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学说完全体现在《论语》之中吗？

《论语》是孔子的一部分弟子以及再传弟子所编订的孔子的一部分言行，因此，其中所记载的内容，是孔子的部分弟子所接受、理解、整理的，虽然它本身自成体系，却不能说是孔子学说的体系，代表孔子学说体系的是“六经”。它的地位得以大幅度提高，是从宋朝开始的，从汉朝开始，虽然《论语》也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更重视的还是“六经”。从宋朝开始，它与《大学》、《中庸》、《孟子》合在一起而被称为“四书”，也被列入到了《十三经》之中，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四书”是“六经”的阶梯，“六经”才能代表孔子学说体系和中国文化的最高水平。《论语》中包含着孔子学说的最主要的部分，但并非孔子学说的全部，因此，我们说，《论语》是学习孔子学说的重要典籍，却不能把孔子学说限定在《论语》的范围之中。

孔子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说话吗？

只要我们自己去翻开“四书”、“六经”读一读，我们就可以知道，其中完全体现了“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原则。孔子编订的“六经”是孔子之前的圣贤们的修身、治国之道和事迹，因此，孔子是一个“传道者”，是“天之木铎”，传道的目的是让当时以及后世的执政者把天下治理好，最终使国泰民安；孔子站在“道”的高度来称道前代圣王贤哲，告诫当时以及后世的执政者，贬低那些不能仁民爱物的任何阶层的人。孔子在周游列国的时候，从来没有对当时的执政者违背原则地阿谀奉承，始终坚持“名正言顺”，而且有意地在“滔滔之世”中推行仁义道德，救民于水火。因为孔子站在“道”的高度看问题，所以，孔子学说对有道者加以赞美，号召后世执政者效法；对无道者加以贬斥，希望后世执政者引以为戒。所以，孔子不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说话，而是站在“统治阶级”之上来做“帝王之师”，是超越具体的现实政权来“传道”。

孔子是要恢复周礼吗？

周朝前后延续了700余年之久，一个朝代能跨越如此长久的时间，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周朝能够如此，与周文王的仁义之道和周公制礼作乐有密切关系，因此，周礼相对于其他朝代来说是比较完善的，所以，孔子非常重视周礼。但是，孔子所提倡的是“礼”，而不仅仅是“周礼”，他把周礼之中可以通行于天下的“达礼”编辑在一起，而形成了《仪礼》，而不是直接照抄周礼的全部内容；而且孔子说过，如果没有“仁”作为前提，那么，礼和乐就都只是外在的形式，所以，孔子更重视的是符合“道”的“仁”，“礼”反而在其次。在孔子学说中，主张“通三统”，也就是要综合前三代的文化成果而加以损益变通。《仪礼》已经是经过了损益变通之后的“礼”了，所以，我们不能说孔子就是要“恢复周礼”，更不能说孔子是主张复古倒退。

孔子所重视的只是道德教化吗？

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孔子重视德，老子重视道，韩非子重视法，实际上，这是把问题简单化了。孔子学说修身方面的“内圣”之学，和治国方面的“外王”之学，当然，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从“内圣”方面来说，强调的是个人的道德修养，这种道德修养永远不可能通过强制性力量来实现，而必须是自觉自律的，是对君子的褒扬；从“外王”方面来说，强调的是建立在个人道德修养基础之上的政治制度，政治制度是要求外在制约的，是对奸邪的控制。《礼记·乐记》中说得非常清楚：治国必须把“礼（秩序）”、“乐（和谐）”、“政（行政）”、“刑（刑罚）”四个方面结合起来。在这四个方面中，“礼”和“乐”是用于道德教化的，是“内圣”之学的方式，也是“外王”之学的前提；“政”和“刑”是用于制约或制裁不受道德教化者的，是“内圣”之学的保障，也是“外王”之学所需要的硬性方式。但是，因为人们把“乐”的“和谐”精神（无为无不为）划给了老子，把“礼”的“秩序”原则（守本分、尽责任）划给了孔子，把“政”和“刑”（行政手段和刑罚手段）划给了韩非子，于是，就有了所谓“外儒内法”、“儒道互补”之类的说法，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对孔子学说极为不利的印象：好象孔子学说本来就不全面、不系统，必须要靠老子学说和韩非子学说来补充、改造。有了这种印象之后，孔子学说想要立稳脚跟就很难了。

（责任编辑：黄晓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