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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
季文子，以“季孙”为氏，名“父（音斧）”，谥“文”，鲁国之大夫。“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当是时人之所广知广誉者。《中庸》尝言“慎思之”，俗话亦曰“人当三思而后行”，如此说来，人之遇事，不应不思，然而，夫子何以有“再斯可矣”之言耶？
人之学习经典，不可不思。所思者，在于经典之意，以免有所误解，以求理解圣贤之心。如若不思，则所学只如镜中之影，物我仍然两分；惟有思而使所学与己心合一，方可谓之“自得之”。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何以思之可“再”，而不可“三”耶？此是从遇事而言。一旦遇事，人们当时所发之心，往往就是本心，故而本无不善；“再思”之时，所思乃是应对其事之法；如果“三思”，则私心掺杂，而陷入私人利害，反而有害于义矣。
一个人，若至于“三思”，则难免畏首畏尾、患得患失。人有“趋吉避凶”之心，此是自然，但是，常人往往以为得利则吉、失利则凶，而不知合道方吉、背道则凶。是故，一旦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则已陷入小人之道，而违背圣贤君子之道。
《周易·系辞传》曰：“天下何思何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唯有修心养性而至于尽性，然后可以遇事而“无思无虑”，可以“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则心机动矣。在史实之中，鲁宣公篡位而自立，季文子不仅未去讨贼，反而为其担任使者，至齐国而为鲁宣公行贿赂之事。季文子何以未去讨贼？何以竟然为篡位之君为使者？当是因其“三思”而为私人利害所左右之结果。
孟子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遇事之时，人对善恶是非之判断，由乎其“是非之心”，亦即“良知”；“再思”则由此心而思行事之法；“三思”则因私人利害得失而容易违背其“是非之心”矣。
5.20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同智】；邦无道，则愚。其知【同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宁武子，姓宁（音佞），名俞，谥武，卫国之大夫。“宁武子”之所谓“邦有道则知”，是何意也？“邦有道”之时，未必邦国之政教尽合于道，却能有意于遵道而行。当此之时，一言之善则可兴邦。宁武子于此时，则能进善言正道，此其所谓“智”也。
所谓“邦无道，则愚”又是何意？当此之时，邦国之政教背道而驰矣，其君不能信贤而从善，是故，虽有善言而难以进于君主；当权之智巧之士多深深逃避而不肯行之事，宁武子却能肯行，犹如愚蠢之人。然而，世俗之所谓“愚”，却正是君子之所谓“智”，即“大智若愚”。
陈祥道先生曰：“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而已；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亦如矢’而已；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懐’而已；子游曰：‘吾友张也，为难能也’；曽子曰：‘孟庄子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为难能也’。”
又曰：“然则‘不可及’者，其‘难能’之谓欤？顔子之‘如愚’、宁武子之‘愚’，有以异乎？曰‘如愚’可也，‘不可及’不可也。‘不可及’，非中道也，此顔、宁之‘愚’所以不同。”是故，宁武子之“愚”虽可取，却未至于“智”；惟颜子之“愚”是“大智”。
宁武子之“愚”，谓其于“邦无道”之时，能如《周易·坤卦》“六四”爻辞所说“括囊，无咎”，或曰能守住本心本性、“沉晦免患”、不弃其君国而已，不过，此亦可谓难能可贵者。若未能至于“心正”、“尽性”，则虽非世俗之所谓“愚”，亦非经典之所谓“智”也。
5.21子在陈，曰：“归与【同欤】！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音匪）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夫子在陈国，是周游列国之时也。夫子周游列国，是为行道，然而，各国之诸侯迷惑于诸子百家之说，竟无一能真诚遵道而行“王道”者。夫子眼见天下无道，战火连绵、黎民涂炭，不安于心，因此而不舍行道之心。此“心”出于“性”，而非受外事外物所牵。
既然列国未有能行道之君，则不必周游，故有“归与”之言。“归”者，返回鲁国之谓也。首先，行道于外，而守道在己，身居何地并非关键；其次，鲁国乃是夫子父母之邦，是故，夫子返鲁，既是归国，亦是回家。再次，夫子返鲁，传道于弟子，待未来而有道可行之时。
连言“归与”，是夫子之意已决。“吾党之小子”，谓夫子在鲁国之门人。“狂”者，谓勇于行道；“简”者，谓尚未有行道之全部德能。勇于行道则可嘉可信，未得行道之全部德能则须教导而修行。“斐然成章”，谓已经礼义昭彰，有可观者。
此所谓“狂简”，并非仅指“狂者”，亦包含“狷（音娟）者”。“狂者”勇于有所为，“狷者”则有所不为。两者皆未臻于“大中至正”，是故，必由夫子教导、裁节而后能至于“大中至正”。如果“门人”已是“狂狷”而“斐然成章”，则不应止步于此。
行道，非可强行者也。《易》曰：“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夫子之门人“不知所以裁之”，即门人尚未能尽知进退存亡之道也。所谓“裁”，犹如“剪裁”，“过”者节之，“不及”者弥补之，由此而使之无不合乎“进退存亡之道”。
道不可行而强行，谓之“过”，“过”则伤及其身而无济于事；道可行而不行，谓之“不及”，“不及”则可谓舍弃己身之责。夫子周游列国，是欲行道也；夫子归鲁授徒，亦欲行道也。夫子之行道，时之可行则行；时之不行则止也，既非强求，亦非不求也。
5.22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音饿），怨是用希【同稀】。”
伯夷与叔齐，乃是商朝末年孤竹国国君之二子，其父殁（音莫）后，二人皆不贪权位，彼此互让，皆至周国，依附与西伯侯。周朝起兵伐纣而代商之后，既不反周，亦不归周，只是“义不食周粟”，即不食用周朝之粮食，而至于双爽饿死于首阳山。
然而，此章所言，非指以上所言之事，当是指孟子所言之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音美，污染之义）焉。”此谓二人守其清，亦不与任何恶人为伍，唯恐有所污染。当恶人改悔，则二人又不计其前之恶，即“不念旧恶”。
“怨是用希”，意谓人之怨恨因此而减轻、减少。伯夷与叔齐，非为担心他人之怨恨而如此，只是心正而不偏。心不在名利权位，则不为得失而心不正；心止于仁，则遇恶者而守清、其人改恶则“不念旧恶”。不于恶人并立，可谓“不藏怒”；“不念旧恶”，可谓“不宿怨”。
“怨是用希”，是伯夷与叔齐用心之效果，非二人之所求。修身者之所当学，在于《大学》所谓“止、定、静、安、虑、得”，在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由此再进而学习《中庸》而“养性”、学习《易经》以“得道”。仅从“不念旧恶”或“人而无怨”入手则难及于此。
