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高更年轻时曾当过海员，1871年进了巴黎的一所交易所工作，收入丰厚，1873年与丹麦姑娘梅特•索菲•盖德结婚。高更的教父是一位油画收藏家，这引起了高更对油画的兴趣，并开始学画。由于极具艺术天赋，1876年，他所做的画《维洛弗来景致》初次入选沙龙展出。高更对绘画越来越入迷，1883年，他作出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既不再当业余的画家而是“每日都画”，于是他辞去了工作。这使得一家人失去了经济依托。梅特认为他是一个傻瓜，带着孩子移居丹麦的哥本哈根，再也没有回到高更身边。

高更决心为艺术牺牲一切。他对欧洲的文明渐渐表现出蔑视，他希望改变一下环境。像一只找不到归巢的鸟，他先后去了巴拿马、加勒比海东部的马提尼克，最后又到了塔希提。

在塔希提，高更创作出了大量作品。这些作品在当时并未被世人所识见。生活的困顿，损害了高更的健康。1903年5月8日，高更因麻风病死于阿图纳，他的死讯过了很久才传到欧洲。

毛姆1905年在巴黎接触到高更的作品时就决心以他的经历写一部长篇小说。1916年11月，毛姆动身前往塔希提，在咖啡馆和酒吧间里，了解到高更杂那里的生活，并以此为基础写下了《月亮与六便士》。

随后几年里，我知道了许多像思特里克兰德（高更）一样为了艺术而自觉 不自觉或迫不得已在家庭和艺术间作出艰难选择的艺术家；如在向日葵强烈的色彩和光芒中散发生命尊严的凡高；如一生都我行我素、念来即行念去不往的杜尚……我渐渐领悟到这样一种事实：拒绝归宿的流浪正是艺术家可歌可叹的生活方式。

艺术拒绝归宿，因为艺术永远是深邃厚重的，是开放流动的。它永远维系着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真正的艺术家已远远超越了其个体的生命存在，超出了物质诱惑与世俗的囿捆，他们使得肉体的有限生存状态附属于艺术的无限自由的创造。因此艺术家就成了艺术自由之旅上的流浪的精灵，在世俗之中慰藉着一个个艺术的皈依者。

这样说来，艺术家的生活中必然存在着许多不可调和的矛盾：一方面是普通人对于幸福、满足和安定生活的渴望；另一方面是残酷无情的对艺术的痴迷。于是，艺术家的生活即便不是悲剧性的，至少也是高度不幸的。这种不幸倒不应该说是天意，而往往是来自他们残破的家庭和个人生活方面的低能。过分燃烧自己的艺术热情，其结果也就是生命另一方面的相应枯竭。

世上本来就不存在完美和永恒，所以人类才把它们当成锲而不舍的追求。在月亮与便士之间，永远难以找到均衡的支点，人类的种种生存状态只是在这两点之间摇摆的不同表现。毛姆在不经意间又获得了穿越千古的深刻。

（责任编辑：华怀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