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讲座稿201《宪问》015（2019.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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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6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音哨）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1】此上一章，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是两者皆为春秋时期之霸主，此乃两者之所同；其所不同者，晋文公为达霸道之事功已不择手段，而齐桓公尚存人世间最基本之“公正心”。是故，两者可谓“五十步”与“百步”而已。
此章与下章，皆论齐桓公之宰相管仲。诸侯国中，宰相预谋其政令，君主定之，而后由宰相督行之。是故，宰相虽不能定国之政令，而谋划之在前，督行之在后，宰相之德行，于其君主，于其邦国，皆为至关重要者。此章论管仲之“仁不仁”下章论其“死不死”。
仁或不仁，须由其发心而言，然而，有发心不失于仁而其言行未达于仁者，有发心不仁而其言行有貌似于仁者。且“仁”有端，有绪，有成，有通。“恻隐之心”，是其端也；“仁者爱人”，是其绪也；“仁者人也”，是其成了，“尽善格天”，是其通也。
如管仲者，其发心或在于不失“恻隐之心”，是有其端而已，故而不可谓之“不仁”；既不失“恻隐之心”，则有“爱人”之事功，但其所爱有限，未能“泛爱众”，更未能至于通达之博爱，故而亦不可谓之“仁”。德行如此，故而有“王道”而不行，竟沦于“霸道”。
齐桓公能不失“公正之心”，而未至于“中正”，更未至于“大中至正”；管仲能不失“恻隐之心”，而未至于“仁爱”，更未至于“博爱”。如此君相，皆因其德行所限，是虽有而不充之故也。如孟子所言：“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有四端而不充之，固然胜于失其四端者，然而终究不足以“保四海”。譬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其“喻于利”者，并非内心无义之端“羞恶之心”，若能不失此端，未必有邪恶之行，然而，若不充之，则难免利欲熏心而渐趋于邪恶。可见“充”之为要也。
【2】明儒张岱先生《四书遇》曰：“‘未仁乎’，以心术言；‘如其仁’，以事功言。”子路之问，由“事功”以论仁，而未及“心术”；夫子之言，亦由“事功”以言仁，但兼顾“心术”。若“心术”尚“未仁”，其“事功”或有“似仁而非仁”者。
子路所言之事，实情如何？齐桓公未即国君之位时，即“公子小白”，齐襄公与“公子纠”皆为其兄。齐襄公无道，公子小白之师傅为鲍叔牙，预知齐国将有叛乱，而与公子小白出奔于莒国；齐僖公之子即齐襄公，齐僖公之宠侄名为“公孙无知”，与人弑其君齐襄公。
齐襄公被弑，“公孙无知”自立为君。公子小白已在莒国矣，公子纠从其谋士管仲与召忽之意，出奔于鲁国，鲁国是其母之国。公孙无知被人所杀，而鲁庄公伐齐，欲送公子纠归齐即位；公子小白已从莒返齐，且即位而成为“齐桓公”矣。
鲁与齐战而鲁败。鲍叔牙致信于鲁君，请鲁君杀公子纠，因齐桓公不便杀兄；且请鲁君送管仲与召忽返齐而使桓公治其罪。鲁君杀公子纠，虽是鲍叔牙之言，实则亦是齐桓公之意，故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不受辱而自杀，管仲愿被俘而为囚。
召忽为其主公子纠自杀而不受辱，而管仲似乎宁愿受辱而不为主而死，非惟如此，鲍叔牙举荐管仲为桓公之宰相，管仲受之而不以为耻，是故子路曰“召忽死之，管仲不死”。盖子路以为，召忽与公子纠为君臣而为君主而死，管仲不死而易主事仇，可谓未仁也。
何谓“未仁”？见其君主之被杀而未能为之死，是不爱其君主，是犹如以刃伤己之“恻隐之心”也，故朱子谓之“忍心”；非惟不因其君主而死，且受鲍叔牙举荐而事杀其君主之桓公，是有害于君臣之理，故朱子谓之“害理”；如此则未可谓之“仁”也。
【3】子路以为管仲“未仁”者，由“仁之端”而言则未必，于“仁之绪”而言则近之，于“仁之成”及“仁之通”而言则诚然。由此以为管仲既失“仁之端”，亦失“仁之绪”，则不可。何也？公子纠被杀而管仲无法阻止，召忽自杀而非管仲杀之，仁者殉道不殉人也。
夫子由事功而言，谓管仲辅佐桓公而成“九合诸侯”之事，虽借“天子”之名、“仁义”之名，然而，终究能使天下不至于战乱，而庶民得以不受战乱之苦难，若无“恻隐之心”则未必有如此之行，故不可谓之已失“恻隐之心”也。
管仲使“桓公九合诸侯”而“不以兵车”，可谓不仅凭借其武力与诈谋，亦不可谓之“忍心害理”而无“爱人之心”，但谓之“知道”、“仁爱”却不然也。是故，其“心术”虽不足以谓之“仁”，而其“事功”却“其利泽及人，则有仁之功”也。
夫子再言“如其仁”，一者谓其“心术”之未失“仁之端”，是可谓夫子“深许之”也；一者谓其“事功”有“仁者”之功效，则非“深许其仁”，而是“实与文不与”，因其时“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公羊传》僖公十四年语），管仲之事功亦可谓有可取之处也。
五霸固然是三王之罪人，但于“上无天子，下无方伯”之时，则又不可悉皆否决之；一人之德行未足以为“仁”，而能不失“恻隐之心”而尽心尽力以成其事功，固然有所不及，乃至有所偏狭，亦不可求全责备而忽略其可取之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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