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讲座稿185：《子路》030（2018.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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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路》篇总述

【4】鲁国与卫国之政，皆受教于周公，其君当初皆能重其德而爱其民，如兄弟之相似。然而，鲁卫之政亦如兄弟各自成婚而分家。嗣后，鲁政把持于大夫之手而渐弱；卫政因其君荒淫而终亡。子孙不修其德，则其国衰亡，岂不愧对天子、祖先、臣民？

贪享乐者谓之荒，贪色者谓之淫。荒淫者，既失其德矣，臣民则因此而失其身，君主则因此而失其位。人之有德也，必不贪于享乐于色欲；非固求于贫，但虽富裕而能节俭；非固守卑贱，但虽高贵而不骄。何以然也？其用心不在于贫富、贵贱而能守其本心也。

执政者，固须注重民生，注重民生则其人民繁多；人民繁多，非意外之天灾人祸，竟使之贫寒，必非仁政爱民者；人民繁多，且丰衣足食，若不教化而使之有礼义廉耻，则如禽兽之聚居，是为夷狄而非华夏。富强未必恒久，而然不可如禽兽，故不可待其富而后教也。

若以圣贤君子之道而行政教化，则满一岁之月数可以初具规模，满三年而可见成效。若在君位者虽不能遵圣贤君子之道，但能固守其善心善性，可谓善人。善人而持续三代百年，亦非不可使其国民免于残暴、贼杀，然而，终究不能臻于道德礼义。

若有能贯通天地人道而使万民归往之“王者”，其政教亦必渐进而不可急于求成，循序渐进，稳步而行，亦须三十载而后可使天下至于居仁由义，自夷狄而成就华夏。保其品德而治国，百年而使人别于禽兽；修其德而至于圣，三载而见成效；有圣德而居王位，三十载可大成。

【5】为政者，所重在德，而非在于位。无论居于王之位、君之位、臣之位，或是庶人，但能“正其身”，则必有“正人”之用；若不能“正其身”，则其位愈尊贵，其危害必愈广愈大。是故，必正己身，而后可以为政；若其身不正，必不能为政。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必现于言行。言行者，事也。身正而言行正，然后可谓之“政事”，若身不正，言行不正，可谓之“事”，而不可谓之“政事”。知道合义，知时知位，方可谓之“正”；若天子僭天、国君僭天子、大夫僭国君，人无礼义，则非“正”。

若闻人之正言，虽未必定然可以兴邦，然而，若所闻言乃是“为君难，为臣不易”，君主能听而从之，从而践行，或可因此而兴邦；闻人之言不正，固然未必可以丧邦，然而，若所闻之言乃是“为君则当自乐，莫教他人有违于我”，听从而行之，则或因此而丧邦。

君主闻人之言，不可不辨；君子之所言，亦不可不正。或许一言之正，则使人能正；或许一言之邪，而使人误入歧途。为政者，其效必由近及远；近者能悦，然后远者欲来；倘若舍近求远，则背道而驰；若灯不照近而照远，岂非背道而驰？

为政之事，不在迟速，而在于合时；固然不可拖延推迟，亦不可操之过急，夏播春谷、寅吃卯粮，皆非合时。为政之利，不在大小，而在于合义；损人利己或损己利人，远交近攻或远攻近交，皆非合义。惟有合时合义，而后政事可成。

【6】为政之道，须上合天理，下合人情；上达天心，下不违民意。譬如父子之所以成为父子，由天而定，非人之所能选择或更改，是故父子之情出乎天性；由此天性所发之心，既发而不染、不偏、不移，则谓之“直”；制法者、执法者，不可违此天性。

倘若制法者、执法者不顾天性，而使子女为其父母有罪而作证，则令子女违背其天性与真情，而服从其人所定之法律，故不可谓之“直”。父子相隐，是发乎天性亲情之心，制法者须先思之而存乎法中，执法者则依次法而行之。劝说亲人自首，不违“父子相隐”之义。

仁本乎人性，发为善心，显于善行。为政者如何显于善行？必践于言行。平时居家则须恭敬，处事待物则须谨慎，对待他人则须忠恕。在天下有道之时，如此或许并非难事；若在天下无道之时，仍旧不弃其恭敬忠恕，方能使其政免于不正。

纵然不在为政之位，而但有行事之责者，其言行亦不可不正，否则，不足以为士矣。士之行事，己之所行必知羞耻，不正不义则必不行之；若是奉命出使于四方，不违道义，不失人格，不损国威，不辱使命。能如此，方能足以谓之“士”。

若非身在为政之位者，“士”之言行亦不可苟且。在宗族之中，确有孝行则能为宗族所称道；在乡党之中，确有德行而谦逊则能为乡党所称道。纵然并非“士”，而只是“庶人”，若能有言必守信，所行求必得其果，勤恳而坚定，虽是“小人”，亦有可取之处焉。

若身居为政之位，而唯命是从以行其职责，不知诚意正心，无仁义之志，则只是如斗如筲之小器而已，固然可以行事，而不足以为政。不欲正己者，岂能正人？心无家国天下，只知自身、自家之私利，且无所坚守，则非惟不可谓之“士”，乃至不如“小人”矣。

【7】能兼天理与人情而得“中道”以行道者，固然可以与之共行，然而，如此之贤者终究难得。若不能得之，宁与狂狷者共行，而不可与患得患失之小人共行。狂者进取而敢为所当为，狷者有所不为而能有所坚守，小人则患得患失而不能共行道义。

欲为巫觋或从医者，若无恒心毅力亦必不能成；有学习圣贤君子之道而甘心于躬行者，若无恒心毅力岂能成“士君子”也？“士君子”之所重，在于“德”，缺德固然不可，有德而遇事则失其德，终究因此而蒙羞。为政以德，而不赖于数术占卜，尤不可赖于计谋。

物之不同，自然且当然也；人之不同，亦是如此。“士君子”之待人，绝不存“党同伐异”之心，惟是非善恶之不同不可不辨，不可苟且，然而，对待邪恶者亦心平气和而解之。若因意见、观念、利害、情趣不同，则不能和睦和谐，则是小人而已。

“士君子”之言行，惟守道义而已，不求乡人尽皆喜好，亦不惧乡人尽皆厌恶。然而，倘若乡人尽皆喜好，则或不能坚守道义矣；倘若乡人尽皆厌恶，则或其善行无实且臭名昭著而妇孺皆知矣。是故，“士君子”之言行，惟义所在。

【8】君子必“忠以持己”而“恕以待人”。因能“恕以待人”，且“知人善任”，是故从君子而行事则不难；因能“忠以持己”，是故若有意欲取悦于君子而不合道义者必所不能。小人则反之，习于责备、归罪他人，而宽恕、文饰自己，不守道义而党同伐异。

君子坚守道义而有成德，故能于得失、毁誉、成败、利害皆能泰然处之；因坚守道义且以为修德乃是本分内之事，故能不骄不傲。小人则不然，往往骄傲而不能泰然。纵然未能成德，必基于刚健、恒毅、柔韧、慎言，亦可谓近于仁；基于此而修德，方能趋近于仁。

士之言行，自内而外，由近及远。自内而外，则言行必发乎心而恳切，思虑于心而显于言行，乐之于心而形于容颜。由近及远，则兄弟之间则怡然于心而呈现于容颜，朋友之间则或因诤谏箴规而不必始终有怡然之容颜，纵然因此而不合则非朋友矣。

若是不加修养，但能保守其先天善性者，且居国君之位，如此教民七年，或可以使民从军而行征伐之事。因其能保守先天之善性，故不忍其民之受损受伤；因其能良心良知而教其民，故或可从戎。若不教其民，不习其武，则使其民从事于攻战，此是弃其民于死地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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