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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子曰:“道不行,乘(音成)桴(音扶)浮於海,从我者,其由与【同欤】?”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音浩)勇过我,无所取材。”
【1】“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此是固然。是否有志“弘道”在于己,道是否能行于天下不在于己。夫子在鲁,以至于周游列国,无不是弘道之举;鲁国以及列国无愿真诚且坚定遵道而行之贤君,是以终究“道不行”。夫子未尝片刻不“弘道”。
圣贤君子“知进知退”、“与时偕行”,而不强行。夫子所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是“倘若道不能行于各诸侯国,或许坐竹筏而漂泊到四海之外”。夫子订《春秋》,托鲁国为践行王道之国,欲鲁君行王道也;鲁君不欲行之,而后夫子离鲁,但终生未曾离开中华大地。
孟子曰:“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夫子不得已而去鲁,迟迟而行;夫子归鲁,速速而行。夫子行道之心则一,来去不同者,人之真情也。天理与人情,由此贯通。
中华大地,古人称之为“四海之内”,由此而言,“四海”为中华大地与外方之交界处。或以为确指渤海、东夷,可谓胶柱鼓瑟矣。夫子既未必“浮于海”,又岂能准确说出去某地耶?盖夫子所言,不在于“浮于海”,而在于“从我者,其由与?”
宋人陈祥道先生曰:“鼓方叔入于河,播鼗(音淘)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音庆)襄入于海,范蠡(音离)之泛湖,管宁之浮海,亦‘乗桴’之意也。”自身不能学道、遵道、得道,不足以行道;道可行而不行,非仁;道不可行而强行,非智。
人之于世,有身,有家,有国,有天下。不为身、家、国、天下而局限,是天理之公也;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是人之真情也。生在人间,弃真情而不顾,舍身家国天下之责任,而贪求极乐世界、羽化升仙,非儒学之道也。
道无国界,各国无不可遵道而行;人有国界,各国之人宜其素位而行。道一,而应世必生分别,若太极之有六十四卦也。东方儒释道,此外之耶伊,无不本于善而立教,但因所教之人不同而其法有异耳。天下大同,同于道也。人性本善,各教或启其善而成之,或易其恶而向善。
【2】夫子何以许子路能从之而“浮于海”?钱穆先生曰:“海上风波险恶,岂可乘桴长游,孔子之言,盖叹吾道之不行,即所谓‘欲济无舟楫’也。子路勇决,故谓其能从己,此亦假托之微辞耳。”此谓但因子路之“勇决”而然。
前一章记夫子赞许漆雕开“吾斯之未能信”,与此章相联系而言,子路恰与漆雕开不同。子路之“勇决”,正是体现于其自信而果决,然而有思虑欠周之不足,故夫子尝告之以“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是故,子路之“勇决”,既是其长,亦是其短。
“子路闻之喜”,是子路闻夫子独许其从之,因此而沾沾自喜,但不知夫子之叹,乃是“伤天下之无贤君”,非真欲“浮于海”也。设若鲁君能行王道,何至于周游列国?设若各诸侯之中有一能行王道者,何须“乘桴浮于海”?
江希张先生曰:“夫子环游列国,道总是不能行,各国的战杀如故,诸侯的残横如故,人民的痛苦如故,世道的坠落如故,且有越流越下、不可救药的样子。凡世上的事,无一不刺目伤心,不忍见、不忍听,虽抱悲天悯人的怀,而无可如何,所以慨然有奋身海外的意思。”
子路若知夫子之叹伤,则不至于沾沾自喜;子路沾沾自喜,以为夫子喜其有勇而誉之也。闻誉则喜,人之常情,未可指责,然而,君子如此则易于因毁誉而迁移其心。是故,夫子谓子路“好勇过我”,此言微妙,不可不察也。
《大学》之言曰:“身有所忿懥(音致),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由此而言,子路因遇穷而生“忿懥”,而生“忧患”之心,是“不得其正”;“好勇”则无“恐惧”;闻誉而喜,是“不得其正”。
所谓“好勇过我”,犹如“好勇过中”;“好勇过中”,则近于“狂狷(音捐)”。夫子曰:“过犹不及也。”又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是故,夫子之言“好勇过我”,盖点明子路之症结,而勉之归于“中正”也。
陈祥道先生曰:“‘好勇过我,无所取材’,以其能勇而不能怯,非所以为成材也。”夫子之“浮于海”者,迫不得已之叹也。子路勇于从夫子“浮于海”,错会夫子之意矣;能“勇于敢”,而不能“勇于不敢”,是“子路之强”,而非“强哉矫”矣。
闻誉则喜,则不得中正;错会夫子之意,则虽学道而不能得道;能勇而不能怯,则无法成就君子之材。“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在人为仁义,在地为刚柔,在天为阴阳。若勇于“浮于海”,则不至于成仁;若勇于强行道,则不至于成义。故曰“无所取材”。
5.7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於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孟武伯,姓仲孙,名彘(音致),谥“武”,鲁大夫孟懿子之子。其所问者,皆含有子路(讳由)、冉有(讳求)、公西华(讳赤)三子之“仁”与“材”如何之意。故夫子由其“仁”与“材”而答之。然则,夫子何以谓之“不之其仁”耶?
夫子谓颜渊(讳回)“其心三月不违仁”,谓冉仲弓(讳雍)“可使南面”,以二人已得“圣人之具体”,皆可谓成德之“君子”矣,故可以“仁”许之。而子路、子有、子华者,得圣人之一体,能遵君子之道而行,在修其德而尚为足以成其德,故不可以“仁”许之。
颜子、仲弓,夫子知其“仁”矣,亦不轻许其“已仁”,盖如曾子所言“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未至于终身,则不轻许也。三子既能“志于仁”矣,而尚未足以“成仁”,故不得谓之“不仁”,而以“不知其仁”作答也。
夫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是故,三子既“志于仁”且在修养扩充之,则其“材”可用也。有德,而后其“材”可用。三子虽未足以成德,却已有德,故用其“材”可矣。倘若无德,则其“材”或许并非无用,然而只能做“柴薪”之用而已。
“材”各不同,故其用亦不同。用其所长而避其所短则有益,苟用之不当则有损。如子路之“材”,用以治大国之兵赋则可,用其“好勇”则非;如子有之“材”,用以为大夫之主管则可,用以为君主则非;如子华之“材”,用以在朝廷应对宾客则可,用以治兵赋、主管则非。
人之修身,不务正其心,而惟务才能技艺,则是自误。人之用人,不顾其德,而“唯才是举”,其误一也;不能用其所长而避其所短,其误二也。自误者,不足以谓之修身,或有误入歧途之患;误用其人者,既损伤所用之人,亦难免有祸国殃民之患。
5.8子谓子贡曰:“女【同汝】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音欲)女【同汝】弗如也。”
夫子所问之意,貌似使子贡自己比较与颜子之高下,若确实如此理解,恐是误解夫子之意。若以为夫子以此推重颜子而贬低子贡,则误解更深。夫子之意,盖使子贡自知其不足,更能知君子如何修养以趋于圣贤之正道。夫子之勉子贡,何尝不是勉吾侪也?
若论聪明才智,颜子与子贡可谓不相上下,然而,子贡不敢仰望颜子,此非子贡之谦逊,亦非虚言。所当思考者在于,何以颜子可以“闻一以知十”,何以子贡只能“闻一以知二”。若谓颜子与子贡之智有所不同,则可谓会错意。
所谓“闻一以知十”,是既“学”而能“觉”,既“觉”而能“悟”,既“悟”而能“通”矣。“学”而未至于“觉”,不能言“悟”;“觉”而未至于“悟”,不足以通“圣”。真一道子先生曰:“有学习,有学问,有学行。”
“学习”以能“觉”,“学问”以能“悟”,“学行”以能“圣”。陈祥道先生曰:“盖道之所在,有方有隅,有上有下。闻一知十者,知方而已,此颜回所以下于圣人;闻一知二,则不过‘告往知来’而已,此赐所以下于回也。”
颜子“闻一知十”,则既“悟”而能“通”矣,可谓“心正”而“见性”矣。子贡“闻一知二”,则既“觉”而能“悟”矣,可谓“意诚”而“心正”矣,换言之,因为能“见性”,所以能“闻一知十”,所知在于由其性也;能“心正”,所以能“闻一知二”,所知在于学问也。
夫子谓子贡之不如颜子,且进而再言“吾与女弗如”,若子贡止步于“不如”,则终无“悟通”之日矣。惟有由“心正”进而能“见性”,然后能趋于贤圣。既知己之不足,又知前行之正道,则可以渐进而上矣。自止则止于此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