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群友，晚上好！从今天起，“求是达明企业家总群”停止《诗经》和《大学》讲座，如果还有哪个群想要停止，请管理员来信说明即可，不接受单个群友的要求。

我们已经用两次的讲座时间，讲了“人之其所亲爱而辟（僻）焉，之其所贱恶（物）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傲）惰而辟焉。”

第一次是根据《礼记正义》所做的理解，第二次是根据《四书章句集注》所做的理解，两者之间应该如何看待呢？我感觉还有些意犹未尽，所以继续讲几句。

【8】正义之说外及内，集注之说内主外。心能仁正是内修，言行合礼同内外。

《正义》的说法，是告诉我们就近取譬、修正自身”；《集注》的说法，是告诉我们待人以正、避免偏颇。怎么对待两种说法的不同呢？

不要忘记此段的开头那句话，即“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这句话提醒我们，这是在“齐家”的前提之下说“修身”。

我们现在读经，把“家”理解为“家庭”、“家族”不是不可以，但是，须知经典之中的“家”，本来是指“大夫封地内的所有人”。

大夫之家，人数众多，不仅有远近亲疏、长幼尊卑之别，而且有美丑智愚、正邪善恶之异。身为大夫了，不是修身就从此停止了。

因为“意诚心正”了，是“修身”的根基“正固”了，可谓“修齐治平”之“本”，然而，“意诚心正”了，并非意味着待人处事的一切言行举止都完善了。

修养成为士君子，然后可以做大夫。大夫如何“齐家”？首先在于以身作则，继续修养。孔子“学而不厌”，荀子说“学不可以已”，今人说“活到老，学到老。”

大夫自身能学，其家人未必能学；大夫自身不学，其家人更难以学。大夫如果整天喜欢看戏、读小说，其家人很难去读经典、正史、诸子之书；

大夫如果整天沉迷酒色，喜欢赌博、游戏，如何能使其家人向善？如何能使其家人务正业？古人说过：“上行下效”，“上有所好，下必倍之”。

大夫自身修养的继续提高，需要继续“就近取譬，修正自身”，也就是说，在“家”中遇到所“亲爱”、“贱恶”、“畏敬”、“哀矜”、“敖惰”之人的时候，齐贤自省。

大夫“齐家”，还需要待人以正、避免偏颇。人有远近亲疏、长幼尊卑之别，有美丑智愚、正邪善恶之异，大夫如何待之？

大夫之心不可失其仁，不可失其正，但是，大夫之言行不可失其礼，不可失其义。不失其仁正，是“乐（悦）”的原则；不失其礼义，是“礼”的原则。

不失“乐”的原则，则和谐；不失“礼”的原则，则有序。因此，《礼记·乐记》说：“礼乐不可斯须去身。”

家人有各种各样、形形色色，如果大夫因此而失其仁心、正心，也就意味着有了偏心、僻心。心有偏僻，则言行必然失其礼义。

心能仁正，然后言行能不失其礼义，因此，礼义之本在于仁正。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心能仁正，而且言行完全合乎礼义，然后能内外一致、心身一体。由此来说，《正义》之说，在于由外在人事而修养内心；《集注》之说，在于要内心不被外在人事而生偏颇。

如果不从“大夫封地内的所有人”来说，而是从“家庭、家族之人”来说，身为族长、家长，应在其家人家事中修养其仁正之心，应在其家人家事中不偏离礼义。

“大夫”之名，今已不用；“大夫之家”，今已不存。然而，从“职位之实”来说，今之官员，大体相当于“大夫”之位，今日官员管辖范围之内的众人，略似“大夫之家”。

《大学》开头就说过了“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我们现在无论是官员还是庶人，都不可忽视这“修身”之本。

【9】人逢一叶来障目，泰山在前不能见。世人多陷于偏僻，因此使人千古叹。

《大学》经文接着说：“故好（浩）而知其恶（饿），恶（物）而知其美者，天下鲜（显）矣！”这里的“故”字，来自上文。

所谓“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意思是说，喜好某人某事却又能知晓其丑恶、邪恶之处，厌恶某人某事却又能知晓其美善之处，这样的人很少。

这个“故”字来自什么“原因”呢？因为人有远近亲疏、长幼尊卑之别，有美丑智愚、正邪善恶之异，甚至任何两个人在一起，都必然会有不同。

有这种差异和不同，是事实，也是必然。在此情况下，常常会产生“忿懥（志）”、“恐惧”、“好乐（浩勒）”、“忧患”之情，因此而“不得其正”。

心不正的体现，就在于被外在人事所左右。遇到自己所喜好的人和事，则陷入喜好之中，再也看不到其丑恶乃至邪恶之处，这是一种迷茫；

或者遇到自己所厌恶的人和事，则陷入厌恶之中，再也看不到其美好、善良之处，这也是一种迷茫。这两种迷茫，都是迷陷于其一，而不见其全。

古往今来，从中到外，曾经跟我们一样生活过的人，跟我们同时生活着的人，可谓不可胜数，自己想一想，我们是不是也是如此“都是迷陷于其一，而不见其全”呢？

已经成为历史的那些悲剧，那些不足，已经无法挽回，我们不必再去说。可是，已经成为历史的往圣先贤、仁人志士，确实我们永远尊敬、学习的人。

因为有那些往圣先贤、仁人志士，我们的历史才减少了一些悲剧而多了一些和平安宁，减少了一些不足而多了一些幸福欢乐。

《盐铁论·散不足》中说，孔子读史书而浩叹，叹息什么？感伤正德被废弃，感叹君臣关系的混乱。正德被废则人间无道，君臣混乱则百姓不安。

“天下鲜矣”的感叹，同样也是浩叹。生而为人，却不修身；说要修身，却不就近取譬，却不避免偏颇；想要国泰民安，却不尊圣任贤，如此如此，只能令人世代浩叹下去。

我们生在此时此地，如果不从“无欲”、“无僻”上去“修身”，则浑浑噩噩度一生，身不修、家不齐，必然“于家于国无望”。

不是说“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就算是“身修”了，更不能说算是“家齐”了，而是“身修家齐”之所必需。

这里所说的“修身”，与“八条目”之中的“修身”有所不同。这里所说的“修身”，侧重的是“修之于言、行、动而已”（王夫之先生语）。

王夫之先生在《读四书大全说》里说：“修身在于去辟（僻），无所辟（僻）而后身修。”意味着，其心既正，而且待人处事之时的言行亦正而无偏僻，然后可谓“身修”。

当我们待人处事之时的言行亦正而无偏僻的时候，也就是“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的时候。那么，如何做到“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呢？

【10】一己好恶非标准，强制规定不可行；纵然镜明与衡平，不如以礼作准绳。

王夫之先生说：“假令好而欲知其恶，恶而欲知其美，其起念已矫揉不诚。强制其情而挟以为讥察，乃欲如吴季子所云镜明衡平者，亦万不可得之数。”

这里，先生说了三种情况。这三种情况都不是“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的正道。这三种情况如下。

第一，从自身所喜好的去推究什么是丑恶、邪恶的，或者从自身所厌恶的去推究什么是美善的，这是把一己之好恶当做天下之好恶，当然不可。

第二，以外在既定的标准，强迫自己的情感受此标准的制约，并以此标准去看待、评论天下之人、天下之事。这是把“人情”和“天理”对立的做法。

第三，像“镜明衡平”那样去分辨好恶、美恶。镜子再明，只能照物清楚，而不能辨别是非善恶，因此，人心不仅仅是镜子；

度量衡之“平”，在于两端之物重量相等而已，但是，两人或两事相同，未必能分辨是非善恶。因此，“将心比心”也非善法。

以上三者都不是正道，那么，“无僻”的正道何在呢？王夫之先生告诉我们：“欲得不辟，须有一天成之矩，为之范围，为之防闲，则礼是已。”

意思是说，要想做到言行无所偏僻，必须有一个天然自成的规矩，以此而知如何是应该的，如何是不应该的。应该的，便在“范围”之内；不应该的，便要关于门外。

这个规矩是什么呢？是礼。礼为什么是“天成之矩”呢？因为经典所载、圣人所订的华夏之礼，是贯通天理和人情的，不是认为编创的。

因为礼是“天成”的，所以，不是“把一己之好恶当做天下之好恶”，不是“把人情和天理对立的做法”；既不是仅仅凭借自心如明镜，也不是仅仅凭借比较而求其同。

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曾教诲颜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可是，礼是什么呢？礼在哪里呢？

这个问题，不是我们现在一时之间能说清楚的，如果简单来说，礼是人之所以为人、人在什么情况下该说什么该怎么说，以及该做什么该怎么做的规范。

由此可知，礼对于人以及人类社会之重要。一个社会，到了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男不男、女不女、人不人、鬼不鬼的地步，是无礼之极。

所以，我们应该“发乎情，止乎礼义”，我们应该“知书达礼”，避免以私情、私心、私利为标准而造成的是非善恶评判混乱和颠倒。

【11】言传身教须知礼，合礼言行则无僻。心僻情僻言行僻，其家永远难以齐。

“齐其家在修其身”这句话中，“修身”是“齐家”的方式和过程，“齐家”之“功”则在于“言传身教”。

自身能“无僻”，然后能“知好恶（物）”、“知美恶（饿）”。如果自身随人随事而有偏僻之言行，则必然凭借自身之“好恶”去判别“美恶”。

进而以自身之“好恶”所判别出来的“美恶”，必然也会有偏失、错谬。如果以此去对“家人”去说话 做事，则意味着所“言”之“传”、“身”之所“教”有僻。

王夫之先生说：“才有所辟【僻】，言必过言，行必过行，动必过动。抑言必过言，行必过行，动必过动，而后为用情之辟【僻】。辟者偏也，非邪也。”

意思是说，只要我们的的心有所偏颇，就必然在言行举止上出现过错；当这种偏颇表现于言行上的时候，便属于“用情之偏颇”了。

我们的“心”本来不偏颇，只是因为遇到了所“亲爱”、“贱恶”、“畏敬”、“哀矜”、“敖惰”的人或事，才产生了偏颇，所以，当此之时，就需要“以礼节情”。

当我们能“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被情所左右而出现偏颇；当我们能“知书达礼”的时候，才能言行“无僻”。

从“学礼”到“达礼”的过程，可以说是“克己复礼”的过程。一个人既然已经生成为人，就已经有了他的“时”与“位”；

“学礼”，就是使我们知晓自己所在的“时”与“位”，知晓自己应该在这个“时”与“位”担当什么责任、怎么担当起这个责任；

“达礼”，则是说我们能够做到，我们后天的言行，无不合乎先天给我们的“时”与“位”。如果我们“固执己见”，则永远不可能“复归于礼”。

我们一生中所在的“时”与“位”，不是一个固定的点，而是在纷繁复杂的、无比巨大的网络之中一个移动的点；

这个点的移动，如果有一点偏颇或错误，都会扰乱周围所有的一切，所不同的只是扰乱的程度大小而已。因此，我们怎敢不“谨言慎行”？

王夫之先生说：“如其无辟【僻】，则于身取则，而自有以洞知人之美恶。知其如此者之为不孝、不弟【悌】、不慈，则严戒之得矣。知其如此之为能孝、能弟【悌】、能慈，则奖掖之得矣。”

意思是说，当我们内心无僻、言行无僻的时候，则自然能言行合乎礼，然后孝不孝、悌不悌、慈不慈，自然分明不爽；

如此之言，如此之行，便是在“言传身教”，便是“以身作则”。至于“教”能不能“化”，则不全在于己。因为“化”需要“受教者”的“自化”；

“自化”，可以说是自我的修养完善，而且是自觉的修养完善，是本心本性的回归，犹如“返朴归真”、“复其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