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群讲座稿153:《论语·颜渊》023(2018.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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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2樊迟退,见子夏曰:“乡【通向】也,吾见(音现)於夫子而问知【通智】,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於众,举皋陶(音高摇),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於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8】樊迟问仁,夫子告之以“爱人”;樊迟问知,夫子告之以“知人”。然而,樊迟未明践行仁智之方,是故,夫子又告之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未再问而告退,然而,仍旧有所未达,故见子夏而请教“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之义。
“樊迟未达”,是未达“仁智之方”;“樊迟退”而未达者,何也?由其所述之言可知,一者,以为夫子单就“知人”而言,而非兼言“仁智”;再者,以为夫子单言“知人”而不言“知物”,有所不备;三者,以为“举直”不如“举贤”。
若未能“见性”,则难免分“仁智”为二,犹如只见“阴阳”而不见“太极”,须知“太极”中之“阴阳”方是“阴阳之正者”,且“阴阳”就在“太极”之中,“阴阳”亦不过是“一气之转”。未能“见性”,不是过错;但须“崇德,修慝,辨惑”以“修心养性”。
在“知人”与“知物”之中,能“知人”方能“知物”,纵然能遍知天下万物,若不知“人之所以为人”,不知“人人有所不同”,不知“人人之所以不同”,不知“如何待人”,岂能谓之“智”?惟有尽己之性,然后能知人之性;能知人之性,然后能知万物之性。
若不能辨别“直枉”而“举直”,则其所谓“贤者”未必是“贤者”,如何能“举贤”?“举直”之“极致”则是“举贤”,且可以尽可能避免所举之“贤者”非“伪贤”。何也?“直者”未必是“贤者”,“贤者”必是“直者”;“枉者”未必“不肖”,却必“不贤”。
【9】樊迟既言“乡也”,则可谓“樊迟退”之后,尝思之以求其解,却未能得其解,故而见子夏而请教。“乡”者,“向”也;“向”者,“此前、以往”也。“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者”,学者能思而自求其解,不得其解而后能问,是学者之所宜也。
子夏所闻于樊迟者,惟“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之言,然而,所答者未局限于“智”,亦未局限于“举直”。子夏所言“富哉言乎”,可谓既能从中见其仁,亦能从中见其智也。见仁见智,非止于口言文字,必会于心而呈现于言行,即“真知必真行,真行必真知”。
夫子弟子之中,惟子夏有经典文本而近乎全,且尝于西河讲经;汉朝之为经典作注解者,几乎无不可溯源至子夏。是故,子夏之于经典之传、经典之解,可谓其功伟矣。然则,何以子夏终止于“七十贤”而未进于“圣”?能“传经”而未足以“传道”也。
“经”固然可以“载道、传道”,但“经”终究非“道”。“道”必“自得之”而后可以“传”,是故,能“知道”而未能“得道”,或能“传经”而不能“传道”;倘若未能“见性”,则虽“传经”亦难免于误解、曲解、不解。是故,夫子之后,惟颜曾思孟四圣能“传道”。
自颜曾思孟四圣之后,注解经典者不计其数矣,至今之世,从事于此者尤其众多,宗来如今亦厕身于其中。倘若只是以己之意想而解经典,则其所谓“传经”亦成“传我”;倘若只是解得经典文字之义,而不能“修心养性”以至于“得心应手”,终究不能“自得之”。
【10】“舜有天下”者,“虞舜居王位而德至于帝”之时也。“汤有天下”者,“商汤居王位而德至于万民归往”之时也。其所谓“有”,非“私有”也,是“在其位而有其责”也。“皇帝王”三者,可以通称之为“王”,析言之则又有别焉。
以道治天下者谓之皇,能贯通天地人者是也;于三皇之中,伏羲氏为首,神农氏次之,轩辕氏再次之。以德治天下者谓之帝,能德合天地而天下归往者是也;于五帝之中,少昊金天氏、帝喾高辛氏、颛顼高阳氏近似之,而帝尧陶唐氏最善,帝舜有虞氏次之。
修心养性而成德,其言其行成其功,如此而谓之王,能使万民归往者是也;夏禹始之,商汤继之,周王成之;周王之中,文王始之,武王继之,周公成之。经典之中,及乎“三皇”、“二帝”、“三王”、“二伯”,但所祖述者称尧舜,以为宪章者举文武。
夫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称其道也,非纪其事也;然而,事可以显道,事未必皆合于道,夫子之所称者,皆合道之事,借事以明道也。“三皇之道”见于《易》,“二帝之道”见于《书》,“三王之道”见于《书》与《诗》,《春秋》则借“二伯”之事以载道。
经典所载,皆为载道,故而凡与道有所不合者必不在经典之中,是故,不可以为经典乃是史书。经典所载,皆为以往圣贤君子之言行,以其言行而使人能明圣贤君子之道;人与天下之正道古今未来无二,人人相同之心性可通贯天下人人。
【11】帝舜“选于众”,商汤“选于众”,皆“举直”之事也。帝舜“举皋陶”,商汤“举伊尹”,皆“举贤”之事也。“选于众”而后“举皋陶”、“举伊尹”,皆于“直者”之中而“举贤”,并非“皋陶”与“伊尹”之外者皆“枉者”,亦非此外无“贤者”。
是故,“举直错诸枉”必“选于众”,而“选于众”则须“举其直者”,非“弃其枉者”,只是“不举枉者”而已;“举贤”必“举直者中之贤者”,非“弃其不贤者”,只是“不举不贤者”而已。由此方可有“不仁者远矣”之效验。
若帝舜、商汤者,“为人君”之象也;“为人君,止于仁”,“仁者”无“弃人之意”,但唯忧“人之自弃”耳。倘若“为人君而不仁”,则其所选者未必能是“直者”,更未必能是“贤者”。“错诸枉”者,使“直者”而引导“枉者”,使“贤者”觉“不肖”也。
若皋陶、伊尹者,“为人臣”之象也;“为人臣,止於敬”,其“敬”在于唯恐己之“不直”、“不仁”也。倘若有所“不直”,则难免有意无意而生误民欺君之事;倘若有所“不仁”,则难免虽是好心而生误君误民之事。是故,“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子夏未言“能使枉者直”,而言“不仁者远矣”,是从“举贤之效验”而言。“能使枉者直”,“能使贤者居尊位”,皆“仁者”之心也,亦是“智者”之举也。倘若“弃枉”、“弃不贤”,则非“以中养不中,以才养不才”之义,更非“仁智”之道。
是故,所谓“不仁者远矣”,是使“仁者”得以居尊位、得其志、行仁道,而不使“不仁者”居尊位、逞其意、行奸邪也。“仁”在于“心”,必由“智”而行;“智”在于“性”,必显于“仁”。使“仁者”得其位,“仁”且“智”也,性主其心也,心行一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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