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〇三讲：QQ群讲座稿：《诗经·秦风·黄鸟》（2016.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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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先阅读诗序与原文三遍（建议背诵）：

诗序：《黄鸟》，哀三良也。国人刺穆公以人从死，而作是诗也。

第一章：交交黄鸟，止于棘（音及）。谁从穆公，子车（音扯二声）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音坠）其慄。彼苍者天，歼（音兼）我良人。如可赎（音孰）兮，人百其身。

第二章：交交黄鸟，止于桑。谁从穆公，子车仲行（音航）。维此仲行，百夫之防。临其穴，惴惴其慄。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第三章：交交黄鸟，止于楚。谁从穆公，子车鍼（音真）虎。维此鍼（音真）虎，百夫之御。临其穴，惴惴其慄。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一、题解：

此诗为何以“黄鸟”为题？《毛诗》以及《郑笺》均未对此作解。今试解之。“黄鸟”者，今之所谓“黄莺”是也。然而，此处但谓之“黄鸟”，而不谓之“黄莺”，因此，解此诗题目之涵义，当从“黄”与“鸟”二字之象，结合《诗序》、经文、史实以求之。

【1】“黄”，于五行属土，聚土而成地，人与万物，赖之以生，赖之以葬。此诗与“土”有何关联？当初，秦襄公因讨伐西戎有功而成诸侯，得西周都城之故地；至于秦穆公，可谓终生致力于拓土扩疆，至其在位三十七年时，“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秦襄公之讨伐西戎，尚且可以谓之驱逐侵略者，而不能谓之“救民于水火”；秦穆公之争战，却可谓只是拓土开疆，不仅不是“救民于水火”，而且是“陷民于水火”，由此所得之“土地”，不再是民生之所赖、所立之地，反而成为“杀人、葬民之地”矣。

国土，国人赖以生，赖以葬之地也，国君为拓土开疆而争战、称霸，则其“国土”已非弃国人赖以生、赖以葬之土，而是吃人之土、杀人之土，其所谓“国君”，即孟子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者矣。故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2】“黄”，于五常属信。“信”必以“诚”为基，以“仁”为本，方可谓“五常”之“信”。此诗与“信”有何关联？秦穆公尝与群臣酣饮，秦穆公曰：“生共此乐（音勒），死共此哀。”而“子车奄息”、“子车仲行”、“子车鍼虎”许诺“死共此哀”。

秦穆公在位三十九年而死，从之而死者有一百七十七人，子车氏三子在其中。三子之从死，似乎是自愿自杀而殉葬于秦穆公，似乎可谓信守承诺之“良人”，然而，秦穆公与群臣相约“生共此乐”则可，相约以“死共此哀”则不仁。既已不仁，则三子之行非“信”矣。

“仁者”之心，但愿人人之生也而能身心安宁，见其生而不忍见其死，当仁义之际，为成仁取义而置生死于度外。国君竟然有意令臣民随之、从之而死，为其殉葬，如此不仁不义，岂能有“信”？孟子曰：“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秦穆公之既非道而又令人殉其一人。

【3】“黄”，于五位属中。此诗与“中”有何关联？秦穆公者，秦国之君也，可谓身居秦国“中位”之人。“为人君，止于仁”，而秦穆公身居“中位”而“不仁”，则可谓“德不配位”；其“死共此哀”貌似“相约”，实则如同令人“为之殉葬”矣。

身为君主，在其有生之年“爱其臣民”，貌似“爱才”，实则是以“贤才”作为谋求私利私欲之工具，是“我所爱用之物品”而已。死前相约而使“爱臣”与之“共死”，可谓生前利用之，死后仍欲利用之，可谓从未将“贤才”当作“人”，始终皆是其“私有物品”。

自私自利者身居“中位”，必以其自身为“中心”，而欲使生者为其“一己之私利”而生，欲使身边之人为其“一己之私利”而死，欲铲除所有妨碍其“一己之私利”者而后快。如此之所谓“中”，既失其“诚”之基，又失其“仁”之本矣，名不副实之“中”也。

【4】“黄鸟”二象之中，“黄”言其“君”，“鸟”言其“臣”也。由此而言，《诗经》之诗歌，犹如《易经》之卦爻辞，无非以“名物之象”表其义也。经文之“微言大义”，不在经文之外，而在经文之中，由此或可求而得之也。

《汉书·艺文志》曰：“仲尼没（音末）而微言绝，七十子丧（音桑四声）而大义乖（音怪一声）。”所谓“绝”，盖因“不知何以知之”而已；所谓“乖”，盖因“各自解说而不一”而已。“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而“圣人立象以尽意”，故可据象以求“微言大义”。

若仅仅以“黄鸟”为“黄莺”之别名，则《黄鸟》一诗之“微言大义”不可得知矣。倘若不能“知象”，固然不足以“明晓微言大义”；倘若不能“意诚心正”，亦不能“明微言大义”。而今，但以“以经解经”之法，力求“意诚心正”而试求其“微言大义”而已。

【5】“鸟”者，“可飞可止”之“飞禽”也。“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所择有错误，“良禽”不失其为“良”，“良臣”亦不失其位为“良”，然而不“明智”而已。“良”者，未失其“初生既有之善”，却未能“修养扩充而全之”也。

若“黄”为“名副其实”之“黄”，则诚为“良禽”可栖之木，诚为“良臣”可事之主。“名不副实”、“似是而非”之“黄”，则非“良禽”、“良臣”之灾祸。秦穆公为土地而争战，貌似可信而不诚不仁，在君位而自私自利，由此而受害者岂止三子、一百七十七人？

《史记》曰：“亲缪【同穆】公广地益国，东服强晋，西霸戎夷，然不为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弃民，收其良臣而从死且先王崩，尚犹遗德垂法，况夺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秦不能复东征也。”世间之为君者，当以此为戒。

二、《诗序》讲解：

《诗序》曰：“《黄鸟》，哀三良也。国人刺穆公以人从死，而作是诗也。”所谓“哀”，是秦国“国人”之“哀悯”。“三良”，谓“子车奄息”、“子车仲行”、“子车鍼虎”三位良臣。一百七十七人为秦穆公殉葬，虽非秦穆公杀之，但等同于亲自杀之。

由“子车氏”三子而推论，殉葬者一百七十七人或许均是秦穆公所爱之臣。然而，在其生时爱之，是爱其“能为我所用”，欲其死后仍旧使其“爱臣”能“为我所用”，此非所谓“爱臣”，而是“爱己而害人”，是以其臣民为玩物也。

由史实而言，“子车氏”三子乃是“应约而自愿殉葬”，然而，此诗既入《诗经》，则不宜拘泥于史实，而是借此以明“以人从死”之灭绝人道。《诗序》谓之“哀三良”，非不哀其余从死之人，乃是哀古今中外所有错择其主而受害之人。

《诗序》言“哀三良”，而后言“刺穆公”者，因为毕竟不是秦穆公下令使“三良”诸人殉葬，更非亲自杀之。然则，又何以“刺”之也？因其早有使人从死之心，且已明言之。“刺”之者，诛其使人殉葬之心也。此与孔子“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之言可谓异曲同工。

倘若生前直接下令杀人为己殉葬者，或者杀人为某人殉葬者，岂能以一个“刺”字了得？而今常见有攻击中华文化竟然有“殉葬”之恶俗者，其不知历史上之有“殉葬”，正是违背中华文化之邪恶行为，此与救人者反遭诬陷何异也？

三、《黄鸟》第一二句讲解：

【1】全诗前两句分别是：“交交黄鸟，止于棘”；“交交黄鸟，止于桑”；“交交黄鸟，止于楚”。《毛传》曰：“兴（音星）也。交交，小貌。黄鸟以时往来得其所，人以寿命终亦得其所。”此解不易理解，须进一步加以阐释。

《毛传》所言之“兴”，是“诗经六义”之“兴”，不可以朱子之说看待。《毛传》所谓“兴”，可谓“劝勉其善，而不直言其善”。然而，《黄鸟》诗中，有何“善”也？盖言“黄鸟”之善、“良禽择栖”之善。此则非常耐人寻味。

《毛传》谓“交交”为“小貌”，非从“交”之本义作解。据《说文解字》，“交”字“从大”，“大”是一个人四肢伸展之状，当两腿交叉之时，便是“交”字，由此引申，则有“交相”、“交互”、“交错”之义。

若由此“交互”之义而言，再结合“题解”所言，则“交交黄鸟”可谓“黄”与“鸟”之“交互”，此即是说，君主能合“黄之道”，则臣子可谓“良臣择得明主”矣，此时应当勉励者。君臣如此，则能国泰民安、长治久安矣。

然而，《诗序》何以解之为“小貌”也？就“秦穆公”与“三良”之史实而言，“黄”是“君”之象，而“秦穆公”虽有功而无道德，可谓其为“君”也“小”；“鸟”是“臣”之象，而“三良”虽品行良善而所择非明主，可谓其为“臣”也“小”。

若解“黄鸟”为“黄莺”，则可谓“黄莺”之体“娇小”而“佼好”。若以“黄”为“君”之象，以“鸟”为“臣”之象，则可谓“君臣”之所行者，均为“小道”。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音逆），是以君子不为（音围）也。”

【2】所谓“止”，犹言“栖息”、“寄身”。首章言“止于棘”，“棘”为有刺之酸枣树，可以暂时落脚而不可长期栖息者也；次章言“止于桑”，“桑”为庭院外之树木，可以暂时落脚而终非内庭；末章言“止于楚”，“楚”为灌木，可以暂时落脚而终难成大。

《毛传》曰“黄鸟以时往来得其所”，意谓“黄鸟”若能暂时以“棘”、“桑”、“楚”为暂时落脚之地，而不以此作为长期栖身之处，合时则来，时去则去，则可谓“得其所”；喻“良臣”若使择主不明，而又不知进退，则“不得其所”矣。

《毛传》曰“人以寿命终，亦得其所”，意谓人之有生则必有死，唯有尽其天寿可以谓之“寿终”、成其使命而死可以谓之“命终”，两者皆可谓“死得其所”；倘若既非“寿终”，亦非“命终”，而是被杀或自杀以“殉葬于人”，则可谓“死于非命”、“死不得其所”。

《大学》尝引孔子之言曰：“于止，知其所知。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论语》有子路之言曰：“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三良”固然是品行“良善”之人，然而，寄身非仁德之主，其死亦不以义，哀哉！深言之，此谓“秦穆公”之类，终不能得“君子”也。

四、《黄鸟》后十句讲解：

【1】第三至六句，首章曰：“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次章曰：“谁从穆公，子车仲行。维此仲行，百夫之防”；末章曰：“谁从穆公，子车鍼虎。维此鍼虎，百夫之御。”《毛传》曰：“乃特百夫之德”；“防，比也”；“御，当也”。

所谓“谁从穆公”，暗含之意曰：“秦穆公”如此如此，君子岂能从之？然而，“子车氏”三子竟然从之；不仅从之而生，而且从之而死，是“三良”虽“良”而“不智”，虽貌似守“信”而非“信”，似“义”而非“义”；“秦穆公”竟令“三良”从死，是“不仁”。

诗中直言“子车氏三子”之名，一者，谓“从死”之事乃实有之也；再者，举此“三良”之名，以率其余一百七十四位为秦穆公殉葬之人，由此而显“秦穆公”之不善不良、不仁不义。“秦穆公”如此“爱才”，实为“杀才”，何其自私？何其残暴？

“仲行”之“行”，为押韵而读为“航”；“鍼虎”之“鍼”，俗体作“针”，字形与字义不符，故不取。“百夫之特”，谓“奄息”之“德”为“百里挑一”；“百夫之防”，谓“仲行”之“力”如“百人总和”；“百夫之御”，谓“鍼虎”之“勇”为“百人难敌”。

【2】全诗三章，后六句完全相同：“临其穴，惴惴其慄。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毛传》曰：“慄慄，惧也。”又解“彼苍者天，歼我良人”为“歼尽良善也”。三章重复此六句，是“国人”之情深意重、哀感无限也。

“临其穴，惴惴其慄”，谓国人临视“三良”之墓穴，内心深感不安，身体不禁恐惧。何以不安？何以恐惧？国君如此不善不良、不仁不义，如此自私残暴，对贤能如“三良”者尚且如此，对国人岂能有丝毫恻隐之心？秦穆公已死，何以仍旧恐惧？

秦穆公既死，继位者为秦康公。为秦穆公发丧者，秦康公也。“三良”等一百七十七人终究殉葬，秦康公或许是默许，或许是怂恿，或许是强迫，无论三者之中何种情况，皆可谓与“秦穆公”同类之人，因此，国人临“三良”墓穴前，岂能不恐惧？

“彼苍者天，歼我良人”，谓国人无处告诉，惟有诉之于苍天，秦穆公此举，可谓已将秦国良善之人尽皆杀害矣。为“秦穆公”殉葬者，惟有一百七十七人而已，何以谓之尽皆杀害？殉葬者为良善之人，秦国尚在世之良善者岂能再居秦国？

“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是国人对“三良”之痛切哀悼，谓假如允许国人为“三良”赎身而免于使之殉葬，则国人无不愿代之而死，纵然一身而死百次亦不怨。此非欲以他人代“三良”，而是国人皆欲以己身而代“三良”。国人爱之如此，国君害之如此，民心全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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