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学”字的所谓繁简问题：
这个“学”字，作为所谓的“简化字”，就无法讲解它的“文化内涵”了，因为上边的那半部分实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有了它，这个“学”字就成了必须依赖“规定”才能明白的“符号”，而不再是“象”的表达方式了。
所谓的“繁体字”，“学”字写作“學”，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组合的“象”来理解它的“文化内涵”了。所以，汉字不能随便“简化”，汉字也不是所谓的“符号”，更不仅仅是所谓的“表情达意的工具”。
其实，称之为“简化字”、“繁体字”，这个名称本身就是当初为了达到“反传统”的目的而有意的扰乱视听。因为这个名称就是在有意误导我们，让我们认为传承了两千年的汉字写法就是“繁琐”而“烦人”的，只有现在“简化”了才“简单”而“容易”。
我们的汉字，从产生到“简化”之前，不是越来越“简化”的过程，而是越来越“规范”的过程，我们造舆论说汉字是“逐渐简化”，这又是在误导。
从时间上来说，它不仅仅属于我们这个时代，它还属于我们的祖先，也属于我们的子孙万代；从空间上来说，它不仅仅属于中国大陆，他还属于中国台湾，也属于共同使用和使用过汉字的国家。因此，我们无权随意改造。
2.从“學”字谈“学什么”：
“學”字怎么讲呢？这个字的上半部分由左右手、四支算筹构成，下半部分是一个“子”字，中间部分则是一个高台子。
一个人用两手摆弄四支算筹干什么？须知，算筹是用来上算天、下算地、中间算人事的用具，是从卜筮（补是）所用的蓍（师）草而演变来的。还要知道，伏羲氏创八卦、作《连山》，周文王和周公作《周易》，孔子删订整理《易经》，绝不会就是用来算卦算命。
《易经》是用乾坤体现天地之道，善学之人可以由天地之道学成人道，还可以由天地之道上达大道。因此，学《易经》是为了学道，具体来说，是效法天地之道，学成人道，从而达成大道。
可是，《道德经》里面说“道可道，非常道”，也就是说“道”是我们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只要说出来就不是“道”本身了。《周易》里面也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也就是说，任何书也不可能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任何文字也无法把心意完全表达出来。
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周易》说得好：“圣人立象以尽意”。这也就是说，我们的圣人采取了用“象”来表达心意的方式，这种方式不像“概念定义”那样把“词语”和“事物”之间的关系确定位“一一对应”关系。
这种表达方式，可谓最玄妙的、最好的表达方式，资质比较一般的人，可以“教一知一”；资质比较好的人，则可以“举一反三”，甚至可以“以象尽意”。关键在于是否懂得要领。
我们还是回到“學”字上来。它的上面的部分，意味着一个人手拿算筹来做事。如果只知做事，而不知道事理、物理，那么，做事也难以做得很好。能明白事理，进而能明白道理，然后才能做到更好。
所以，我们的学习，不仅是要学习做具体的事情，至少要学习事理和物理，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不器”；如果能从事理和物理，进而能够明白道理，则可谓“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做法。
3.从“學”字谈“怎么学”：
“學”字的下半部分那个“子”字，意味着什么呢？要知道，“子”字在甲骨文或篆字里面，是一个头脑空空、两臂不见手、两腿未能站立的小孩子形象。
这个“小孩子”当然未必是真的小孩子，其实是与年龄大小无关的。如果一个人在心里把自己凌驾于别人之上，那根本就不能算是“学”，那不是把自己当“学生”，而是把自己当“老师”了，还怎么可能“学习”呢？
头脑空空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一个人在学习的时候，心中存有成见，就好比隔着一块铁板给花草树木浇水，那水就根本不可能浇到花草树木。这才叫做“虚心学习”。
为什么前面说的是“头脑”，后面却改成了“心”呢？这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心想”还是“脑想”的问题。中国人习惯的传统说法是“心想”，但是，近百余年来，我们却又接受了“脑想”的说法。
“心想”是从“本（源头）”上说的，“脑想”是从“末（结果）”上说的。现在，我们常听到的说法是，“想”是因为大脑的某个神经末梢充血而产生的，所以说是“脑想”；可是，某个神经末梢充血的时候，那些血来自心脏，而且是心脏的作用才充到那个神经末梢，所以说是“心想”。
“學”字的中间部分，可以体现在现实之中的讲台，更重要的则是学习的人内心要有那个“讲台”，也就是说，学生要坐在下面谦虚地看、谦虚地学习。
在课堂上，老师和学生之间不存在“交流”的关系，学生可以有礼貌地举手向老师请教，然后老师回答。如果用“交流”这个词语，意味着内心没有对老师的敬意。师不尊，则道不尊；道不尊，则师不尊。这就是《礼记·学记》之中所说的“师道尊严”。
一个人既然已经生为“人”了，也就应该学习着如何“做人”，不能像鸟兽虫鱼一样活一辈子；还不能“站立”起来的时候，要学习如何“站立”；“站立”得还不正的时候，要先学习“立正”。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
一个自身“站立”不住的人，一个自身不能“立正”的人，无法担当责任，因此，也不应该让他去担当责任，否则，无异于“揠苗助长”。
一个人既然生而为人了，就不应让自己学习鸟兽虫鱼那样生活，就不应教给他像鸟兽虫鱼那样生活，而是要学习着“人”应该怎么生活。“学者，效也。”就是要“见贤思齐焉”。
有“∣”，然后可以到“人”；有“人”，然后可以到“大”；有“大”，然后可以到“天”；通“天”，然后可以达“一”。
4.成人之学，首在“志于学”：
我们生成了“人”，就意味着要学习着自己如何使自身成为一个区别于禽兽的人，成为一个修德向善的君子，成为一个符合道义标准的完善的人。这是一个“立志”的问题，是一个“起点”到“志向”的“过程”问题。
从“立志”来说，颇耐人寻味的是，有“志于学”、“志于仁”、“志于道”的不同。有什么耐人寻味的呢？
一个人连学什么、怎么学都不知道，别的就什么也谈不到了。学什么？既然是“人”，当然是要学怎样才叫做“人”以及如何“做人”。
一个人从他出生的时候，就已经由上天赋予了他要完成的使命，从此开始，直到“寿终正寝”之前，两点之间只有一条最正最直的道路。
我们要“学”的，就是这条最正最直的道路是什么，以及怎么遵循这条道路走下去。这是“人”自觉区别于鸟兽虫鱼，而成为“人”的第一步。怎么才能学到呢？既然是生活在“人间”，当然是要向“人”学习。
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在我们的身边，一定会有一言一行之善，都可以学习过来；一定有一些不善的言行，都可以提醒我们自己避免有同样的言行。
我们常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固然，老者未必思想言行就一定符合正道，但是，一方面年轻人尊重老者、孝敬父母，本来就是应该的品德，另一方面仔细认真地聆听老者、长者的话，本来也是谦逊的美德。
目无尊长的年轻人，不知谦逊的年轻人，即使有成功之事，但是，人品有问题，不守礼义，那么，他的成功好好比是无本之木、失源之水。
我们常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跟随能够“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学习，虽然说现实社会之中的老师未必是得道之人，但是，跟随品学兼优、德高望重的老师学习，会减少许多错误，远远胜过自己盲目摸索。
“做人”的正道和标准，“人类社会”的正道和标准，在经典之中，具体来说，是在“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之中，在“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之中。
自从经典确立之后，无论任何朝代，衡量一切的标准就在经典之中，中国在百年之前，任何君主都不敢放弃经典中的标准，不敢把自己的政令凌驾于经典之上，至少不敢明目张胆地这么做。
最近的百余年，因为全面、长久而且激烈的“反传统”，导致绝大多数国人对经典不认可，即使是现在“爱好中国传统文化”或“爱好国学”的朋友，也极少把经典当做衡量一切是非的标准的。
百余年的“反传统”造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大家对经典的不完全信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没读经典就说信不信，都不可取；没有读懂，谈不到信不信；如果读懂了还不信，那说明两种情况，一是没有真正读懂，二是别有用心。
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一开始就带着怀疑、排斥、批判的心态去读经，从私心、私利去读经，那将永远不会读懂。因此，虽然开始读经的时候不一定信，但是，却不能不从良心出发去读经，不能不排除成见，不能没有诚心和敬意。
5.大人之学，“志于仁”、“志于道”：
我们前面说到过，“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因此，“志于仁”需要从“恻隐之心”的扩充和完善开始。
并不是有了“人”之形，有了“人”之心，就知道如何“做人”了。能自觉地认识到自己的“人之心”才行。这个“人之心”是什么？是“善心”，认识到之后就叫做“明德”。
因此，《三字经》从“人之初，性本善”开始，这是“做人之学”；《大学》从“明明德”开始，这是“大人之学”。
“明明德”，是“人”走上“君子”、“大人”之路的开始，要走上“君子”、“大人”之路，就要“志于仁”，这比“志于学”更上了一层楼。曾子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立志于仁，从何处做起呢？《论语》中记载有子的话说：“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善待父母为孝，“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孝道的扩展；善待兄弟为悌，“自卑而尊人”是礼义的体现。由此而进一步做到“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
介于“成人”与“大人”之间，有一种人叫做“君子”，孟子称之为“大丈夫”。何谓“大丈夫”？大家都熟悉其中的后半部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从遇到外在诱惑或威胁的时候，“大丈夫”应有的表现。
其前半部分是：“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这是“大丈夫”的内在德行修养，是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根基。
这里所说的“广居”、“正位”、“大道”是什么呢？朱子解释说：“广居，仁也。正位，礼也。大道，义也。”也就是说，“大丈夫”要存心于仁，要时刻守礼，要时时行其义。
那么，怎么才叫做“大人”呢？用《周易》的话来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很明显，只有“志于道”，才能达到“大人”的境界。
6.《大学》在儒学中的地位：
朱子说过，“大学”本来的读音是“太学”。“太学”是什么意思呢？是朝廷的教学之地。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当朝廷教学所教的是圣贤君子之道的时候，“太学”与“官学”可谓一致；当朝廷所教的只是维护官方私利之学的时候，“太学”就成了“官学”了。
孔子和孟子之所以“私人讲学”，正是因为“太学”已经成了“官学”，对“道德礼仪”的解释已经违背正道或基本上违背正道了。孔子和孟子讲学，不是“讲私学”，而正是要讲“太学”所要讲的“圣贤君子”之学。
《大学》本来是《礼记》之中的一篇。《礼记》是汉朝朝廷所设立的“礼经博世”在传《仪礼》的时候记录下来的一篇。为了与“太学”相区别，这里的“大学”之中的“大”不再读作“太”。
《大学》是儒门四圣（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之中的宗圣曾子所传，其中的第一章是孔子所传，后面的部分则是曾子所述。
需要注意的是，这是“曾子所述”而不是“作”，孔子也是“述而不作”。这也就是说，《大学》所传的，不是孔子或曾子“创作”出来的。这个问题很重要，那就是孔子、孟子、曾子都是要传“圣贤君子之道”，我们在此也就是要学习“圣贤君子之道”，而不是要自己创立出一套“学说”。
我们所要行的“道”，关键在于是否“正”，而不在于是否“新奇”，更不在于是谁所“创”。不同的人，因为各方面的不同情况，所做的理解自然会有不同。有意地“求不同”，跟有意“求同”而“结果不同”，两者之间是截然不同的。
《大学》是什么书呢？程子说过：“《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重点在于“初学入德之门”这几个字，其中所说的是“初学”，是“入德之门”。
在“四书”之中，传儒学的“心法”的是《中庸》，而传“为学次第”的是《大学》。因为《大学》所传的是“为学次第”，所以是学习“圣贤君子之道”的“初学者”要掌握的次序和原则，假如绕过《大学》，那么，很可能造成盲目或混乱。
因为是“入德之门”，所以《大学》所传的就是从“入门”到“正道”，从“入门”到“方向”。总结为一个词，那就是“大学之道”；总结为一句话，那就是“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