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历史中走来，我们也会走入历史之中。因为我们从历史中走来，所以，我们的身心一直有着历史的遗传；因为我们也会走入历史之中，所以，我们的言行也会影响到历史。我们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自我的尊重，因此，文化塑造着历史，文化和历史都在塑造着我们，同时，我们又在塑造着今后的历史。所不同的，只是程度不同。

首先，放弃利用历史的做法，还历史的千古是非。

华夏既成的历史，不能任由我们随意利用，也就是说，不能为了达到我们一时的目的，而去给历史中的人和事随意拔高或贬低，否则，混乱的将是华夏道德、千古是非。史官的精神是“秉笔直书”、不谄不阿，即使国家最高执政者也不能自己观看史官的历史记录，由此可见，史书的重要性。唐朝的杜正伦说：“君举必书，言存左史。……陛下若一言乖于道理，则千载累于圣德，非止当今损于百姓，愿陛下慎之。”请看禇遂良与唐太宗的一段对答：“太宗问曰：‘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得观见否？朕欲见此注记者，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毕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耶？’遂良曰：‘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黄门侍郎刘洎进曰：‘人君有过失，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吴兢《贞观政要·慎言语第二十二》、《文史第二十八》）。

华夏历史，首在求正，次在求真。从史书的作用来看，一是使当时之人知戒惧，慎言行；二是垂示后人何谓善恶忠奸，供后人借鉴。因此，史官、史书有千古成败之道，也是千古是非之记，贯穿于其中的就是一个正道。一旦不顾这个正道，而对千古史书随意褒贬，所乱的必然是千古是非，所失去的必然是千古正道。然而，百余年来，我们的历史却正是随意褒贬，把千古圣贤贬低，把千古的贼盗树为英雄，于是，使今之学者、官员、百姓，虽然知道历史上有其人，有其事，却常常是非颠倒，以至于为桀纣、赵高、秦桧“鸣冤”，诬辱尧舜文武，指斥至圣先贤，武穆、文山也被肆意褒贬。各级贪官污吏搜刮民脂民膏而中饱私囊，不怕遗臭万年；众多文人学者淆乱是非而求名求利，不怕罪恶滔天！究其原因何在？就在于教材所教，就在于上行下效！

其次，放弃进化论的评判标准，回归华夏历史的道德评判标准。

《春秋经传》（包括《春秋（麟经）》和《公羊传》）中的“据乱世”、“升平世”、“大同世”都是从道德评判而言的，它不是史书，但是，却是华夏史书的总指导原则。《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有此两句，便不用再多说。《资治通鉴》这个书名，就足以说明华夏历史是要以史为鉴而达到天下大治，同样是从道德来评判的。虽然说，历史只不过是“一治一乱”，但是，通过借鉴历史，便可以减少“乱”而增加“治”的比例。

恢复“三皇”、“五帝”、“三王”、“五伯”的历史地位，不要再依据西方的“实证主义”方式来把华夏民族的历史虚无化。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的历史像华夏历史这样久远而且还在继续，所以，那种实证主义的做法适合于那些历史短的民族，却不适合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我们凭什么只相信地下出土的那些零星的考古文物，却不相信历代相传了几千年的说法？我们可以只管自己相信我们的历史，何必非要等到别的民族也相信之后我们才相信自己的历史？

把道德文化的历史记载放在第一位，把物质文明降到第二位。用“封建制时代”取代“奴隶社会”，用“郡县制时代”取代“封建社会”。用“治乱兴衰交替”的线索取代“历史的进化”，用“四时更替”的“演化论”取代“弱肉强食”的“进化论”。把活生生的人与事升到第一位，把制度、经济降到第二位。当然，在以此为主的情况下，其他各种形式的华夏历史都可以存在，而且应该也存在，比如可以有专门的制度史、经济史等等。总之，就是按照华夏文化来看待华夏历史，而不是用西方或从西方而来的那些东西用来套改、评判华夏。

（编辑：王乔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