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人们都把孔子之学当做纯儒家的学说，讲到先秦诸子，第一位就是孔子，亦即把他看作是诸子中的一员，这种看法有待于商榷。众所周知，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最主要的功绩之一就是整理六经，但《汉书·艺文志》把孔子列于《诸子略》外，单独撰成《六艺略》来说六经，并在《诸子略》中谈到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既称“宗师仲尼”，则孔子非仅仅是儒家可知。《韩非子·显学》中列出了当时的所谓显学，即儒、墨、道、法四家。那么，孔子学说与此四家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从孔子与儒家的关系来看，孔子固然是儒家的开创者，孔子也把自己当作“儒”，但我们必须注意到，孔子所说的“儒”与其前已有的“儒”和后世所说的“儒家”不完全相同，虽然说开创者的思想主张代表学派，但任何学派的开创者的学说都不可能等同于学派成员的学说。周予同先生说：“从儒到孔子，到儒家，再到儒教，是一条发展线索。”（《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87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第二版。）这就把孔子之前的儒、孔子的学说、儒家、儒教都区别了开来。其区别最主要表现在，孔子主张的是“君子儒”，孔子之前的儒是“小人儒”；孔子学说是融六经为一体的，虽以仁义道德为核心，但又重视礼乐刑政之统一，也就是说，既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又要“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论语·为政》）作为孔子学说继承者的儒家人物，却是偏重道德仁义，轻视刑政的，他们所接受的不是孔子学说的全部内容，而是侧重其中的某个或某几个方面；孔子学说是站在“士”的立场说话，而儒教是站在帝王的立场发言。所以，孔子学说不能等同于儒家的学说。
《艺文志》的作者把孔子放在了高出于诸子的地位上，从而将孔子与诸子区别开了。班固一方面肯定儒家“于道为最高”，却又说“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因此导致“五经乖析，儒学浸衰”。可见，是把六经所体现的学说看作代表孔子思想的，而“五经乖析”之后，则不能代表孔子的思想。他又说：“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将“六艺”与“九家”分开来说，则是以六艺为孔子，而把继承孔子学说某些方面而不够全面的儒家列入诸子九家之中。所谓“儒家八派”虽然自称是真孔子，实际上已经相去甚远。子思得“中庸”之旨而不能融会六经，子夏能通讲六经而境界不够阔大，孟子继承孔学而专讲王道仁政，荀子虽得礼乐刑政之全而转为性恶之说，皆不同于孔子。
因此，我们可以说，孔子是儒家的创始者不必怀疑，但是，自孔子之后，孔子所创的儒家已经变成了“六经之支与流裔”的诸子中的一家，其境界已经偏狭多了。原因何在？因为孔子“因材施教”，能得其学之全体者不多；因为门人弟子资质不同，悟性参差，造成理解上的偏差；因为汉代“五经”分立学官，几乎无人精通六经全部，后世更是皓首穷经，得其一经即已难得；因为后世《论语》这部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所编写的只言片语的语录难以囊括孔子的全部学说。如此等等，使得人们对孔子产生了诸多的误解。
孔子的学说集了在他之前几千年的文化之大成。按照庞朴先生主编的《中国儒学史》所说，周公制礼作乐是集中召集了殷商遗民而完成的。孔子的祖先本来就是作为殷商遗民的宋国的贵族，他对于夏、商之礼非常熟悉，只是苦于文献不足而无法进行具体的考证而已；再者，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中说，在孔子之前和当时那个时代，就已经有人以六经教人，只不过所受教的都是贵族子弟，而孔子则把范围扩大到了平民阶层。这表明孔子学说是依照周公之礼而“述作”的（说是“述而不作”，实则述中有作），所以，孔子之学虽是由他个人发展起来的，实际上却是来源于官方之学的，是前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就先秦诸子来说，儒家与其他诸子有平行关系、交叉关系，还有矛盾关系。孔子与儒家的关系已见前述，那么与诸子的其他派别是什么关系呢？
我们再来看看孔子学说与道家的关系。有人说，儒道是对立的，儒家讲有为入世，道家讲讲无为出世，这种看法是肤浅的，甚至是相当错误的。实际上，孔子是非常推崇道家的，他不仅曾向老子问道，而且对道家的“无为而治”极为向往，他自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又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乾元用九，乃见天则”（《周易·文言传》）。这是针对《周易》乾卦“用九”爻辞“见群龙无首，吉”而发的，爻辞所表现的就是无为而治的境界，孔子对此爻的阐述足以表现他对无为而治的推崇。孔子向老子问礼时，老子说：“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二十五史》第一册，第2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12月第一版）如果此条记载可信，则可说老子亦以“仁人”自居。《老子》书中也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老子》第67章）“慈”与孔子所说的“仁”意相近，“不敢为天下先”与孔子所说的“谦”如出一辙。这不是说老子的学说来自孔子学说，而是说他们都是来自六经。再进一步说，孔子学说与道家学说的哲学基础都是来自《易》。夏德(Fredrich Hirth )说：“孔子哲学为应用性的道德哲学，而老子的哲学则是超越的。”（《国际汉学著作提要》第9页，李学勤主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6月第一版）虽然如此，孔子学说却绝非与老子对立，而是建立在与老子同样的哲学基础之上的。只是老子强调“抱阴守阳”，孔子则强调以阳明阴，至于阴阳互根、阴阳互转、阴柔阳刚，则是他们共同取自《易经》的。世人都说老子消极避世，与孔子的积极入世截然不同，可是通观《老子》一书，何尝不是大谈治国之道？只不过是老子崇尚的以道治国与孔子的以德治国的具体方法不同，况且孔子又是把以道治国作为治国的最高理想。所以，孔子学说决不是与道家之说相矛盾的。也有人说，中国文化是儒道互补的，正是因为有相同、相通的东西，他们才能互补相融，其相通之桥梁就是“诚”。孔子学说“仁义礼智信（诚、圣）”达到诚信（发自内心）的最高境界，就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论语·为政》），也就是老子所说的“无为无不为”那样的自然而然。
法家学说专重刑政兵，而轻视礼乐道德。法家崇尚法制，人人尽知，但是，当初管仲并不是只尚法制。熊十力说：“《管子》书，非管仲作，然必管氏之后学所作。管氏不纯为法家，实深于儒术。”（《读经示要》第73页，熊十力撰，[台]明文书局，1985年7月第一版）“法治，则从一人与他人或团体之关系上而为之法制约束，则以必从、使之惯习若自然。此乃自外制之者也。如穿牛鼻，络马颈，岂顺牛马之性哉？人以强力从而穿之络之而已。若夫道民以德者，则因人之自性所固有而导之，使其自知自觉者也。”（《读经示要》第75页）韩非子虽然专重法治，但是，也并非与孔子学说格格不入。《韩非子·五蠹》说：“且夫以法行刑，而君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胜其法，不听其泣，则仁之不可以为治亦明矣。”此可证明韩非子也并非完全否定仁，而且在谈到君王的统治之术时还要求君王要讲究权术而不至于使人认为不仁。这虽是法家之说，却未尝不可以说孔子也是如此，只是韩非子过于偏重法治和权术了。我们也必须看到，孔子学说既讲自觉又讲强制，刚柔兼济才行。孔子学说决不是轻视法治，只是在《论语》那种只言片语式的“语录”中，由于当时社会的君王、大臣太注重武力的征服而不修仁政才侧重记述了孔子讲究道德教化的言论。韩非子重视军事，作为一个思想家、政治家的孔子，绝不会对军事不重视。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自己虽不讲军事，但是，冉求能率师胜齐而军事知识来自孔子；从《论语·先进》中可以看到，子路能使国人在“加之以师旅”的情况下“有勇”，怎能说孔子不重视军事呢？孔子曾经“隳三都”，曾经在夹谷之会以礼岸景公（《二十五史》第一册，第226页）。可见，孔子对军事与政治的作用是相当重视的。据此我们可以说韩非子所主张的重视法与兵不违背孔子的学说，只是过分强调了这两个方面；荀子的“王霸并重，礼法兼施”更接近孔子思想。
墨家之说不讲推爱而倡兼爱。孔子学说注重选贤举能，注重天道自然，注重祭祀礼乐，注重见利思义，更注重仁民爱物，只不过是孔子主张的是先从对自我的认识出发，然后把这种从对自我的认识中所体认的感情推加到他人身上以至于万物，力求达到天地人的全方位的和谐，这就是所谓“推爱”，其理想的境界是人人推爱以至于万物，其所侧重的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墨家主张的是无差别的、无等级的“兼爱”，其所侧重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甚至为了满足于人而施之于己——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样看来，墨家与孔子之说无本质的不同，熊十力先生说：“墨家者流，自《春秋》《尚书》出。《墨子》尚贤、尚同、兼爱、兼利等思想，皆本于《春秋》太平世义，而推演之。其《天志》等篇，则本《尚书》。古代帝王虽不必有宗教思想，而教化民众，则不能不严敬天之礼，以引发其崇高无上之信仰。墨子有见于此，故崇天志。”（《读经示要》第329-330页）因此，也不能把墨家学说与孔子学说对立起来，其终极目标都是“爱人”。
总之，孔子集其前几千年文化之大成，不仅儒家在其笼罩之内，不仅先秦显学是其中某些方面的强化，而且先秦诸子莫不如此。战国以至秦汉之际，诸子渐趋融合，或以道家统别家，或以儒家统之，都可以看作是向孔子学说的一种“回归”，后来中国历史上的几次“托古改制”都是越过中间过程而直寻“真孔子”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孟子谓孔子集大成，盖深知学术源流者。即就《左传》而征，春秋时卿大夫士，无不深于儒学者，惟古籍散亡，罕克考耳。”（《读经示要》第52页）但是，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世弥以驰逐，故优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如此则“六经”支离破碎岂非必然！如今，我们要借鉴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弘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重建我们的文化新体系，就不应象只极力探求诸子之异，也要求其同。只有在求异的同时又求其同，才能看到中国文化多元结合、错综变化、一脉相承的发展脉络。
（责任编辑：郑忠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