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群友，晚上好！前两次，我们学习的是《绿衣》的前两章，我们先复习一下前两章的原文：“绿兮衣兮，绿衣黄里。心之忧矣，曷维其已。绿兮衣兮，绿衣黄裳。心之忧矣，曷维其亡。”接下来，我们学习第三章。
五、第三章讲解：
原文：绿兮丝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笔）无訧（尤）兮。
1.关于“绿兮丝兮，女所治兮”：
【1】蚕丝之色为素白，何以如今变绿色？一件衣服千万丝，没有一丝是正色。
前两章的开头都是“绿兮衣兮”，到这里忽然变成了“绿兮丝兮”，依然先说“绿”，可是把“衣”改成了“丝”，这个字的改变有什么含义呢？
此句依然把“绿”放在前面，是因为绿色太扎眼。扎眼的原因，在于小妾身穿绿色礼服不符合礼制。突出了“绿”，也就是突出了小妾的悖礼行为。
这种悖礼行为，已经体现为身上所穿的礼服颜色上，而且已经从“绿衣黄里”公然改为“绿衣黄裳”了，如此下去，将来很可能成为“黄衣黄裳”。
在这一章里，没有说“黄裳”，却只突出了“绿”，应该是对悖礼行为寻根溯源。这就涉及到了丝线的颜色问题。
蚕丝本来是素色的，素色是不是一种色？当然是。这就好比说，每个人的本心就像蚕丝一样纯洁而善良，这位小妾的本心，本来也是如此纯洁而善良的。
可是，她的礼服却从素色变成了绿色，意味着她的上衣每条丝线都变成了绿色。为什么会变成绿色的？不是衣服自己变的，而是有人改变了它的颜色。
是谁改变了衣服的颜色？是小妾自己私自改变，而不是君主、夫人，也不是宫廷里制作衣服的人。这就涉及到了后宫礼服的制作和分发之礼。
【2】素丝经染后变色，染丝而后制衣裳。小妾衣成染变色，先后颠倒乱纲常。
礼服的颜色，应该先把蚕丝染色，织成丝绸，然后制作成礼服。后宫夫人以及媵妾们的礼服，当然是按照礼制染色、制作。
夫人以及媵妾所穿的礼服，是有专门人员制作的，非由每人自己制作，因此，她们的礼服颜色本来是按照礼制给予每个人。
每个人收到符合自己身份地位的衣裳之后，直接穿上就可以了。可是，那位小妾却不顾礼制，擅自把已经做好的礼服，私自染成了绿色或黄色，当然是她有意而为之。
这位小妾是自己喜欢绿色和黄色吗？不是她自己喜欢绿色，而是君主喜欢绿色，因此，身穿绿衣是为了诱惑君主。
她自己喜欢黄色，不是因为君主喜欢黄色。她为什么喜欢黄色？是因为黄衣黄裳是夫人所应该穿的礼服颜色。所以，她喜欢身穿黄裳，是要成为“夫人”。
为了诱惑君主，她擅自把上衣改染为绿色。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她擅自把上衣的里子改染为黄色了。怎么染？不把礼服拆开就无法染。
本来小妾的礼服应该是黑色上衣、素白里子，那素白里子改染成黄色很容易，要把黑色外表改染成绿色却不容易，甚至几乎不可能，然而她却把如此艰难的事情做成了事实。
小妾把已经做成的礼服再重新拆开、改染，这是先后顺序的颠倒，是对礼制的破坏；她诱惑君主，一心夺占夫人的权位，是对纲常的破坏。
君臣、父子、夫妻，叫做三纲。在欲望的趋势之下，小妾不仅不顾礼制，而且公然破坏礼制。通过诱惑国君的方式，满足自己的私欲，扰乱的是夫妻之纲。
仁义礼智信，叫做五常。身为小妾，却企图夺占夫人之位，诱惑国君，可谓不仁不义、无礼无智，失去诚信，这是失去五常之德。
小妾的如此作为，是因为本心被蒙蔽了。因为欲望作祟，然后才导致本心被蒙蔽。小妾私自把衣服染得变色，也正是欲望作祟的结果。
【3】宫廷制衣小妾改，败坏纲常罪非轻。行善行恶权在我，背弃礼义恶必生。
无论是“绿衣黄里”，还是“绿衣黄裳”，都是“女所治兮”。意思是说，造成“绿衣黄里”和“绿衣黄裳”的人，就是那位小妾。
“女所治兮”之中的“女”字，有两种读音，毛诗是读作“男女”之“女”，郑玄读作“汝”。读作“女”，解释的时候，比读作“汝”复杂一些。
读作“汝”，就是卫庄姜直斥小妾，简单清楚。从情感上来说，卫庄姜到了怨恨、愤怒的程度，有悖于《诗经》“怨而不怒”的原则，也不符合“夫人”应有的品德。
再者，如果把“女所治兮”直接解释为“那些违背礼制的衣服，就是你制作出来的”，那么，卫庄姜把矛头直指小妾，似乎卫庄公没有过错了。
这么一来，卫庄姜就像那些普通女子一样了。普通女子在遇到丈夫被其他女子诱惑的时候，活着丈夫勾引其他女子的时候，往往把矛头仅仅指向那位女子，而不去指责丈夫。
普通女子这样的做法，也无可指责，也可以理解，然而，《绿衣》作为《诗经》中的一篇，而且作为正面形象的“夫人”卫庄姜，岂能如此呢？
另外，这种解释也没有了后宫负责制作服装的女子，而只有小妾一人了；小妾拆开礼服、重新改染的过程也不见了。
读作“男女”之“女”的时候，既包含“妇女制衣”的礼制问题，也包含“小妾改衣”的悖礼问题。其中所针对的是礼制、礼义问题，而不仅仅是那位小妾。
卫庄姜所要指责，偏重的是“小妾违背礼义、败坏纲常”，而不是偏重于“违背礼义、败坏纲常的小妾”。因此，此诗以《绿衣》为题，而不以《小妾》为题。
违背礼制，固然是那位小妾之罪，然而，卫庄公的好色与纵容，却更是卫庄姜所忧心的。如果卫庄公德行高超，至少能够遵守礼义，那么，即使有妹喜、妲己，也不会被诱惑。
所以，卫庄公被诱惑，是因为自身修养不够，可是，这不是夫人所忍心公开明言的；小妾的本心也像蚕丝一样素白，背弃礼制，也是因为缺乏修养，才被欲望所左右。
只要我们不是在利益攸关、没有成见的情况下，恐怕谁都会知到诗中这位小妾的做法属于恶行，可是，一旦利益攸关，却很可能做出像这位小妾一样的行为。
在平时，我们一般都会知到卫庄公被色所诱属于昏庸，并为我们所不齿，可是，当我们自己面对情色诱惑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做出像卫庄公一样的行为呢？
我们平时，谁都会喜欢善，而痛恨恶；谁也想行善，而不想行恶。那么，怎么才能行善而不行恶呢？全在于我们自己是否注重修养。
修养越好，越能守得住礼义；修养不够，只要遇到更大的名利、地位、情色的诱惑或威胁，很难不做出背弃礼义之事，进而由此做出邪恶之事来。
2.关于“我思古人，俾无訧兮”：
【1】女子染丝而制衣，先后顺序不可易。礼制所遵是礼义，合义之礼不可拒。
所谓“我思古人，俾无訧兮”，其中的“我”是卫庄姜自指，“古人”是指往圣前贤；“俾”，音“比”，是“使”的意思；“訧”，音“尤”，是“过错”之意。
女子养蚕、染丝、制衣，不按规矩，弊大于利；如果故意违背规矩，危害无穷。比如，画圆测圆不用圆规，要画出标准的圆，也许只有本领非常高的人可以做到；
即使是这样本领非常高的人，在他没有练成如此本领的时候，在他年老眼花或双手不灵便的时候，都不能画出标准的圆，何况天下之人有几个这样的高手？
至于说，有人故意违背圆的标准，那么，他所画出来的那个东西还能叫做圆吗？本来不能叫做圆，却又要他人承认那是圆，就只能像秦朝的赵高那样指鹿为马了。
做礼服，不能颠倒了先后顺序；小妾把本来符合礼制的礼服再拆开，改变颜色，这就不仅仅是顺序颠倒的问题了。
《礼记·中庸》中说：“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
仅仅从制礼来说，有其位而无其德，所制的礼未必符合礼义；如果心中只有利益而没有道义，那么，制订出来的所谓“礼”又怎能符合“道义”呢？
如今有一部分学儒的学者，出于好意，出于弘扬儒学、爱国爱民之心，大力倡导“宪政”。如果的性修养没有达到通圣贤之心的程度，即使制订出了“宪法”，敢保证不违背“道义”吗？
如果有其德而无其位，即使是制订出符合“道义”的“礼”，有谁会遵从呢？再从倡导“宪政”来说，即使是真的有了圣贤之德，却不得其位，所制订出来的“宪法”又有何用？
符合“道义”的“礼制”，当然是符合“礼义”的。这样的“礼制”是应该遵守的，否则，便是违背“道义”，而祸国殃民。
如果无圣人之德，也就算不得圣王。圣王制礼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使天下之人、使天下千秋万世能减少过错，以至于没有过错。
“我思古人，俾无訧兮”，意味着卫庄姜认识到了往圣制礼的用意，而且意味着卫庄姜自觉自愿地遵循礼制。
一个无德的小妾，满怀私欲，凭借美色诱惑国君，想要达到夺占夫人之位的目的，这样的做法，不仅仅是为了礼制，更重要的是违背礼义、败坏礼义。
讲座暂停，休息五分钟。因为最近几天，我必须完成的事情太多，实在是时间不够，因此，今晚就不再做问答了，抱歉。如果大家有疑问，请记录下来，或者到我的QQ空间留言，忙过这几天之后，在下一定奉上参考性回答。
【2】有礼不在人议论，在于内心无所愧。貌似之礼不算礼，无诚不敬是虚伪。
现实是错综复杂的，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常见。同样道理，貌似是礼而实则非礼之事，貌似无礼而实则合礼之事，在现实之中是常有的。
孔子说：“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尽然是“尽礼”，为什么人们会认为是谄媚呢？因为人之行礼，在于所要行的是“礼之当然”，而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更不是事先存有任何名利目的。
孔子“以礼事君”而丝毫不违背礼，可是，因为当时礼崩乐坏，众人不知正礼，反而把一些不合礼义的“礼制”、“礼貌”当做“礼”，所以才会认为孔子是谄媚。
为什么孔子说“人以为谄”，却不说“小人以为谄”呢？如果把当时之人都叫做“小人”，意味着内心有不平之气，或者说“有愠”。孔子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是因为礼崩乐坏，所以导致了“人以为谄”。在此情况下，众人有什么可责怪的呢？孔子行礼，只是尽其诚心敬意而已，只是行“礼之当然”而已。这是仁心的自然体现。
孟子在一次丧礼上，见到了当时担任“右师”的简驩（欢），当时，众人都上去跟简驩“行礼”，唯独孟子不“行礼”，于是引起了简驩的不满。
孟子说：“按照礼制，在朝廷之上，不能离开自身之位而去跟人说话，不能跨越台阶去给人作揖。我所做的正是按照礼制而行，子敖（简驩的字）却认为我是怠慢无礼，难道不是令人惊异之事吗？”
孟子的话，绝不是仅仅向简驩做解释，更是为了说明自己只是按礼而行。在此，孟子没有把那些“行礼”之人称为“阿谀谄媚”，也没有标榜自己不“阿谀谄媚”。
因为众人常常“察理不精”，所以，在“礼”与“非礼”之间，在“义”与“非义”之间，常常分辨不清，这也怪不得众人。
圣贤君子不怪罪众人，这是“恕”的体现，亦即对他人不求全责备；但是，我们要学习圣贤君子之道，却不能不“忠”。
这里所谓的“忠”，是发乎诚心敬意，而且符合道义、礼义。“恕”是圣贤君子待人之道，而不是圣贤君子待己之方。
【3】非礼之礼不可行，非义之义不可做。欲学君子之道者，是非善恶须明确。
因为人间之事本来就错综复杂，所以，很多是非善恶是难以辨明的。正因如此，才需要圣贤君子来加以辨明。
“众人皆醉我独醒”，这是君子之所必需。当众人都“利令智昏”的时候，要使天下回归正道，所需要就是不为名利所醉的君子。
可是，“众人皆醉”却不自以为“醉”，不承认其“醉”，甚至做出来许多荒唐、疯狂之事，乃至邪恶之事，却不知到、不承认。
正因如此，自古以来，“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悲剧屡有发生。屈子灵均蒙冤，岳氏鹏举被害，韩子退之险些被杀，苏子东坡多次被贬，为什么他们到现在被人们所尊敬？
原因很简单，他们都能够“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人们期盼着出现于当世的贤者。可是，我们与其只是尊敬，只是期盼，不如让自己修养成为这样的人。
孟子曰：“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朱子解释说：“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则随事而顺理，因时而处宜，岂为是哉？”
所谓“非礼之礼、非义之义”，都是似是而非的礼义。我们来看董子《春秋繁露·五行相胜章》中所说的例子。
西周初期有个叫营荡的人，在担任齐国的司寇的时候，姜太公问他治国的主要原则，他说：“仁，就要爱人；义，就要尊老。”
姜太公问他：“怎样爱人？怎样尊老？”他说：“爱人，就是虽然有儿子，但是，父母却不要凭借儿子来赡养；尊老，就是如果妻子比丈夫年长，丈夫就要拜妻子。”
营荡所说的“父母不凭借儿子来赡养”，属于“似义而非义”；营荡所说的“妻子比丈夫年长，丈夫就拜妻子”，属于“似礼而非礼”，两者都是对道理一知半解，所察不精的说法。
据苏舆《春秋繁露注》的解说，其弊端如下。第一，父母不凭借子女的赡养，在营荡看来，这是对子女的体恤之情，
其弊端在于，使得子女不再孝敬赡养父母，父母也不再抚养子女，甚至会使教化和政令无法施行，而助长悖礼怠慢之风，使本来应当相亲的父子反而像路人一样，这样的所谓的“仁心”反而会导致“戾气”，是非常扰乱天下的说法。
第二，妻子比丈夫年长，丈夫就拜妻子，在营荡看来，这是以年长为尊，好像是符合“长幼有序”，其弊端在于，败坏了“夫为妻纲”，进而也随之而使“父为子纲”、“君为臣纲”被败坏。
另外，“长幼有序”是同辈之间的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晚辈对长辈之礼，两者不可混淆；夫妻虽然是同辈，但是，夫妻之间却不能用长幼来区分尊卑，毕竟尊者可敬、卑者可亲，所以，尊卑不可颠倒。
对此，当今之人，恐怕怀疑和反对者会很多，尤其是年轻人和结婚不久的夫妇，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百余年的风气影响是一时难以消除的。
再比如，“借交报仇”，也是似是而非的做法。所谓“借交报仇”，意思是说，不加区分地去帮助所交往的人去报仇。
《礼记·曲礼上》说：“父母存，不许友以死。”如果父母尚在，就去为朋友报仇，那就是把朋友看得比父母还重，相当于抛弃父母而不管，是不孝的行为。
另外，不分是非曲直，不顾是否符合道义，就去帮助朋友去报仇，似乎是很讲义气，而实际上，这也是“非义之义”。
《史记·货值传》中说：“有那种街巷之中的青年人，攻击掠夺而杀人越货，胁迫他人而作奸犯科，侵夺人食而制造假币，行侠仗义而兼并土地，
帮助朋友而报仇雪恨，劫掠钱财而躲藏逃避，违法乱纪而毫无禁忌，明知险境而趋之若鹜，这样的人实际上都是为了谋求财富用度而已。”
【4】庶民谋求名和利，君子从之乱国家。以仁待民君子事，媚俗媚民岂可嘉？
近百余年来，为了引进和宣传“民主”，所以，在舆论上大力宣传“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大力宣传“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可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在涉及到各方利益的事情上，由各方的人，或者各自选出代表，采用投票的方式，做出一个决定，这是可以的。不过，这只能是“利益制衡”的方式方法。
君臣在决策之前，以及决策实施之后，不仅应该“民为贵”，为庶民利益多加考虑，而且应该听一听庶民的想法、说法，这就是尧舜“问政于刍荛（除饶）”之意。所谓刍荛，是指打草砍柴的人。
可是，要决策大政方针，能采用让君子和小人同样投票的方式吗？“群众”的所见所闻，难道真的就靠得住吗？如果真能靠得住，那么，屈子恐怕就不会蒙冤了。
我们平时都非常推崇高屋建瓴、英雄俊杰、超凡出众、出类拔萃、鹤立鸡群、高瞻远瞩的人，仔细想一想是为什么？
别说“三个臭皮匠”，即使是一万个、一亿个臭皮匠，把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加在一起，能“顶一个诸葛亮”吗？
假如“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那么，刘玄德也就没必要“三顾茅庐”了；假如十三亿人乃至全世界的人加在一起能顶得上一个圣人的仁和智，那么，确实不需要尊敬圣人了。
荀子说：“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这个说法不对。“德”不是“积善”而来，而是从修身修心而来。田常和王莽所行的“善”很多，难道能“积”而成“德”吗？
孔子所传的大道，是“积累”、“综合”而出来的吗？不是。未达于道，未修及圣，无论如何“积累”、“综合”，都不是“圣人”。
打个比方来说，“和氏璧”是珍贵的，假如我们以极为高明的手段和技巧，“拼凑”出来一个比“和氏璧”更大的的宝玉，是不是比“和氏璧”更珍贵呢？
因此，陆象山先生说：“夫民，合而听之则神；离而听之则愚。故天下万世自有公论。”如果不能照顾到庶民的利益，当然不行；要充分照顾到庶民利益，不是凭借思虑和经验而来的，而是要凭借仁心的修养自然做出来。
圣贤君子，不是“以百姓之是非为是非”，而是“以道义之是非为是非”。为了迎合庶民和世俗而放弃道义，那就是媚俗、媚民的行为，当然是不可取。
君子的修养，在于“知众人之所不知”、“能众人之所不能”、“明众人之所不明”，只有如此，才能始终坚守道义，避免把天下百姓引入歧路、险途。
谁来做君子？“舍我其谁。”这是志向高远和敢于担当。然而，仅仅如此还不够，还必须有能够担当的德与能。如何具有这种德与能？修身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