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2006年11月11-12日，我参加了在山东师范大学举行的山东省古典文学年会，此次年会的横幅上所写的是“齐鲁文化与文学研讨会”，听到各位专家学者的发言都开始重视儒学，看到提交的论文中有一半以上是关于儒学或者与儒学相关的，内心当然很高兴，但是，却又同时感觉到一些令人深深感叹的东西。对于好的方面，本人不再多说，专就所存在的问题在此说一说。

一、儒学是不是齐鲁文化？

首先，作为在山东工作或者山东籍的学者，按照“推己及人”原则，首先重视齐鲁文化，当然是应该的，但是，孔子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所以，我们应该以德为主，不要仅仅把视野局限在山东的范围之内。儒学所重视的是道德仁义，所关注的是人类的福祉，所以，山东的学者虽然身在山东，却要以道义自守，以推广道义为己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复兴儒学，不仅是齐鲁人的责任和义务，也是所有华夏民族成员的责任和义务，而且我们欢迎其他民族的人士也一起来复兴儒学，改变人类社会弱肉强食的局面，挽救人类沉溺于名利欲望之中的善良本性。

再者，儒学虽然确立于孔子所在的鲁国，虽然孔子和孟子都曾经到齐国去推行大道，但是，主要由孔子和孟子学说构成的儒学却不仅属于齐鲁，更属于全民族，乃至属于全人类。蒋庆先生说：“近人蒙文通氏昧于圣人文实心传，谓公羊齐学，聚萃百家而不纯，说襄公灭纪复九世仇是齐学袒齐明证。呜呼，是蒙氏不见《论语》中孔子称齐桓公正而不谲，许管仲相齐霸诸侯为仁。若依蒙氏，鲁学纯正，孟子嫡传，然孟子不道齐桓晋文，其如孔子被发左衽何？故知公羊有霸制王制之分，儒学无齐学鲁学之别”。（《公羊学引论》第393页）因此，我们不必在区别齐学鲁学之上下功夫，而应该注重孔子所说的“一以贯之”。

二、对儒学只应该采取重视的态度吗？

在研讨会上，虽然令人欣慰地看到了大家对儒学的重视，但是，令人感慨的方面也非常多。本人在会议讨论中说到，现在的我们缺乏的是信仰，得到了主持人杜贵晨老师和郑杰文老师的支持，得到了王兰老师等人的支持，但是，众多的学者认为，我们应该重视儒学，让儒学为我们的现实服务。这种“让儒学为现实服务”的想法，对于儒学以及华夏民族是弊大于利的，因为其中所隐含着的意思是，儒学是可以被我们改造利用的东西，是现实社会的实用性工具。我们应该知道，五四之所以会有那么多人批判儒学，其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清朝对儒学采取了利用的态度，最终使儒学变成了培养顺民和奴才的伪儒学，我们今天不能再蹈此覆辙。

在会议发言中，有位学者对《论语》中的“子不语怪力乱神”进行“重新解释”，提出应该重新对此断句：“子不语。怪力，乱神。”并说，《论语》以及“四书”之中，充满怪力乱神的内容。这位学者如此“重新解释”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儒学没有阻碍戏剧的发展”，目的虽然尚有可取之处，但是，这种为了证明什么观点而削儒学之足以适当今或个人之履的做法，对儒学的危害是极大的。可是，这样的做法在现实中却很常见。比如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重新断句”影响很大，与此属于同样性质的问题。

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主席袁世硕先生，已经76岁高龄，精神非常旺盛，在会议之上召开了一个《中国文学史》的简单的发行会。袁先生在发言中说，编写这部教材的目的，是为了改变当前文学史的现状，在内容和模式上进行一些改造。袁先生的想法非常可贵，但是，在粗略翻阅了一下会议赠送的教材之后，却发现，其中不仅没有重视“六经”的内容，而且对它的介绍和评价似乎还不如原有的文学史。在同时获赠的书，还有由山东大学王小舒先生主编的《新编中华传统文学》，这是一本用来取代《大学语文》的书，在书中，对儒学内容却介绍非常少，而且所做的解释仍然是当前流行的做法——重视情感、审美，而不注重道义。当然，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尤其是当编写教材都是集体行为的时候，不过，我们却不能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华夏的文学史，应该尊重自己的“文学”观念，而不应该用从西方舶来的“文学”观念来介绍和评判。（所谓华夏和西方的“文学”观念，请参看附文，此附文本来是准备提交给大会的，但是因为本人觉得写得实在不大满意，所以未提交。）

华夏文学理应遵循“文以载道”、“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原则来介绍和评判，理应遵循以道德礼乐为“文”的原则。从华夏文化的“文学”观念来看，无论是思想内容上还是表现形式上，“六经”都是华夏文学的最高峰，而不是把唐诗、宋词、明清小说作为华夏文学的顶峰。这就需要把“六经”恢复到“经”的地位上来学习、研究，而不能只是“重视”。

三、对儒学能随便按照自己的需要解说吗？

如果是根据我们的需要来解经，那么，经也就不再是经，而与一般的书籍等同起来了。假如我们先自己认可了自己的说法与做法是正确的，然后到经典中去找证据来加以证明，多少还可以肯定一点；如果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与做法正确，到经典中去找证据的时候却发现与我们的目的不一致，就不顾历代的解释而擅自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解说，那就把经典当成为我所用的工具了。这种做法的后果是，动摇经典的地位，使经典成为被利用的东西。

比如，五四以来，我们把从西方引进的“民主”思想作为理想，于是，我们就大批特批传统文化，把儒学歪曲成“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帮凶”，这种做法当然是政治上的歪曲。但是，有些对儒学仍有感情的学者，出于“好意”，试图想说明儒学也是“民主”的，所以，就把《论语》中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重新断句，从而改成了“民可，使由之；民不可，使知之”，或者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解释，虽然容易得到一部分人的认可，却在不知不觉中使孔子成了“民主人士”，使经典变成了为时代所用的的工具！

经典是用来指导现实，发现现实的不足与错误的，而不是用来为现实服务的工具，更不是现实政治的附庸。经典是超越于具体时代之上的指导性原则，而不是某个时代可以随意更改的器物。蒋庆先生在“王道政治”的设想中，把符合天道而超越神圣的道义放在第一位，把符合地道的历史文化传统放在第二位，把符合人道的民心民意放在第三位。当三者完全统一的时候，是最理想的政治。没有道义作为第一位，只有历史文化的合法性或民心民意的合法性，都会出现偏颇。经典所告诉我们的就是道义，失去了这一点，人类就很容易走向投机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不可不慎。

四、是否需要把儒学精神贯彻到教学与研究中去？

本次会议上，有几位老师提出来儒学和文学向百姓普及的问题，这同样令人高兴。但是，本人在讨论发言中说，不怕得罪各位学者，现在的学术界，几乎所有的儒学研究者都在走古文经学的路子，这条路是只顾研究经典，或者对儒学进行所谓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改造，不敢把儒学的道义放在国家政治之上来看问题，却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把国家政策放在儒学道义之上来看问题，这是对民族和百姓不利的，同时，对于政府和执政党也不利，所以，我们应该尽力改变这种心态和做法。我们可以说，当前，能够坚持今文经学路线的，只有民间儒者，以蒋庆先生为代表，其他的研究儒学的学者，即使是研究《公羊传》，所走的路子也是古文经学的路子。当前最流行的儒学以及文学研究方式，是为了写某部专著或某篇论文，然后到经典或文学作品、文学理论著作中“找资料”，然后，加上一点“创新”，完成专著或论文，而不是先通读经典著作或作品再撰写专著或论文，这种做法的危害是非常大的，所成就的是个人的名利，所损害的是经典原著。

蒋庆先生说：“今文以宗教道德立论，故得孔子之圣心真传；古文以政治关系立论，故为俗儒之功利思想。”（《公羊学引论》，第384页）为什么今文经学的道路在汉朝之后逐渐走得人很少了呢？关键问题在于，文人士子大多不敢把道义放在世俗政治之上来指导和评判，执政者也不愿意在自己的权力之上再有个道义来束缚自己。可是，这种情况如果不改变，孔子的“真传”恐怕我们永远无法得到，儒学仍然可能会演变成为培养顺民和奴才的工具，尤其是可能会使华夏民族再次遭受灾难！

(责任编辑:薄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