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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学习《诗经·邶（辈）风·旄丘》，请先读诗序和正文：《旄丘》，责卫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卫，卫不能脩【修】方伯连率（帅）之职，黎之臣子以责于卫也。
第一章：旄（毛）丘之葛（格）兮，何诞（但）之节（洁）兮。叔兮伯（博）兮，何多日也。
第二章：何其处（楚）也，必有与（语）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第三章：狐裘蒙戎（盟容），匪【非】车不东。叔兮伯兮，靡（迷）所与同。
第四章：琐兮尾兮，流离之子。叔兮伯兮，褎（秀）如充耳。
一、题解与诗序讲解
【1】旄丘是旗形如帽，其前可见后不见。周公之教戒酒色，庄宣背弃国已乱。
前高后低的山丘，叫做“旄（毛）丘”。《尔雅·释丘》说：“前高旄丘，后高陵丘。”也就是说，前面高而后面低的山丘叫旄丘，后面高而前面低的山丘叫陵丘。
详细来说，“旄丘”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先从“旄”字来说。《说文解字》：“旄，幢（床）也。从{“旗”去掉“其”}（眼），从毛，毛亦声。”段玉裁先生说：“幢，童也。其貌童童也。”
这种“幢”，属于旗帜的一种，所以“从{“旗”去掉“其”}”。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旗帜呢？其形状如伞盖、如冠帽，有“牦牛尾”作为装饰。“旄丘”就是说“像旄一样的山丘”。
这种山丘，上面光秃秃，周围齐刷刷地下垂，从上面看不到下面的部分，从前面看不到后面的部分。所以用“童童”来解释。
“童童”又是什么意思呢？其上端圆平而且光秃秃的，因此有“光秃秃”之义；其下端则如下垂的幕布，而且层层叠叠的，犹如众多的柳树枝条，因此有“茂盛”之义。
此诗用“旄丘”为题，是要说明什么呢？根据《毛诗正义》之说，上一首《式微》和这一首《旄丘》，都关系到“黎侯被狄人所逐而寄宿于卫国”之事，我们就从此来说。
黎侯固然是道卫国避难，但是，一方面是想要在卫国的庇护，另一方面则是希望卫国帮助他赶走侵犯黎国的狄人，恢复故国。
既然是黎国之事，为什么却在《邶风》之中呢？因为这是卫国贤者闻知黎侯君臣之言，看到黎侯君臣之事，有感于卫国情况而作。
据《史记·卫康叔世家》，西周初年，周公以周成王之命平定“管蔡之乱”后，把作乱的武庚当初管辖的殷商余民分封给卫康叔。
卫康叔名叫封，是周武王的同母兄弟，是周公的侄子。周公担心卫康叔年轻，所以，曾经告诫卫康叔，让他一定要向殷商贤人君子询问殷商兴亡的原因，一定要爱民。
并且还告诉卫康叔说，正因为商纣纵酒、好色，所以才开始走向灭亡。周公的告诫见于《书经》之中的《康诰（告）》、《酒诰》、《梓材》三篇。
卫康叔做了卫国国君之后，遵从周公之教，庶民和睦喜悦。卫康叔长大之后，曾经担任周王的司寇，爵位是“侯”。后来，他的子孙世代世袭而称“伯”。
到了第七代，周夷王升其为侯爵。过了两代，卫武公称“公”，重修卫康叔之政，卫国又得以安定康乐。可是，从此以后，卫庄公失礼而好色，见《邶风·绿衣》。
卫庄公之后是卫桓公，然后，卫庄公之子州吁（欲）弑君篡位，而又借战争而危害国人。见《邶风》的《终风》和《击鼓》两篇。
州吁被杀，卫宣公即位之后，比卫庄公更加荒淫无道。见《邶风》的《雄雉（置）》和《匏（袍）有苦叶》两篇。
卫国自从卫康叔之后，国君从称为“伯”而升为“侯”，又从“侯”升为“公”，但其爵位却是“侯”。卫康叔之贤，可谓除了周公、召（邵）公之外，就要数（属）到他了。
因为，卫康叔所分封的卫国，也犹如周朝的旗帜之一。但是，从庄公开始，经桓公、州吁，到宣公，违背周公之教，卫国这面旗帜已经濒临倒下之境地了。
当初黎侯能来求卫国庇护和援助，当然是抱着很大希望而来的；可是，如今的卫国就好比“旄丘”一样，只能看到以往，而看不到未来的希望了。
卫庄公时，所造成的是朝廷之乱；州吁之时，所造成的是国家之乱；宣公之时，所造成的则是失信、失望于天下诸侯。
周公所教，在于以史为鉴、戒酒戒色、修德爱民，卫康叔遵之行之而民悦，子孙不违而保国，卫武公遵之而重振，卫庄、卫宣悖之而衰微。
【2】方伯连率各不同，皆有诸侯相救义。黎侯寄寓在卫国，卫伯不救失其义。
诗序：“《旄丘》，责卫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卫，卫不能脩【修】方伯连率（帅）之职，黎之臣子以责于卫也。”
在此，我们事先说明一下：《毛诗正义》对“方伯连率”的注解文字很多，很详细，我们这里只是尽量简单地说明一下，不把重点放在详细考辨上，而放在道理上。
为什么《旄丘》之旨是“责卫伯”呢？这需要先明白“责”字之义。有“责任”却不“担责任”，然后可以“责难”、“指责”、“问责”。所谓“责卫伯”，是因为“卫伯”本来“有责任”却“不担责任”。
为什么称之为“卫伯”，卫国国君就“有责任”了呢？因为“伯”就在“方伯连率”的范围之中。按规定，“方伯连率”就有保护诸侯的责任。
“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卫”，这个时候，卫国的在位之君是“卫宣公”，明明是“公爵”，为何称之为“卫伯”呢？因为卫宣公当时是“州伯”。这个“伯”，不仅仅是指爵位而言。
那么，“方伯连率”是怎么回事呢？按照《礼记·王制》之说，五个诸侯国叫做一个“属”，每个“属”都设有“属长”；十个诸侯国叫做一个“连”，每个“连”设有“连帅”，也可以叫做“连率”；
三十个诸侯国叫做一个“卒”，每个“卒”设有“卒正”；二百一十个诸侯国叫做一个“州”，每个“州”设有“州伯”。“属长”、“连率”、“卒正”、“州伯”，都是诸侯之中的“官长”。
《王制》的注解说：“凡长皆因贤侯为之。殷之州长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按照这个解说，首先，能作为“官长”的人，都是“贤侯”。卫康叔便是“贤侯”。
唯有“贤侯”能够担当得起“方伯连率”的责任，然而，身在“方伯连率”之位的人，却不一定都是“贤侯”。若在位者不是“贤侯”，也就不会担当起责任。
黎侯遇到失国之难，来到卫国来求得“卫伯”庇护、援助，然而，卫国国君却不担当其“方伯连率”的责任，难怪“黎之臣子以责于卫”。
卫宣公，身居“方伯连率”之位，当然失信、失望于天下诸侯，难道不是愧对天子、愧对祖先、愧对庶民、愧对百姓吗？
其次，朝代不同，则“官长”的名称不同，殷商的州长叫做“伯”，虞舜、夏禹、以及周朝的时候，都叫做“牧”。那么，“方伯连率”之中的“方伯”所指的是什么？
按照孔颖达先生《毛诗正义疏》之说，“周谓之牧，而云方伯者，以一州之中为长，故云方伯。若牧下二伯，不得云方伯也。”
意思是说，周天子所辖境内，分为若干“州”各州的官长叫做“牧”，也就是“方伯”，统管本“州”之内的若干诸侯国；
“方伯”之下，还设有“二伯”，不能称为“方伯”。当时，卫宣公是“方伯”之下、“二伯”之中的“伯”，既不是“方伯”，也不是“连率”。
那么，这里所谓“责卫伯”是不是还有别的意思呢？《诗序》又说“不修方伯连率之职”，而不仅仅说“不修‘伯’之职”，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以此表明一个道理：身在“方伯连率”之位的“官长”，“若诸侯有被侵罚者”，就必须“使其连属救之”，而不必一定指明究竟是“方伯”还是“连率”。
【3】礼乐征伐只为道，行道之人须贤德。有德然后能行道，虽然所居位有别。
《论语·季氏》中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既然“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那么，《旄丘》为何还要“责卫伯”呢？
因为“卫伯”在“方伯连率”之列，此是“天子”所定，而且是由“天子”赋予“征伐”之权。“天下有道”，则所任用的“方伯连率”会是“贤侯”。
“贤侯”的“征伐”，如果是出于私心私利，或者穷兵黩武，那么，就不足以称之为“贤侯”，当然其所为“征伐”也不足以称之为“征伐”。
以正道出师，而讨伐有罪，然后才可以称之为“征伐”。当“方伯连率”要“挟天子而令诸侯”、盗用“征伐”之名的时候，“方伯连率”就只是“诸侯”了。
在“上无天子”或“天下无道”的时候，意味着“天子”已经失去“天子之德”，失去“天子权势”，而且已经礼崩乐坏、风俗败坏；
在此情况下，诸侯之间必然尔虞我诈、明争暗斗，以大欺小、倚强凌弱，乃至灭人之国、夺人之地、杀戮频繁。怎么办呢？
这就需要“方伯连率”了。正常情况下，“方伯连率”维护天下和平、救助诸侯危难、保障各国安全；不正常的时候，则要恢复正常，亦即使“天下有道”。
可是，到了“上无天子，下无方伯”的时候，使“天下有道”的责任就需要有诸侯担当了；到了“天下无道”的时候，则“匹夫有责”了。
其实，贯通于各种情况之中的原则是，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由君子来担当起“道义”之责任，所不同的只是君子所居之位的不同。
卫宣公为何会被“责”？因为他“不修方伯连率之职”。为何不说他“不尽职”，却说“不修职”呢？因为不修身成德，则不可能担其应担的责任。
这里说“责卫伯”，所“责”的不是“卫国”，而是“卫国”的国君。卫康叔遵奉周公教训则国泰民安而成侯伯，无非是因为卫康叔重视修养自身之德；
卫宣公违背周公教训，虽然仍处侯伯之位，却因为无德无礼，而失信、失望于天下诸侯，愧对天子、愧对祖先、愧对庶民、愧对百姓。
《旄丘》固然是因为卫宣公身居“方伯连率”之位而不担当“方伯连率”之职责，但是，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卫宣公失去“侯伯”应有之德。
“礼乐征伐”之中，“礼乐”是“教化”而使“天下合道”之事，“征伐”是“行政”而使“天下有道”之事。因此，“礼乐征伐”都是为了“道”。
《春秋经》僖公元年之下，《左传》中有个说法：“凡侯伯，救患、分灾、讨罪，礼也。”也就是说，“侯伯”有“救助危患、分担灾难、讨伐罪国”之“礼”。
在此，“卫伯”不仅不为黎侯“救患、分灾、讨罪”，而且由于自身无德无礼，导致民风败坏了，导致“国将不国”了，别说是无“侯伯”之德，“国君”之德也已不存。
【4】唇亡齿寒貌似对，实则只是小人道。合纵连横貌似对，实则只能是霸道。
假如说卫宣公出兵帮助黎侯复国，是不是就不应该受责难了呢？如果不是为了维护道义、正义，就仍然应该在受责难之列，只是罪名不同了而已。
有人说过，黎国和卫国是邻邦，狄人侵占了黎国，如果卫宣公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就应该帮助黎国驱逐狄人。
这种说法，是从利害得失来考虑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说，假如黎国被狄人侵占而有利于卫国，卫国就应该帮助狄人。
这种说法，与“有奶便是娘”、“成王败寇”、“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之说没什么区别，是“小人之道”，而不是“君子之道”。
在“天下无道”的社会，这种从个人利害得失来决定自身行为的做法会普遍存在，而且是能得到广泛的赞同，然而其危害之深广是难以预料的。
须知，“方伯连率”的设置，以及一切政令、制度、法律的规定，都应该是维护道义、主持正义的，落实在现实之中，就是使国泰民安、天下太平。
卫宣公之所以有庇护、援助黎侯的责任，是因为当初“卫伯”早已受命而居“方伯连率”之位，也是因为黎国被狄人侵占，庇护、援助黎侯则是维护正义。
再者，如果是为了达到私人欲望而“挟天子令诸侯”、盗用“征伐”之名，不是“方伯连率”却“合纵连横”，那么，便是“霸道”之举，违背儒学之道。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合纵连横”相当于把“一对一”的交战，变成“一群对一群”的交战，甚至变成“世界大战”；
因为“合纵连横”，是凭借自身的“强大”去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不同的只是要战胜对方还是要抵御侵略，所造成的灾难更加严重而且普遍。
在“天下无道”的社会里，这种“弱肉强食”、“强强联合”的主张和做法，会普遍存在，而且是能得到广泛的赞同，然而其危害之深广是难以预料的。
为何会出现以上所说的两种情况？因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君子之道的践履需要修养，而小人之道恰恰是因为没有修养，所以在遇到外事外物时“心役于物”。
其解决之道，就在于通过“教化”、“政令”而使“天下有道”，进而达到“天下合道”，如果不这样，就只能任凭世人、家国像海上的树叶一样沉浮不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