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这里首先涉及到的是对“礼”的认识：礼是违背人性的吗？在儒学经典中，《礼记·乐记》中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因此，“礼”是根据一个人的德与位所形成的本分与职责的不同，是要求每个位置之上的人各敬其业，这是使一个团体和国家，乃至天下，能够有条不紊的关键所在，所以，《乐记》中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在孔子学说的“礼乐政刑”之中，“礼乐”两方面都属于道德层面上的，它不是强制性的接受，而是靠人们的自觉遵守和公众舆论的监督，当自觉遵守和舆论监督无效的时候，才会动用“政刑”的手段予以制裁。孔子在提倡“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时候，不是强制人们接受，因为孔子既不是君王，也不是官长，孔子只是站在仁者的立场，告诉人们，怎样才能使社会和谐稳定，从而使人们更能保障自己的安居乐业的正常生活。我们不会只要“法”而不要“礼”，等到人们犯法的时候就用法律加以制裁吧？孟子说，那叫做设置罗网陷阱让百姓上当，不是仁者所为。当一个社会不知道什么该看、该听、该说、该动的时候，不知道什么不该看、不该听、不该说、不该动的时候，也就必然是社会混乱腐败的时候，可是，我们现在常见的是，该看的不看，不该看的偏看；该听的不听，不该听的偏听；该说的不说，不该说的乱说；该动的不动，不该动的也动。我们现在不正是需要复兴“礼”的时候吗？当“礼”复兴起来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国家民族和平安定的“和谐社会”到来的时候。

2、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大家对此句常有的误解是，好象孔子在此是在贬低小人、否定利。事实果然如此吗？我们来看看，什么叫“义”？什么叫“利”？朱子说：“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朱子所说的“天理”，相当于孔子所说的“天道”，《礼记·乐记》中记载，孔子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没有私心的好恶，便是无私，便合乎天道、天理，我们总不能说我喜欢的就说是对的、不喜欢的就是错的吗？“天理之所宜”告诉我们的是，一个君子，不管是自己喜欢不喜欢，只要是符合道义的时候，符合仁义的事情，就要去做，而且要做到最好，不符合的，即使自己喜欢也不能做。什么叫“君子”？什么叫“小人”？程子说：“君子之于义，犹小人之于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笃好。”杨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义者，以利言之，则人之所欲无甚于生，所恶无甚于死，孰有舍生而取义哉？其所喻者义而已，不知利之为利故也，小人反是。”由此可知，能不为利所动，能够见利而先思义，便是君子；见利而忘义，抛弃人生原则，便是小人。那么，请问，谁喜欢与这样的小人一起做事交朋友呢？贬低这样的小人，而提倡人们学习着去做个君子，不是要害人害社会，而正是要有益于人有益于社会。那么，孔子是不是否定“利”呢？《易传》中说“利者，义之和也。”只要我们能尽职尽责地按照自强不息的精神去做事了，那么，利也就在其中了。最大的利是使我们活得心情舒畅、问心无愧，而不是富贵。富贵不是人们想求就必然能够得到的，也不是得到之后就永远能拥有的，因此，不必有意地去提倡追求“利”，却应该提倡做好此时此刻该做、能做的事。

3、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在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澄清。一是这里的君臣父子是四类人的象征性名词，而不是说君就是“封建皇帝”、臣就是“封建官僚”、父就是“封建家长”、子就是“孝子贤孙”。从古到今、从中到外，只要是处在国家最高地位上的那个人就是“君”，拥有治理国家的权力而处于君王之下的人就是“臣”，所有家庭中已经有了子女的父母都是“父”，还有父母在世的子女都是“子”。不要认为现在、外国就没有“君臣父子”，何时何地都有。二是这里所讲的是四种人的责任与义务，而这种责任与义务又是落实在个人修养上的，绝不是说“君”就要专制，“臣”就要服从，“父”就要威严，“子”就要孝顺。无论是谁处在君王的位置上，都要按照君王的原则去做，君王什么原则？就是要效法天地之道，仁民爱物，要把民众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国家社稷放在第二位，把自己放在第三位。无论是谁处在臣子的位置上，都要尽职尽责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根据道义来为君王做事，为民众做事，为国家做事，君王有错误必须根据道义加以劝谏，君王的命令是正确的就必须根据道义去执行好，以真诚和端正之心来对待天下、民众、国家、君王。父母要尽父母的职责，仁慈而又对子女负责；子女要尽子女的职责，孝敬而又真诚。由此，我们可以说，儒学恰恰教导的就是要人们做好自己的事，敬自己的业，守自己的位，尽自己的本分，而且这种教导所要求的是个人的自我修养，而不是先去责备别人。我们难道有谁会主张君、臣、父、子应该不尽职责和义务吗？对孔子此说持有疑义的朋友可以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为什么非要把我们几千年来所尊敬的圣人言辞往坏处去理解呢？要是真的那么理解，那么，真可以说是“以小人之心度圣人之腹”了。

（编辑：王乔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