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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群讲座稿159:《论语·子路》004(2018.06.19)
发布日期:2020-08-04   点击:

QQ群讲座稿159:《论语·子路》004(2018.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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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樊迟请学稼(音驾),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音围)(音普),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音浩)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音扶)如是,则四方之民襁(音抢)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1】樊迟者,名须,字子迟,名列“七十二贤”。夫子所教,惟“圣贤君子之道”;樊迟既拜夫子为师,则宜以学习“圣贤君子之道”为事。《颜渊》篇中有其问“崇德,修慝,辨惑”一章,有“问仁问知”一章,所问无非“圣贤君子之道”。

然而,此章之中樊迟“请学稼”、“请学圃”。种植五谷以养家,谓之“稼”;敛藏五谷以用之,谓之“穑”;围土种菜以自养,谓之“圃”。樊迟为何欲学种植五谷或种植蔬菜?其原因或有两种:或不明夫子之教,或虽明而以为不能达成。

不明夫子之教者,不明夫子所教惟圣贤君子之道,亦即为人、为政之道,而非教以行事、制器、用术也。《易·系辞传》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制器者,行事也;如何制器者,用术也。有道可以制器,无道而制器,则器或背道。

帝尧之家,或以制陶为业;帝舜当初,尝躬耕历山;大禹之初,则亲历治水;夫子少时,尝牧牛管仓。如此者,皆行事也。是故,圣贤君子并非不可,然而,其之所以有圣贤君子之德,非在于其行事之功,而在于其学道、知道、得道。

学儒之初,尚未知“道”,而往往以为行事则能有成,制器则能有利,用术则能善谋,是故,虽闻道而不信,却笑其迂阔而无用。此一偏也。又或有未知“人道”,而求“天地之道”,乃至求“自然之道”者,是故,以为儒不如释道而捨儒。此又一偏也。

虽明夫子之教,而以为不能达成者,是以为天下无道,利欲与情欲滔滔泛滥,放眼所见,惟有“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故以为圣贤君子之道陈义过高,虽欲援道以救天下,亦必所不能;或以为一己之身,人微言轻,必不能达成所愿。

因其如此,故有另创新说以取代圣贤君子之道者,诸子百家由此而兴。殊不知“道统”因此而必中断,殊不知“君子之道”因此而降为“小人之道”;“王道”因此而降为“霸道”,“霸道”乃至“丛林禽兽之道”;殊不知“道”因此而被“学说思想”而取代。

因其如此,又有捨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而但以种植五谷蔬菜而自养者,乃至隐遁山林而不问世事者。倘若是并未拜入圣人门下,则虽以种植五谷蔬菜而自养。虽隐遁山林而不问世事,亦非“捨弃”;既拜入圣人门下而后如此,则为“捨弃”矣。

【2】樊迟“请学稼”,夫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圃”,夫子曰“吾不如老圃”。夫子之言,其意谓:“吾不如久于稼穑之农夫,吾不如久于种菜之菜农,”此或许是实情。然而,纵然夫子于稼穑、种菜如后稷,胜过“老农”、“老圃”,夫子亦不以此教之。

何也?既入夫子之门,以学“圣贤君子之道”矣,则必“仁以为己任”且“死而后已”,是故,夫子但以“文行忠信”、“礼乐诗书”教弟子门人。无论所执是何职业,皆可学道,然而,若欲学稼,欲学圃,则可从老农、老圃以学之习之,但非夫子之所教者也。

夫子所教者,惟“为人”、“为政”之“道”。既学习此“道”而“自得之”,则或居尧舜之位以为帝可也,或居禹王、汤王、文王、武王之位而为王可以,或居周公、伊尹之位而为公卿可也,或如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子、孟子为大夫、士可也。

是故,但能学“圣贤君子之道”以修心养性成其德,则或为君,或为臣,或为民,皆无不可,乃至有德而后,从事于士、农、工、商、兵,亦无不可。无道无德,则士难免于勾心斗角,农难免于只求温饱,工难免于奇技淫巧,商难免于伪诈殉利,兵难免于残忍嗜杀。

总而言之,生而为人,却不知何以“为人”、何以“为政”,则人与禽兽无别,则正与邪不辨。是故,圣贤君子之道,乃是人人应学、可学者;学之习之,然后可免于人生却如禽兽,进而可以成为顶天立地之人,可免于有背道而驰之事,进而遵道、得道。

【3】夫子既言“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然后,“樊迟出”;“樊迟出”,然后夫子曰:“小人哉,樊须也。”所谓“小人”者何?但知养身而不知养心,能任小事而不能担大任,但顾身家而不顾邦国天下,如此知利而不知义,皆可谓之“小人”。

“樊须”者,“樊迟”也。此所谓“樊迟”,类象也,古今中外凡如“樊迟”者,皆属其类。夫子何以称“樊迟”为“小人”?种植五谷蔬菜,乃至为学、为工、为商、为兵,若不学道修德,则惟知自养、自利,纵然一旦身居君臣之位,亦必“以利为利”而不知“义”。

再者,农、工、商、兵,非不能利己、利人,但其所利,惟貌似能利其身,而未必能利其心。何也?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心”;若非“人心”,则虽有百岁之“人身”,亦不过“人形”之“禽兽”,辜负“天地生人”之义,贻误“天所赋予人之使命”。

为何待“樊迟出”而后夫子有“小人哉,樊须也”之言?如此“请学稼,请学圃”之类“小人”,古今中外,比比皆是,未来亦必如此,本非可苛责者。若非“樊迟”拜入圣人门下,夫子必不以“小人”而责之,否则,天下之农工商兵岂不皆在可责之列?

夫子何以不责?“圣贤君子之道”,非强加于任何人者,惟其自觉自愿而来学,此即《易经》所谓“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之义,此即《礼记·曲礼上》所谓“礼闻来学,不闻往教”之义,此即孟子所谓“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归,斯受之而已矣”。

夫子未面责“樊迟”,而“樊迟”必闻之而自觉,而后放弃“学稼学圃之请”,而“归”于圣人门下,自愿学习“圣贤君子之道”矣,故而终究入于“七十二贤”之列。天下如“樊迟”者,倘若读《论语》至此,而不能“自觉”,则终究只是“小人”而已矣。

【4】夫子进而申言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此言何以人须学道修德之义也。此所谓“上”,兼有两义焉。一者,身居上位者;再者,宜居上位者。通言之,惟有能遵道而德成者,宜于居上位。

天下无道,则宜居上位者反在下位,不宜居上位者却居上位。当此之时,“天地人”三才之中,“人”不称其才矣,“人道”败坏矣,“天下”亡矣。夫子曰:“天下有道,丘(读音某)不与易也。”但凡学习“圣贤君子之道”者,岂能坐视“天下亡”而自养?

纵然“天下无道”,人人之“本心”亦无不期盼“天下有道”。从“人之本心”而言,谁愿天下之人无礼、无义、无信?然而,庶民期盼“天下有道”,却往往将期望寄托于他人,而学习“圣贤君子之道”者,正是庶民期望之所寄托者。

宜居上位者,君子也。“好”者,不管他人是否喜好,我独喜好而不变也。“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是故,君子“好礼”,民不敢不敬重;君子“好义”,民不敢不心服口服;君子“好信”,民 不敢不用真情。

何以曰“民不敢”?民之所畏,畏人言也,畏刑罚也,畏失利也。民虽“不知”,但亦生具“恻隐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而“日用”之,是故,亦知无礼则必有可畏之人心,不义则或遭刑罚,无信则不免于失利。

【5】夫子之言,以“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作结。所谓“如是”,何义也?“若遵道而行”之谓也。“是”字,上为“日”;下为“正”之变,是“正而行”也;“是”谓“如日之行,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也。

如何“遵道而行”?“小人”若能自觉,从而能学习“圣贤君子之道”以遵道修德,则君子之德可成;君子之德既成,则必“好礼”、“好义”、“好信”;众人如此,则君子之德可以蔚然成风;风之所至,则民必顺风而偃,人心可归而天下有道矣。

身在此而可言四方,身之所在即“中位”也。推及家国,亦是此理,亦即“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之义。“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其心向往也,不必其身必至。何也?圣贤君子之道,非求一己、一家、一国之安宁,而是“天下太平”。

“襁”者,布帛所制之带也;“负”者,背负于身后也。“襁负其子”者,子女幼小而不能自行,父母以布帛所制之带,约束其子女于身后也。是故,“四方之民”愿至“有礼、有义、有信之邦”,固可身至;然而,但能“有礼、有义、有信”,则何必来至“我邦”?

欲“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亦“人欲”也,亦“私欲”也。“小人”身居君位,不免有此“人欲”、“私欲”,然而,如此终究难以“天下太平”;“圣贤君子”身居君位,则不止于此;犹如日自有光,无意于照,而大地无不普照;德如日月,其泽所及不止于天下。

【6】所谓“焉用稼”,是“何必亲身稼穑”之义也。“士农工商兵”,必以“士”为首者,以其所学为要也。学“圣贤君子之道”则为“士之正”,若非“圣贤君子之道”,则是必有偏差之异端,用力于异端愈久愈强,其危害愈大。为政者以何而行教化,可不慎哉?

其次,,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音四)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人必有分工,必有贵贱;分工不同,各尽其能可也;大德则贵,小德则贱,各得其位可也。

“劳心者”、“治人者”,不可自以为“贵”,如孟子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也;“劳力者”、“治于人者”,不可自以为“贱”,如孔子所谓“匹夫不可夺其志”也。分工不同,能力大小配其事也;贵贱不同,德行大小配其位也。

再次,“学稼学圃”而有功绩,则可以使人无饥馑之患,关乎人之“生命”;然而,“圣贤君子之道”,非惟关乎人之“生命”,亦关乎“人之性命”。“小人”但知保全“生命”,而不能成全其“性命”;“圣贤君子”则既保全“生命”,亦使人能全其“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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