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群讲座稿165：《论语·子路》010（2018.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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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子曰∶“善人为（音围）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1】上一章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是有圣人之治。宋儒陈祥道先生曰：“为政之道，徳隆者，其效速；徳杀（音晒）者，其效迟。”是故，圣人之治，满一年而初具规模，三年而见成效显著，是其效之速者也。

此章所言，乃是善人之治。善人者，虽未学圣贤君子之道，但能保持其天生之善性而不被蒙蔽者也。其德不及君子，而不违其本性之善，如汉朝之高祖、文帝、景帝，如唐朝之太祖、太宗，皆可谓“善人”也。善人治政，以其德不及君子、贤人、圣人，故其效迟也。

所谓“为邦百年”，是管理邦国达百年之久也。善人管理邦国，非不用心也，非不用力也，但因其德之所限，则难免有偏颇或不足，或有过错、失误，乃至有舍本逐末之举，故而，其“为邦”也，或时有富利之效，时有强大之势，而不足以“化民”。

“善人为邦”，胜于“小人为邦”，虽未必能“知道”，却尚可“爱民”。如汉高祖自言，其初“谓读书无益”，而后“追思昔所行，多不是”，亦知除苛政、减赋敛；如唐太宗所言：“以史为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是故，并非不欲大治，而终有所不能。

“善人为邦”，意欲有所作为，但必百年之久而能初见成效。陈祥道先生曰：“汉之兴，至于文景；唐之兴，至于开元，然后几致措刑，皆百年胜残去杀之效也。”君主之德不足，若能师古任贤，则可补其不足；若专权独断而任意，则偏颇错误必不会少。

【2】“善人为邦百年”，亦有成效，但其成效惟“胜残去杀”而已。何谓“胜残去杀”？使原本残暴之人不再为恶，使庶民不再行害义之事，此谓之“胜残”，是终未能使民“仁义”；君主设定法令条文，依法治国，使庶民惮于刑罚而不敢杀人放火，此谓之“去杀”。

“四书”、“五经”之所指导者，以“王道”为底限，“王道”以下者，不复倡之矣。此章之言“善人为邦百年”，非倡之也，乃叹之也。孟子不屑言“齐桓晋文之事”，耻于与管仲相比，亦同于此义。“为邦者”之德，关乎天下苍生，可不勉哉？

君主有君子之德，然后“王道”可以兴，天下可由“据乱世”而至于“升平世”；君主有贤人之的，然后“王道”可以立，进而趋于“帝道”，天下可由“升平世”而至于“太平世”；君主有圣人之德，然后“帝道”可以趋于“皇道”，天下可以成就“太平世”。

夫子“子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之“王道”也，由“据乱世”而至于“升平世”之道也；“宗五帝”，帝尧、帝舜之“帝道”也，由“升平世”而至于“太平世”之道也。“祖三皇”，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之“皇道”也，成就“太平世”之道也。

然而，学习圣贤君子之道者，所乐不在于君主之权位，惟“素位而行”、“恭己正南面”而已。德大而位尊，则见效速而所化广；德大而位卑，则见效迟而所化未必不广。然而，德之大小惟在己，位之尊卑非由己，故“不愿乎其外”，但“尽人事以听天命”而已。

孟子引伊尹之言曰：“与我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吾岂若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吾岂若于吾身亲见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

{13.12子曰：“如有王（音旺）者，必世而后仁。”}

【1】“如有王者”，谓若有德如夏禹、商汤、周文王而遵行“王道”，能是天下庶民归往者。“三王”者，天下之“民王”也，庶民归往者也；“尧舜”者，“人王”也，德合天地者也；“三皇”者，“天王”也，德配天地者也。此章之“王者”，谓“民王”也。

“民王”其身则仁，而所行者乃是“善政”；“人王”其身尽性而格天，而所行者乃是“仁政”；“天王”其身则德可以凝道，而所行者乃是“无为之政”。“民王”既仁，则足以化民而向善，进而由善而至于仁，“善政”亦可趋于“仁政”。

是故，夫子所传之道，圣贤君子之道也；有圣贤君子之德，然后，在君主制位，方能行“皇道”、“帝道”、“王道”，因而方有“太平世”、“升平世”、“据乱世”。分而言之，则有“王道”、“帝道”、“皇道”之分，合而言之，亦可统称为“王道”。

统称为“王道”之时，是从“民王”、“人王”、“天王”而言，再上则谓之“道王”矣。由“王道”之下，则有“霸道”、“禽兽之道”。“霸道”者，“小人之道”也，尚知耻于沦入“禽兽之道”。“禽兽之道”者，非“人道”也，已不知“礼义廉耻”矣。

或有分“儒学”为“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且力倡“政治儒学”者，实不可取。无“内圣”之德，必不能成“王道”，但未有不修心养性而能行“王道”者。“内圣”，体也；“外王”，“内圣”之发用也；有此德而后成此用，故不可独言“内圣”或“外王”。

【2】“民王”以“仁心”行“善政”，以德建功，而以功治天下。“人王”以“圣德”行“仁政”，以人性成仁，而以德治天下。“天王”以“天德”行人道，道法自然，而以道治天下。康节先生曰：“三皇以道治天下，五帝以德治天下，三王以功治天下。”

“善人为邦”如何？“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而已，因循而至于百年，可以“胜残去杀”，然而，能保其国而不足以化其民，故而“民免而不知耻”。且不至于百年，亦所难达也；倘若其间有不善之人，则虽百年亦不能达矣。

“善人”固然是德尚未成者，然而，非必成德而后方能行“王道”，孟子曰“保民而王（音旺）”，意谓能以其“保民之心”而行“保民之政”，则“王道”于此而始矣。是故，春秋之齐桓公，战国之齐宣王、梁惠王，无不可以行“王道”，奈何其但欲行“霸道”哉？

“春秋五霸”但行“霸道”，虽强大一时，而终究或衰或亡；“战国七雄”之所行，近乎“禽兽之道”，亦虽强大一时，而终究被强大如虎狼之秦国吞并。其君其主或不至于殒身亡命，而其间之庶民死亡离散者何辜？即便是秦国又岂是幸事也？

然则，何以“善人”不欲行“王道”也？以其德之不足，而至于患得患失，或急于自保，或急于求成也。强敌环伺，竟自以为无暇修德、不及行“王道”；身陷虎狼之中，竟自以为是人则不敌虎狼，必使自身亦成虎狼，或为虎作伥，或与狼共舞方可。可悲可叹。

【3】“必世而后仁”，何义也？由人生延续而言，男子三十而婚，婚后生子，故以三十载为一世；一世者，一代人也。由人生在世，往往不过百年而言，又有以百年为一世者。此所谓“必世”者，必不可少于连续三十载之数也。今所谓百年为一世，则是西来之说。

自贫弱而富强，倘若不择手段，则无需三十载之久，然而，不择手段，必后患无穷。且人之所以为人，人类之所以为人类，不在于贫富、强弱、贵贱，而在于是否尚有人心人性。人心发乎人性之善，则不失其仁矣，是故，“王者”之治，所重在于“仁”。

“善”可“感人”，而未必能“化人”；“仁”不求“感人”，而能“化人”。“民王”之“仁”，体现于政令则可谓“善政”，“善政”可“安民”，而难以“教民”。是故，“化人”必先“教民”，亦即“教化”，再辅之以“善政”，然后可“仁”。

“后仁”者，使民人“知仁义、知礼义”也，亦即“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此必赖于“教化”。能成“教化”者，惟有圣贤君子之道。何也？圣贤君子之道，本乎人人生来皆有之善性，非凭借后天灌输、添加；使人知其所自有而修养完善，方谓之“化”。

“教化”者，必如春风化雨方可，既诱惑不得，亦威胁不得。“教”者，使之自知有善；“化”者，使之修养而自成其善。“教”者，必循序渐进，礼闻来学，童蒙求我；继而气聚而成风，进而，君子之风成为主导，然后，小人从风。

何以“必世而后仁”？教化乃逐渐之事。人由不知而知，由知而愿学，由学而能信，信而能融，融而成用，用而得心应手，步步皆非易事。况且，世俗之中，杂说繁多，有种种诱惑与威胁，有自暴自弃者，有一曝十寒者，有知难而退者，有固执己见者，岂能速也？

“教”非一蹴而就之事，若无三十载之功，则不能成其“教化”。犹如春来物生，夏来物长，秋来物成，冬来物养。催熟之物，难以为继；未成之物，不成其用。揠苗助长，足以害物；杂草丛生，必然减产。至若种瓜欲得豆、种豆欲得瓜，不必赘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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