之“爱”，非“私爱”，而是“仁爱”。“私爱”者，爱此而不爱彼，爱彼而不爱此；此时爱之，彼时不爱，如“一朝之忿，至于忘身，以及其亲”，如“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或因私意而爱之，或因私欲而爱之，或因私利而爱之。

“仁爱”之“爱”，凡于人，无所不爱；于邪恶之人，本非不爱，惟恶（音物）其损人、伤人、害人，而非恶其人也；“爱人”者，不忍见任何人受损、受伤、受害，更不忍损伤危害任何人；于邪恶之人，必恶（音物）其邪恶，但悲悯其人之自损、自伤、自害也。

孟子曰：“仁民爱物”，“仁者爱人”，何以不言“爱物”？于人能“仁爱”者，于物必能“爱惜”，而“爱物”者未必能“爱人”。害物，而自以为利人，似乎可谓“爱人”，实则是“伤人”、“害人”。何也？如损害衣服，缩短禽兽生长之期，岂能无害于人？

【3】“智者知人”之“知”，是知“人之所以为人”，知“人之直与枉”，知“人之如何爱人”。能知“人之所以为人”，方能遵人道、尽人事、知天命，而免于混同禽兽，免于舍弃人事而务求生前死后之事，免于不顾人之本分（音奋）而谋求于鬼神。

能知“人之直与枉”，方能知人善任。“直”者，发乎诚心，呈于言行，始终无所曲折，无所蒙蔽，无所掺杂，无所伪饰。其心所想，则直率而呈于言行；其言其行，便是其心之所想。“枉”者，则心口不一，言行不一；心藏私欲而言仁义，口宣仁义而谋求私欲。

能知“如何爱人”，方能“举直错诸枉”。直与枉难辨，枉者往往以直自饰，邪恶者往往以正善伪装，是故，大奸大恶如王莽、秦桧、严嵩、魏忠贤、和珅者，竟能长久身居高位。既能辨明直与枉，“举直”亦难，直言直行难以取悦人，枉言枉行却易于魅惑人。

直者未必贤，贤者却必直；枉者必不肖，不肖者却未必皆枉。是故，“举直”不等于“举贤”，然而，“举直”包括“举贤”。“知人”固须“察言观色”、“听其言而观其行”，然而，必能“知己”，方能“知人”。己心正，己性善，方能辨正邪、善恶。

【4】樊迟先“问仁”，则夫子告之以“爱人”；樊迟再“问知”，则夫子告之以“知人”。夫子亦有“仁者乐山，知者乐水；仁者静，知者动；仁者寿，知者乐”之言，皆“仁”与“智”分言。然则“仁”与“智”是一也二也？一而二、二而一也。

所谓“一而二”者，仁从“人心”而言，智从“人性”而言；人之初生也，心与性未尝有分别，其心为纯真之心，其性为本善之性，是天人未分之时。是故，从“先天”而言，无所谓“心性之别”，只是“浑然之一”，亦无所谓“仁智之分”也。

所谓“二而一”者，人既生矣，眼耳鼻舌身意常动其心，此心一动则与性有别，心与性由此而分为二；然而，修心养性以至于“性主其心，心主其身”，则可谓“心性一致”、“仁智一体”矣。是故，“修心”亦是“养性”，“养性”亦在“修心”。

单言“仁智”，如“太极”中之“阴阳”；若言“仁义礼智信”，则如“太极”中之“四象”。“阴阳”有“一”贯通而成“三”，“四象”有“一”贯通而成“五”。《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心至于至善，性至于至诚，仁智合一矣。

【5】“樊迟未达”，何谓也？其心尚有所未通达者也。有何未通达之处？如船山先生所言：“子曰‘爱人’、曰‘知人’二语，极大极简。大则疑浅，简则疑疏。太易理会，则太难证入。故曰有其说而未有其方也。”谓樊迟不知如何践行“爱人”、“知人”也。

能知“仁者爱人”、“知者知人”二语之义，非难事也，然而，知其义而不知如何践行，只是所谓“知识”而已；不知如何践行，则终究不能成就“道德”。樊迟“未达”，是欲“求达”；学习圣贤君子之道，不可不“求达”，否则，只是“学者”，而非“行者”。

人有一秤在手，若不识“定盘星”，则不能称量物之轻重；只知“定盘星”，而不知如何移动“秤锤”，亦不能称量物之轻重。知“爱人”、“知人”之义，如识得“定盘星”；知如何“爱人”、“知人”，如知如何移动“秤锤”。

“仁者爱人”，无预先之“择”，是无所不爱也；“知者知人”，人有远近亲疏，有直枉善恶，“智者”能知如何“爱之”；因人之不同，而“爱之”有所不同，是“以仁应人”，而非“变以待人”。“仁者”之“爱人、恶（音物）人”，皆由其“仁”。

再者，人往往以为“智”在于“知事、知物”，而轻于“知人”；或知“知人”，却又但务“察言观色”而轻于“知己”，乃不知因此而千方百计以求其“术”。不能“知人”，则不足以“知事、知物”；不能“知己”，则不能“知人”；以“术”“知人”，非君子之道。

【6】夫子见“樊迟未达”，乃告之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夫子此言，“爱人”与“知人”之如何践行，皆在其中矣。能辨明“直”与“枉”，是“知人”也；“举直错诸枉”，是“爱人”也；“能使枉者直”，是“爱人”、“知人”之效用。

何以不言“举贤错诸不肖”，而言“举直错诸枉”？船山先生曰：“盖人之难知，不在于贤不肖，而在于枉直。”物之枉直在其形体，人能见则能知；人之枉直在于其心与言行，其心虽枉，而并非不知善恶是非，故其言行或故作“直”，是以“直”而售其“枉”。

若不能辨明“枉直”，是不能“知人”，则虽有“仁心”而终不能成“仁义”之实；若能辨明“枉直”，却不能“举直错诸枉”，则可谓既不仁亦不智。“能使枉者直”，犹如“草上之风，必偃”，亦如“我欲仁，斯仁至矣”。

“错诸枉”，何谓也？《论语注疏》解“错”为“废置”，虽非不可，但有所未妥。若只是从身居君臣之位者而言，举用“直者”而废置“枉者”，固无不可，然而，“枉者”虽被废置而未必能变而成为“直者”，与“能使枉者直”之义不合。

若解为“废置”，则“诸枉”则当解为“诸位枉者”。从“能使枉者直”而解之，则“举直错诸枉”，当解为“举荐直者，而置之于枉者之上，使之发挥其作用”，从而“能使枉者直”。是解“错”为“措”，即“安置而使之发挥作用”之义；“诸”为“之于”合音。

【7】“直者”未必是“贤者”，而“贤者”必是“直者”，是故，“举直”兼括“举贤”，而“举贤”不能兼括“举直”。“举直错诸枉”之“举”，是尚之也，是尊之也，是故，可以是举荐而使之得居于臣位，但不必非臣位不可，使之在人心中居于上位即可。

君臣能“直”而不“枉”，则庶民尚“直”而恶（音物）“枉”；尚“直”而成为风气，则使庶民能如“近朱者赤”，虽有“枉者”，亦或知耻而能改。君子守道义而顺应风气，小人求利乐而随从风气；尚“直”之风气，有赖于君子以兴之。

船山先生曰：“有枉者起焉，饰恶为善，矫非为是，于是乎欲与辨之而愈为所惑。今且不问其善恶是非之迹，而一以枉直为之断。其直也，非，可正之以是也；陷于恶，可使向于善也，则举之也。其枉也，则虽若是焉、若善焉，而错之必也。”

又曰：“如此，而人不相饰以善，不相争于是，不相掩于恶，不相匿于非，而但相戒以枉。枉者直，则善者著其善，不善者服其不善，是者显其是，非者不护其非，于以分别善恶是非而不忒（音特），又何难哉！此所谓知人之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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