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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诗》云：“节（杰）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沾）。”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僻】则为天下僇【戮】矣。

【1】南山截然立人间，犹如三公位赫然。三公意志坚若岩，德高望重民可安。

在说完“絜矩之道”以后，《大学》又接连三次引用《诗经》中的诗句，来具体说明“絜矩之道”如何施行。第二次引用的是：

“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这是《诗经·小雅·节南山》中的一段。《毛诗序》说：“《节南山》，家父（府）刺幽王也。”

“家父（府）”不是“自称其父（赋）”，而是一位周大夫的“字”。《大学》引用此诗，不再是为了“刺幽王”，而是说庶民所共同敬仰的人之品行。

所谓“节彼南山，维石岩岩”，《毛诗诂训传》说：“兴（星）也。节，高峻貌。岩岩，积石貌。”《毛诗郑笺》说：“兴者，喻三公之位，人所尊严。”

“节彼南山”的意思，就是那南山截然陡立，高高耸立；“维石岩岩”的意思是那岩石层层叠叠，坚贞挺拔。

所谓“兴”，按照《毛诗正义》之说，是“勉励而使之振兴”，即对应该赞美的人和事，不直接用赞美的方式歌功颂德，以免有阿谀逢迎之嫌疑。

既然说“节彼南山，维石岩岩”是“兴”，也就意味着是从正面来说赞美的话。赞美谁？不是赞美“三公”，而是赞美“三公之位”。

“三公”是什么职位？时代不同，具体的名称有所不同。周朝所指的是太师、太傅、太保三者，其职责是“论道经邦，燮（谢）理阴阳。”（《书经·周官》）

《尚书正义》说：“师，天子所师法；傅，傅相（象）天子；保，保安天子於德义者，此惟三公之任。佐王论道，以经纬国事，和理阴阳。言有德乃堪之。”

由此可见，“三公”地位之重要，天子的德行和决策，国家的大政方针，国家重大事情的处理，人与天地的谐和，都依赖于“三公”。

正因为“三公”之位极为重要，所以，《书经·周官》中说：“官不必备，惟其人。”意思是说，“三公”不必限定人数，亦即可多可少，但只有一个条件：在位的必须有德。

按理来说，只有德高望重之人才能身居“三公”之位，所以，“三公”之位犹如高耸入云的南山，自下至上都是坚贞不渝的岩石。

从现实来说，在“三公”之位的人，固然有德高望重者，也难免有名不副实乃至奸诈邪恶者；如果身居“三公”之位却无其德，那么，“三公”就是形同虚设，乃至不如不设了。

山不高，就无山的作用；石不坚，就容易崩塌。“三公”之德不高，难免误导天子、国君；“三公”之心不坚，难免成为奸佞贪官。

“三公”之位如此，其实，国家之中哪个官位不是如此呢？级别虽有高低之分，却无不关系到国民之事，即使危害到了一个人，也同样是危害。

所以，上至国君，下至最卑微的官员，都要“以民心为己心”、“以己心通民心”，而且不敢不谨言慎行。

《周易》中说：“山泽通气。”无论山有多高，都会有水气上达，可以润泽草木、长养禽兽，乃至可以成为飞泉、瀑布、湖泊。

【2】周朝赫赫尹太师，贪暴祸国且殃民。三公不与民同心，政教永难安其民。

“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毛诗诂训传》说：“赫赫，显盛貌。师，大【太】师，周之三公也。尹，尹氏，为大【太】师。具，俱；瞻，视。”

由此可知，所谓“赫赫师尹”，意思是，身在周朝三公太师之位的尹氏，地位显赫，气势旺盛；所谓“民具尔瞻”，意思是，全民都在仰视着你。

《毛诗郑笺》说：“此言尹氏女【汝】居三公之位，天下之民俱视女【汝】之所为，皆忧心如火灼（浊】烂之矣，又畏女【汝】之威，不敢相戏而言语。”

由此可见，这位“尹太师”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是一个“贪暴”的“太师”，是一个身居显赫的高位，拿着国家优厚的俸禄，却在做着祸国殃民之事的“太师”。

《毛诗序》既然说这首诗是用来“刺幽王”的，可是，为什么第一章所“刺”的不是“周幽王”，却是“尹太师”呢？因为用奸不用贤，是周幽王用人失察之罪。

由此来说，《诗经》之中的“尹太师”恰恰是违背“絜矩之道”的人，只顾满足其私心，却不顾庶民之心，因此而成为祸国殃民之人。

《大学》引用《诗经》此段，不是为了“刺幽王”，也不是为了“刺师尹”，而是为了强调“师尹”作为“三公”的一个“类象”。

如果“三公”不“以民心为己心”、“以己心通民心”，那么，“论道”则会偏离正道，“经邦”则难免误国，纵然有意“燮理阴阳”也难免成为“扰乱阴阳”。

“三公”，不应该是抱怨、痛恨国君的，而是要用正道辅助国君、纠正国君之过失、弥补国君之缺漏的人；

“三公”，不应该是抱怨、痛恨臣民的，而是要用正道调节臣民、教化臣民而使之向善敬贤、保障臣民身心安宁的人。

为什么从“三公”来说呢？因为这里三次所引的《诗经》语句，第一次是泛指“君子”，实际上是指“士”、“大夫”，是立志于仁以及执行政令之人；

第二次是“三公”，所指的是参议国家政令、教化、法度的德高望重之人；第三次则是“天子”、“国君”，所指的是能够决定政令、教化、法度之人。

换句话来说，这三次引用，所涉及到的是立志于学习圣贤君子之道的人、应该落实圣贤君子之道的人、能够决定是否落实圣贤君子之道的人。

“三公”所献的计策、谋略，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所以，“民具尔瞻”并非仅仅说庶民都在观察着三公的言行举止，更是说庶民把希望寄托在三公身上。

“三公”有私心，难免贪污腐败、行贿受贿，甚至谄媚陷害，必然会使国、民受其害；“三公”“喻于利”，难民利诱国民、唯利是图、利令智昏，必然会使国、民失礼义。

固然，庶民能立志于学习圣贤君子之道，便可以成为君子。然而，成为君子，成为圣贤，目的不是为了得到“赫赫”的地位和气势，而是担当起“仁民”、“爱民”的责任。

可是，要“仁民”，要“爱民”，并非只要有这个志向就可以得，所学有所不正，所修有所不及，所思有所偏私，就难以做到“仁民”、“爱民”。

自古至今，身居天子、国君、三公、大夫之位的人，恐怕绝大多数都想要达到“天下平”、“国治”、“家齐”的，然而能达到者不多，归根结底，原因主要是“未能身修”。

“心正”而后能“身修”。唯有“心正”，才能知“人心之所同”；唯有“身修”，才能使个人之言行、国家之政教无不合于“民心”。

所以，《大学》不是“天子之学”，不是“国君之学”，不是“士大夫之学”，而是所有立志于学、立志于仁、立志于道的人应当学习的“圣贤君子之道”。

【3】志于仁者学大学，务与正心与正道。一旦偏离正道后，天下将失人之道。

宗圣曾子从所引的诗句中引申出来的道理是：“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僻】则为天下僇【戮】矣。”这是从“赫赫师尹”而来的。

因为这个“师尹”，已经不仅仅指历史上那个具体的“师尹”，而是“三公”的“类象”。“三公”可以像周公、召公、姜太公那样，也可能像王莽、曹操、严嵩那样。

“有国者”指谁？从世俗来说，是已在国君之位，或有可能要成为国君的人。从经典之义来说，除了以上的人，还包括“与国同体”的“三公”、致力于国治、天下平的君子。

如果“有国者”所指的仅仅是“国君”，那些不是国君，恐怕也不一定成为国君的“士君子”们，尤其是那些庶民，为何还要学习《大学》呢？

民心安，才能国安；人心正，才能天下平。如何使“民心安”、“人心正”？除了“民”、“人”自己学习、修养之外，还必须凭借教化和政令。

“国君”能“心正”、“身修”，才能尊贤任贤；“三公”能“心正”、“身修”，才能使教化、政令不违民心之好恶；士君子能“正心”、“修身”，才能“心正”、“身修”。

所谓“不可以不慎”，所“慎”的是什么？是唯恐自己发心不正，是唯恐自己的心被情感欲望所左右而失其正。

发心不正，是因为还有偏私。心有偏私，则不可能像“节彼南山”那样巍然高耸、超凡脱俗。可以说，德不高，则望不重。

心被左右而失其正，是因为修养不够，浩然之气不足。修养不够，则不可能像“维石岩岩”那样坚贞不渝，遇到诱惑与威胁难以守持得住。

所谓“辟”，是“僻”的本字，指的是“有国者”之心偏离了正心、“有国者”的政教偏离了正道。难道是“有国者”自己想要偏离正心、正道吗？不是。

或者是因为不知何为正心、正道，或者是因为不相信圣人、经典所说的是正心、正道，或者是自己凭借思考、取舍而“自定”何为正心、正道。

或者是因为有一己之私心，或者是因为有一群一党之私心，或者是因为有一国之私心，或者是因为有人类之私心，任何一种都可以偏离正心、正道。

一旦偏离了正心、正道，则“为天下僇【戮】”，这有两方面的意思。一个是国君自身被天下人所杀戮，国家被人所灭亡，即朱子所说“身弑国亡”。

另一个是国君的政教导致天下人之间，互相争夺，互相欺骗，互相坑害，互相杀戮，以至于天下变得不是人间，而成为禽兽世界。

可是，当今的“天下”，处处是“私心”，人间的各种学说、制度，几乎都是建立在“保护私利”、“满足私欲”的基础之上的学说、制度。

所以，如今的当务之急，是“节欲”、“正心”。“节欲”是治标之法，“正心”是治本之法。标本兼治，而且固本培元，然后能国泰民安、天下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