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八六讲：QQ群讲座稿：《诗经·唐风·扬之水》（2016.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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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先阅读诗序与原文三遍：

诗序：《扬之水》，刺晋昭公也。昭公分国以封沃，沃盛强，昭公微弱，国人将叛而归沃焉。

扬之水，白石凿凿（音坐）。素衣朱襮（音博），从子于沃。既见君子，云何不乐（音勒）。

扬之水，白石皓皓（音浩）。素衣朱绣，从子于鹄（音胡）。既见君子，云何其忧。

扬之水，白石粼粼（音临）。我闻有命，不敢以告人。

一、题解与诗序讲解：

【1】前面已有两篇《扬之水》，第一篇在《王风》，第二篇在《郑风》，《唐风·扬之水》是第三篇。此篇是“刺晋昭公”之作，为何以“扬之水”为题？此须先理解《诗序》。《诗序》一明，则“扬之水”之义亦可明。

何谓“昭公分国以封沃”？所谓“昭公”，当时应当称之为“唐昭侯”，但后世习称“晋昭公”。“昭侯”之前任国君是“文侯”。文侯之兄弟名为“成师”，“昭侯”即位之后，分封“成师”于“唐国（晋国）”境内之“曲沃”，而称之为“桓叔”。

所谓“沃盛强，昭公微弱”，是指“桓叔”治理“曲沃”，本来“曲沃”之地即大于“昭侯”都邑“翼”，而“桓叔”又“好（音浩）德”，《史记》称“晋国之众皆附焉”。然而，“桓叔”得晋国之众，则国君“昭侯”不得晋国之众矣，则“桓叔强”而“昭侯弱”矣。

《史记》载：“君子曰：晋之乱其在曲沃矣。末大于本而得民心，不乱何待！”何以谓之“晋之乱其在曲沃矣”？“桓叔”之“好德”，盖非“修己之德”，乃是“假借仁义”而已，借此以“得民心”，则非“仁义”，而是“德之贼”，是故必然致“乱”。

以“仁义”为“获取民心”之诱饵，可以导致人心、风俗败坏；“末大于本”则会导致邦国之乱。此所谓邦国之“本”指“昭侯”，“末”指“桓叔”。“桓叔”虽分封在“曲沃”，却是“臣”，“昭侯”才是“君”；臣得民心而君失民心，故谓“末大于本”。

《郑风》中有《叔于田》与《大【同太】叔于田》，是“郑伯”之弟“太叔段”得民心，而终至于“郑国之乱”；此篇《扬之水》写“昭侯”之叔父“桓叔”得民心，终至于“昭侯”被大臣潘父（音辅）所弑，潘父迎桓叔入晋，桓叔败而归曲沃。两者何其相似乃尔！

“国人将叛而归沃焉”，谓“晋国”之人将要背叛“昭侯”而归附曲沃之“桓叔”。然而，导致国人背叛者谁也？与其归罪于“刁买人心”之“桓叔”，不如归罪于“昭侯”之无德。然而，作此诗者，以及圣人传此诗，皆在于其君有德、修得而得民心拥戴也。

【2】由此可以推知“扬之水”之义矣。“扬之水”者，“激扬之水”也。水势激扬则浪涛滚滚，凶险已隐伏其中。水势激扬，喻晋国不仅民心不稳，且流向有所逆转，晋国之乱已隐伏其中矣。是谁导致水势激扬？貌似“桓叔”，而实则“昭侯”也。

“昭侯”之得民心，犹如河水顺势而流，本是自然而然之势；然而，只因其不修己德，而使民心散失。当此之时，民心犹如迷失方向而不知所归。“桓叔好德”，必有利民之举措，当此之时，庶民之心似乎已有方向，因此，民心逆转，从“昭侯”而流向“桓叔”。

当众多民心浩浩荡荡从“昭侯”而流向“桓叔”之时，“晋国”之局势已如浪涛滚滚之江河，当时尚未泛滥成灾，若“昭侯”在此时及时醒悟而修德安民，则民心可以复归于安宁，然而，“桓叔”在以“利民之政”获取民心，“昭侯”却始终不醒悟。

最后，“昭侯”虽未死于“桓叔”之手，却被自己之大臣潘父所弑。固然，潘父难逃“弑君之罪”，然而，导致自身被杀者，首先在于“昭侯（晋昭公）”自身无德。当潘父迎请“桓叔”之时，“晋人发病攻桓叔”而且“桓叔败”，可知，“昭侯”并非无复得民心之望。

当激扬之水顺势而下时，虽浪涛滚滚亦未必泛滥成灾；然而，当河流之阻碍加大之时，便会加强逆流；若能及时疏浚河道——修德利民，再修筑堤坝——修订礼法，则“扬之水”可以复归于平静流淌；不若仍不疏浚河道、修筑堤坝，则“扬之水”足以泛滥成灾。

二、《扬之水》第一章讲解：

【1】第一章原文曰：“扬之水，白石凿凿。素衣朱襮（音博），从子于沃。既见君子，云何不乐。”《毛诗诂训传》（以下简称《毛传》，是汉儒毛亨、毛苌两先生所传）曰：“凿凿然，鲜明貌。襮，领也。诸侯绣黼（音辅）丹朱中衣。沃，曲沃也。”

“扬之水，白石凿凿”，其字面之义曰：激扬之水波澜阔，冲刷白石色明澈。究其深义，“扬之水”谓国民如同滚滚江河之水奔向“桓叔”，由此可见“桓叔”乃是民心之所向。无论“桓叔”是否确实有德行，在国民以为确实有德行，其德行犹如晶莹明澈之白石。

“凿凿”，其读音本是“坐”，而今竟然从俗之将错就错而读其音为“早二声”，如此则“凿凿”与“于沃”不能押韵，是故仍当读其正音为“坐”。《毛传》解之为“鲜明貌”，固然是因激扬之水冲刷白石而使之色彩鲜明，亦可谓由国民归附而显得其有德。

须知，国民一时之归附，不足以证明其人确实有德。“凿凿”亦涵有“证据确凿”、“确实可信”之义。诗中为何如此称赞“桓叔”？当“昭侯”无德之时，国人别无选择，因此，即使“桓叔”之时貌似有德，国人亦认可“桓叔”，实则是渴望“昭侯”能有德也。

【2】“素衣朱襮，从子于沃”，其字面之义曰：素衣衬以丹朱领，我愿从子到曲沃。“素衣朱襮”是诸侯之礼服装束，“素衣”是素色外衣，“朱襮”是中衣之朱色衣领。素以示其雅，不张扬、不炫耀也；朱以示其正，朱为南方之正色也。

“曲沃”之“桓叔”，非由周王所分封，而是“昭侯”所封，是故，“昭侯”方是“晋国”之君，是“诸侯”；而“桓叔”非“晋国”之君，不能谓之“诸侯”。在此，并非“桓叔”已经身穿“素衣朱襮”，而是“晋人”期望“桓叔”成为晋君。

“从子于沃”，是“晋人”愿意追随“桓叔”前往“曲沃”也。当时之“曲沃”，亦非“晋国”之京都，国人期望“桓叔”成为晋君，因而期望“曲沃”成为晋国之京都。“昭侯”不仅不能安其民，而且使其人民身心归向“曲沃桓叔”，因此国人“刺之”。

“既见君子，云何不乐”，其字面之义曰：既已身在桓叔侧，内心有何不安乐。然而，此二句之义，非止于此。国人已从“昭侯”转投“桓叔”，本应“心安理得”，本应快乐，然而，内心并非确实安乐。何也？国人并非利欲之徒，并非愿当“贰臣”，更不愿成“叛臣”。

而今，眼见“桓叔有德”而“昭侯无德”，若非对“昭侯”绝望，亦绝不愿背负“叛臣”、“贰臣”之名，而改投“桓叔”。既已改投者本以为可以心安理得，实则不然；未改投“桓叔”者，眼见众多国人投奔“桓叔”，益增忧国忧民之情，有何乐可言哉？

三、《扬之水》第二、三章讲解：

【1】第二章原文曰：“扬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绣，从子于鹄。既见君子，云何其忧。”《毛传》曰：“皓皓，洁白也。绣，黼也。鹄，曲沃邑也。（‘云何其忧’，）言无忧也。”兹据此作解如次。

“扬之水，白石皓皓”，字面之义曰：激扬之水波浪高，洗得白石洁如玉。此谓本属“昭侯”之国民，而今纷纷涌向“曲沃桓叔”，犹如波涛汹涌之江河水，一浪更比一浪高；水中之白石经过冲刷，更显出其洁白而且人人可见。“皓皓”有洁白之义，亦有昭然之义。

若说第一章是“昭侯”之“士君子”转投“桓叔”，则第二章是“昭侯”之“庶民”投奔“桓叔”；若说第一章所写，是波澜初起，则第二章所写，乃是已经浩浩荡荡、势不可挡，而且在继续强化，换言之，“昭侯”之“士君子”以及“庶民”以为“桓叔有德”者在增多。

“素衣朱绣，从子于鹄”，字面之义曰：桓叔素衣绣朱纹，使人愿归到鹄地。首章“素衣朱襮”是外衣与中衣，犹言“昭侯”之“士君子”既看“桓叔”之外在行事，亦察其内在之心思；此章“素衣朱绣”则是外衣之面料与所绣之花纹，犹言庶民但见“桓叔”行事。

当“士君子”以为“桓叔有德”之时，可谓“晋乱”之危机已极为严重，何也？“昭侯”无德，而“桓叔”貌似有德，而且貌似有德之“桓叔”竟然获得“昭侯”之“士君子”信任。此非“士君子”之过错，过错在于“昭侯无德”。

庶民之所能见，往往可见其外，而难见其心。有德之君，为安民而使其民“乐其乐而利其利”；貌似有德之君，以使民得其乐、得其利而收买民心；无德之君，既无安民之心，亦不顾民之乐与利。当庶民以“貌似有德之君”看作“有德之君”时，“晋乱”已经难免矣。

为何说此章所言者是庶民？由“从子于鹄”可知。“鹄”是属于“桓叔”所有之城邑，“桓叔”之都城在“曲沃”，前来归附者非到“曲沃”而到“鹄”，则未必是有意从政之“士君子”，而只是前来“桓叔”之地以谋生者而已。

“既见君子，云何其忧”，字面之义曰：既然已在桓叔境，应当从此无忧郁。作此诗者，盖非投奔“桓叔”者，但必是为“唐国（晋国）”而担忧、明察事理之贤德君子。是故谓归附“桓叔”者未必真无忧，且“晋国之忧”，根本在于“昭侯无德”也。

【3】第三章原文曰：“扬之水，白石粼粼。我闻有命，不敢以告人。”《毛传》曰：“粼粼，清澈也。闻曲沃有善政命，不敢以告人。”前两章各有六句，而此章只有四句，何也？盖义尽则言止而已，即如孔子所言：“辞达而已矣。”

“扬之水，白石粼粼”，字面之义曰：激扬之水在激荡，水中白石现磷光。此诗题为“扬之水”，诗之三章，首句皆是“扬之水”，其文字无不同，然后，因其所在之位置不同，则其所涵之义必有所不同也。

题之“扬之水”，其涵义兼括全诗，且高于诗中之义，此已于“题解与诗序讲解”中言之；首章之“扬之水”，如波澜初起；次章之“扬之水”，如浪涛加剧；末章之“扬之水”，则既是叹息、忧心，又是警示、诤谏。然而，终究未能唤醒“昭侯”，未免“晋乱”。

“粼粼”亦或写作“磷磷”，固然可以解释为“清澈”，然而，“白石”之“清澈”可谓白石之“磷光”。当阳光照射之时，会吸收光能但不显其光；一旦在阴暗之处时，则会发出冷光，犹如古人所谓“鬼火”。

此所谓“白石”，“曲沃桓叔”是也。当其获得“曲沃”作为封地之时，犹如吸收阳光之光能；当“昭侯无德”之时，则放出绚丽之磷光，诱使不明真相者前来。然而，当骨肉腐烂过程中，会有磷光出现，乃至呈现于地面之上。

晋国之衰败过程中，有此“白石”放出“磷光”，与“鬼火”何异？倘若不在昏暗之处，则虽有“磷光”而不能呈现；如今“白石粼粼”，岂不是“晋国乱亡”之兆乎？固然，“晋国”貌似并未因此而“亡”，但是，当曲沃之“武公”成为“晋武公”时，“唐国”亡矣。

“我闻有命，不敢以告人”，字面之义曰：闻知桓叔政命善，不敢对人言其详。作诗者闻知“桓叔”之政令、命令为晋人所称道，是故晋人、晋民纷纷前往归附；然而，貌似有德之“桓叔”究竟有何居心？尚无法证明于人；若告知“昭侯”，“昭侯”亦难以信从也。

总之，事已至此，作者但见“扬之水”，预知“晋将乱”，心知“桓叔”之虚伪，明知“昭侯”之无德，为国为民而忧，但抱一线希望，欲使“昭侯”幡然悔改。“唐昭侯（晋昭公）”终究未悔改，后世如“晋昭公”者能自知避免、自知悔改乎？

【今晚讲学已毕。多谢诸友。若有垂询，敬请小窗留言直说，所答仅供参考。谢绝闲聊与争辩，无礼不答。若贵群不想继续敬请告知，宗来将立即退出。若有愿转贴、转播者，悉听尊便。诸君再见！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